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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四十九
我的大学
吴长厚
原抚顺一高中二年级一班学生。1966年9月到新疆，1967年3月返校。1968年9月下乡到北镇县青堆子公社前陆大队四小队，共6年3个月。其间在陆家中学当民办教师4年多。1974年末“单调”回城，进抚顺钢厂，当过炼钢工人，当过厂办中学教师；在劳动人事处等五个部门主持管理工作，曾任副总经济师。
考入高中是我迈入成年的第一步。我的初中学校是抚顺市第十二中学，我是当届的校学生会主席。1964年，我以全市第三名的高分考入了抚顺一高中。开学前，我参加了学生干部培训班。8月16日，我到一高中报到。一进校门，我就被静谧庄重、科学严谨的氛围所浸润，我的心情由兴高采烈升至兴致勃勃进而豪情满怀。因为，我十分向往的学习生活开始了。等到班主任公布学生干部名单时，我那一直放松的心却倏地紧缩了一下——噢，我什么干部都没当上，一丝失落感在我心里悄然划过。我知道，家庭出身不好是我当不上学生干部的唯一原因。此时，我的理智在“勉励”自己：学生干部，我可以不当；但是“好学生”，我一定要当；我还要考上一所“好大学”，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好人”。这实际上成为我在一高中读书时的座右铭。
我觉得，仅仅用“省重点高中”几个字为当年对抚顺一高中的定位显然是不够的，至少还应冠以南开中学、湖南第一师范等曾经加冕过的“模范学校”等名号。这是因为，一高中的学习生活健康活泼，科学严谨，紧张有序；一高中的教学方法高屋建瓴，鞭辟入里，启迪智慧；一高中的学生，英才荟萃，以报效祖国为己任，手不释卷，挥斥方遒。总之，方方面面都是模范。
能在一高中读书是我人生之大幸。在一高中，我的各科学习成绩都有了大踏步长进。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还有俄语，都学得饶有兴致，不忍释手，且了然于心。我在老师的指导下，以课内知识为津梁，阅读了不少课外书。例如，苏联的七、八、九年级数学、物理、化学习题集，《文史哲》等刊物，王力的《古代汉语》，黎锦熙的《现代汉语》，还有《形式逻辑》、《语法与修辞》，郭沫若的《考古二三事》、《李白与杜甫》，以及《运动学》、《动力学》、《比重与密度》、《牛顿三定律》、《电子数与化学键》、《聚变与裂变》等。课内课外知识融会贯通，铢积寸累，无疑增加了各科基础知识的深度和广度。
一高中是我成长的沃土膏壤。一高中的老师是我成才的引路人。至今我还能逐一列举给我上过课的老师的名字：俄语课老师高德维，语文课老师魏丽、高士毅，立体几何课老师高兴豪，代数课老师李庆林、李宪根，数学课老师张绍文，化学课老师王宗久、黄德贵、刘则昭，物理课老师谢一平，体育课老师冯成栋、李鸿儒。对这些老师是不能套用“认真备课，耐心辅导”等常用语来评价的。因为，这些老师在“传道授业解惑”、表述形象思维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把归纳与分析、推理与反证、内涵与外延等逻辑思维运用到具体题例中，以回答知识本身以外的问题。例如，这个问题为什么会产生，为什么用这个方法解答，在实际生产生活中能否应用，如何变通应用，能否举一反三，能否触类旁通，等等。这与当今的唯高考马首是瞻的教学标准是大相径庭的。
除了课堂学习，我们还自发地开辟了“第二课堂”。同学们都是全市各校初中毕业生中的“尖子生”，考入一高中即同列于河汾门下。同学圈内相互交流，相互切磋，相互启发，相互提掖。由此“搭建”的第二课堂生动活泼，收到了辨明正误、拾遗补缺、教学相长的效果。
1966年6月，“文革”风暴骤然袭来。学风醇厚的一高中也不得不把课程停下来，“闹”起革命了。今天，人们一提起“文革”，几乎都会认为，“文革”就是斗批改，就是打砸抢、两派武斗。其实也不尽然，一高中就是一个“例外”。譬如，一高中开过针对校领导的“批判会”，但没开过“批斗会”；一高中的老师大部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但是他们却没有受到牛鬼蛇神的“待遇”；一高中的校园校舍，内外完好，没有遭到“打砸抢”；一高中的红卫兵组织也不止一个，但是从未发生过“派性斗争”。在一高中，人们能看到的，是文笔精彩的大批判稿，是近乎书法作品的大字报；是自编自导自演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红卫兵演出队；是用手工钢板刻印的《革命歌曲汇编》，自刻自印的毛泽东头像版画。人们能听到的，是在教室、寝室楼顶阳台上响起的悠扬的琴声和歌声；甚至还会发现，端坐在走廊楼梯拐角台阶上埋头读书的少男少女的身影。学识与理智，学识与文明，从来都是相通的。在茫茫无际的戈壁滩上也会存有一点绿洲。在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红卫兵运动甚嚣尘上的时候，一高中的学生却彰显出由一高中陶冶熔铸而成的高度的文明素养。这种一高中学生独有的特质，在“文革”那个“人妖颠倒是非淆”的年代里，是难得一见的。几十年来，我一直将一高中的治学理念和校园文化奉为圭臬，以资慰藉，以资自豪。
我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不能加入红卫兵组织，很少参加什么活动，是个“逍遥派”，由自己支配的时间就很充裕。我当然不会让宝贵的时间白白溜走。我学拉二胡，学乐理，什么五线谱、调式学、和声与和弦，都是自学，不成体系。我练举重，自己做的土杠铃，每天定时练两个小时，力气和肌肉一起涨，经常和别人比三角肌、胸大肌，可惜没能坚持下去。更多的时间是看书，为此托人求人，四处去借。我读了十几部长篇小说。至今我还能记得书名的是：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描写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激进青年的小说《牛虻》，苏联革命青年偶像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杨沫的《青春之歌》，冯德英的《苦菜花》，梁斌的《红旗谱》，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曲波的《林海雪原》，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刘流的《烈火金刚》，冯志的《敌后武工队》，等等，几乎都是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在“文革”运动中，我一直游离于主流之外。觉得自己好像是找不到家的“弃儿”。我一直在苦苦寻找皈依革命主流的路径。我以为，读这些小说，以书中的革命者为榜样要求自己，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打造一个新的“我”，不失为一条自我革命的道路。那时候，我确实很认真地思索过革命，思索过人生。只不过现在看起来的确有些概念化，有些简单幼稚，到头来还是“迷茫”。
除了小说，我还读了许多杂书。那时的书全是东凑西借弄来的，内容各异，故曰杂书。至今我还能记得的有：鲁迅的多篇杂文、短篇小说，曹禺的剧本《雷雨》，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秦牧的散文集《艺海拾贝》，贺敬之的《雷锋之歌》，郭小川的诗歌《团泊洼的秋天》、《祝酒歌》、《望星空》，上海发行的月刊《哲学与辩证法》，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史书；《金陵春梦》、《我的前半生》等传记体小说；此外还读过《史记》、《古文观止》、《古书典籍辞典》、《十万个为什么》、《法学辞典》，还有许多科普读物等。此期间，还用了较多时间学习古代汉语的字词和语法，知道了常见的古今实词词义的异同，确认了古代汉语中虚词的作用，基本掌握了古代汉语的造句形式，如使动用法、意动用法、名词作状语、承前省、蒙后省、谓宾前置等。这些都为我后来当语文教师打下了基础。
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始终坚信：不管“知识无用论”的论调何时绝响；不管文化大革命延宕何日；知识永远是绝对有用的，是终究会派上用场的。在长达几年的停课闹革命过程中，我们始终没有把书本彻底放下，私下里的读书自学，既是课堂学习的深化和扩展，又是新知识的增长点。
经过四年的读书学习，我们尽情地吸纳了中国文化的珍馐佳肴，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知识功底，洗练了灵魂，养育了情怀。我认为，以上这些自学成果，无论哪一个大学科系都不能统统包容。几十年的工作实践证明，我和大部分同学一样，都是通过自学掌握了上大学才能学到的专业知识（此说不包括极少数有幸考入大学的同学），都能够很快胜任各自面临的专业技术工作，几乎个个都是所在行业、单位的不可或缺的骨干，其中不乏高工、高教、高管、高官和专家学者。可以自豪地说，一高中学生的文化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绝不在那些正规大学毕业生之下。
我很不幸，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跨出一高校门后，我当过中学老师，当过大企业的中高级管理者。严格地说，这些职务的任职资格，几乎都需要大学本科学历。在两段共七年的教师生涯中，我大部分时间教语文，也教过中学数学、物理、化学、音乐、体育。实践证明，我凭着高中的基础知识功底，再加上偶尔翻翻教学参考书，就能够满足当时的教学需要，而且与他人相比略高一格。在长达20年的企业管理生涯中，我主持过大型国企中五个部门的管理工作，担任过经济研究所所长，任《抚钢经济》主编，为冶金部撰写了《中国冶金企业管理现代化纲要》，起草或制定了各种方案、计划、规划和大型报告，其中广泛涉及了科研、技术改造、生产技术革新、检测技术升级和管理手段升级等技术问题，都有相当的技术含量。在一个大型特殊钢企业里，涉及的技术专业有几百个种类，但是它们的基础知识却是共同的，这一点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我在实践中遇到什么学什么，虚心求教，翻书自学，满足了工作需要，最终还是入了门儿。
一高中学生群体是一个高素质群体。没考大学，只靠勤奋自学而成才成名的，比比皆是。恢复高考后，有相当数量的一高中校友，没费多大劲就考上了大学，而且他们的名字往往位居所在地的榜首。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辽宁考区冒出来一位凭着高中学历直接考入研究生的稀世之才——他就是抚顺一高中67届5班的田文昌。恢复高考后，从农村回城的田文昌直接考取了西北政法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现在是学者型大律师，中国法学界的领军人物，被誉为国之重器、正义化身，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做出了特殊贡献。
写到这里，该收尾了。我想了许久，用动情的笔触写下了本文的结语：
一高中情结是美好的，她已化为我心中的甜蜜蕴藉；一高中好似一座丰碑，矗立在我心间；一高中是萌生人才的净土，一高中是我心中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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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4 20:26:47
楼主
发表于 2016-4-5 08:35: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