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

老三届之醒狮

衷心感谢版主的深切理解和准确点评。当年的《军垦战歌》风靡全国，支边青年成为军垦战士的事迹激励着文革时期的已经停课闹革命的青年学生，他们选定了新疆兵团作为投身革命的起点，而且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涌流，倾泻到新疆兵团农六师，农七师，农八师的场（厂）点。我认为我有责任把这段已经被人们忘记的历史写出来。所以，我万分感谢《中国知青网》，感谢龙行超版主把我的回忆录登出来，了了我的心愿。再致谢意。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五十二

赴边之旅（三）

吴长厚

（八）
到天山厂不久，我们就有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组织名称叫“红先锋”，是在傅佩璋首倡下成立的，这个名也是他想出来的。当时，我就感觉到，成立“红先锋”，可能是应景之举。其真正目的是向外界表明，我们虽然离开了学校，但是我们的革命理想没变，仍然坚守着红卫兵的革命精神。说白了，就是一旦有人说我们是“文革”的“逃兵”，那就把“红先锋”这个“挡箭牌”亮出来，挡他一阵子。我觉得，傅佩璋的用意就在这里。而且能看出来，傅佩璋也确实为之动了心机。他在会上，神情自然、用词严谨，讲了一番大道理，丝毫未露什么弦外之音。傅佩璋遇大事能对策在胸、面如平湖，足见其韬光养晦之心智，足见其良苦之用心，令人感慨，令人佩服。“红先锋”成立后，为了应景，先是搞了两次学习会，读读报纸，没什么可说的，就散会了。这显然不够量，怎么办？——排练文艺节目，给全厂演出。这是个好选择，而且大家都有了用武之地。写词的，编曲的，练报幕的，干得都很精彩。因而演出效果也很好，很受欢迎。特别是我们自编自导的《装车班之歌》，贴近实际，风趣活泼，在全厂颇有反响。
那个时期，我觉得，我们过的就是革命战士的集体生活，我们过的就是充满阳光的好日子。每月发津贴46元，除了伙食费还有零花钱。食堂的伙食要比一高中的食堂好很多。更重要的是，没有遇到政治类烦恼，好像进了解放军军营成了革命战士似的，觉得自己挺精神。那段时间里，我曾写过一首小诗，意在抒发革命战士才有的战斗豪情：“眼望奥拉峰，心想刘海英。同在农六师，为何她英雄。”（注：刘海英是农六师的支边青年，在一次抢险中英勇牺牲）
（九）
大约从第四个月开始，氯化碱产量逐渐减少，一天装一次车皮，有时两天装一次。看样子，产品结构可能有变化。果不其然，厂部决定上新产品——二硝基氯化苯。并且只把我们九个人内定为将来的技术骨干，参加技术培训（即前面提到的高技术岗位）。厂部只派了一个技术员给我们当头儿。他叫苏开第，陕西西安人，三十五、六岁，中专文化，是那里的“大知识分子”，很健谈，对我们很友好。天山厂把关系到未来发展的核心技术交给我们，足见其对我们的认可和重视。培训工程师是从青岛染料厂请来的，一个是王工，一个是李师傅。王工高而瘦，戴眼镜，知识分子模样；李师傅矮胖，满脸笑容，穿着工作服，老工人模样。那时候，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李师傅是头儿，王工得听他的。王工技术水平高，讲课也讲得清楚明白。培训从二硝基氯化苯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讲起，然后逐步深入。重点是二硝基氯化苯的制取，也就是实验室制法。在化验室里，王工边讲边操作，两遍后让我们操作。我们真切地看到了二硝基氯化苯的生成过程。原以为到这儿培训就该结束了，其实并没结束，接着讲的是二硝基氯化苯的转换和硫化青的生成。到这儿，我们才明白了，二硝基氯化苯只是中间产品，而加入某种溶剂再用催化法就可以把二硝基氯化苯转化为硫化青，硫化青才是最终产品（硫化青，又叫硫化黑，是一种染料，广泛用于纺织业）。
培训结束后，又给我们做了结业考试，然后王工二人回青岛了。苏开第跟我们说，下个月王工二人还来指导试生产。可叹的是，这些生活在戈壁滩“孤城”里的人们，哪里知道针对兵团的“三不准”规定（不准串联、不准贴大字报、不准揪斗当权派）早已被乌鲁木齐市里的造反派冲破。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已在乌鲁木齐蓄势聚集，当它北上肆虐的时候，天山厂必是目标之一。还谈什么试生产？其实，“文革”对生产的影响已经严重凸显，氯化碱减产以至全面停产，是因为上游原料厂大搞“斗批改”，停产了，不供料了；导致天山厂长时间没有原料，不得不停产。
从第四个月开始，我们的工作量一天比一天少，直至为零。我们的情绪也随之低落。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我们这儿却冷冷清清，无所作为，这怎么行呢？
（十）
虽然氯化碱停产了，大多数人休息了，但是还有十几个人搞设备检修，这显示着这个机构还在勉强地运转着。可是没过多久，天山厂突遭劫难。大约是第四个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来了一伙造反派，围攻杨团长和陆政委及他们的家属，并打伤了警卫人员。至于那伙造反派从哪儿来的，深夜围攻杨、陆是何性质，都不得而知。第二天，杨团长和陆政委带着家属躲了出去。又隔了一天，有人在厂办公室墙上贴出了大标语：“打倒陆、杨、王、曹”，王、曹，指的是两个主任。还有人揪斗王、曹，说他俩是保皇派。仅仅几天，形势就急转直下，领导班子瘫痪了，全厂也就乱了。几天后，杨团长和陆政委回来了，也没能把这个乱局有效地扭转过来。
厂子乱了，必然有人跳出来，出头露面的人突然多了起来。有人私下里告诉我们，这个,是监狱里出来的;那个,是教养过的;那个,是劳改释放的;一口气儿点出来五六个。啊！这教我们惊愕万分，兵团里也有这种人？他们也叫军垦战士吗？
再回头想一想，几个月来没见到开大会，没听到团长政委讲话，群众对当前形势一无所知。一个团级单位竟被一伙“草寇”打乱了阵脚，且一蹶不振，可见其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与内地比是有差异的。
但是，那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却强于内地，很是“好斗”。在技术培训期间，我从苏开第嘴里，听到了针对我们这伙人的“另类”评论：抚顺的支边青年都是自己跑出来的，他们家庭都有问题。显然，这些话是从厂机关传出来的。听后，我内心愕然，表面却装得很平静，只淡淡地笑了笑。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潜在的问题，迟早都可能发酵。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五十三

赴边之旅（四）

吴长厚

（十一）
这些疑问、惶惑，我不敢再往下多想。罩在生产建设兵团头上的耀眼光环，在我们眼里，渐渐失去了光泽。我们万里迢迢，离家远行，为的是参加革命队伍成为革命战士。然而，亲身经历的现实与理想的世界相差太远。——我们失望了。未经社会历练的我们——把年轻幼稚的自己——愚弄了。我们的选择是对是错，我们的判断准不准确，下一步我们将何去何从，这些尖锐的问题摆在面前。
眼看着1967年元旦、春节快到了。“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长这么大，头一次感受到这一诗句的切切之情。离家三个多月了，都有些想家了。那时的通信不发达，发封信得走两个星期，长途电话花钱多还听不清楚。我们在新疆，父母在家里，两头惦念，互不放心。特别是张爱琴，本来和奶奶爷爷一起生活，现今分开三个多月了，二位老人能受得了吗？张爱琴为此哭过。她的哭，撕扯着大家的心，平日里掩藏在心底的思念之情涌上了心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的，有；眼泪控制不住滚了下来的，也有。那个场面，至今仍记忆犹新。这种亲情的感召力，条缕清晰地叩击着我们的心。请假回家探亲？还是一走了之？还是继续在这干？几种答案也都摆在我们面前。
紧接着来的是一个大冲击波。新疆军区对外发布命令，要求兵团各单位不得擅自接收内地来疆串联的红卫兵，更不得安排工作。这一消息给我们带来的是不小的“震动”，不过我们没太在乎，因为我们“已经”是兵团人了。1967年3月份“复课闹革命”的消息传来，给我们带来的是极大的“震动”。因为，那是“最高指示”。大家不能再犹豫了，决定“回家”，“得回家看看”，“回家以后再说下一步”。
其实，春节前就走了第一拨，以后陆续走了几拨。我是最后一个走的，那时已经到了三月下旬了。先走的同学临走时都跟我话别，有的婉转地表示不想再返回来了；有的说，回去看看再说吧；也有的说，回家看看就回来，只不过语气不那么坚定。
（十二）
我的想法和大家不大相同。我想在新疆再继续呆一段时间，目的是再观察观察，如果天山厂对我们这伙人有挽留的意思，那么我就在新疆扎根，不回抚顺了。那个时候，我这样“黑五类”出身的人，在哪儿都得受歧视，到哪儿也吃不到好果子；如果兵团收留我，那么兵团就是我的安身立命之处。再者，还有一两个同学曾对我表示过，“回家看看然后就返回来”，也就是说，可能还有同伴和我一起留在新疆——我并不孤单。总之，我好像还抱着那么一丝希望。
可悲的是，我又犯了“痴呆症”。同学们分批回家，从头至尾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而且这种举动反响也不小，天山厂竟然装聋作哑，毫无反应，没有一个干部出面挽留我们，哪怕是找我们问问情况呢，也一次没有。我一个人在空旷的大房子里，等待转机，等了十几天，我终于“等明白”了——天山厂不会挽留我们，当然更不会挽留我。此时，我想起了傅佩璋曾经跟我说过，那个曹主任在看我的登记表时，“又摇头又叹气”。傅的话，当时我没太在意。现在我明白了，他可能是在暗示我：厂方没看好你。此时，我又联想起，苏开第曾经跟我说过的“私话”。我揣摩，他很可能也是给我一个暗示：厂方没看好你们。我明确地觉察到“前因”与“后果”之间的密切联系。我心里曾经有过的一丝希望已化成丝丝凉意。想到这儿，我“更明白”了。这正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我希望看到的，我没有看到。我从来没有尝到受眷顾的滋味，在这里仍然没有尝到。在这里，任何人都找不到现代的“乌托邦”，更谈不到什么“自我救赎”。曾经有过的许多幻想都在一一破灭。既如此，我还傻呆在这里吗？显然不能。我，也——得——回家——了！
1967年3月28日上午，风雪过后的乌鲁木齐火车站冷风习习。我夹在人群中，挤上了东行的列车——孤独的我，怀揣着一颗孤独的心，踏上了漫长的回乡路。

后记
四十八年前的赴边之旅，是我一生中重要而珍贵的一节记忆。时光的流逝，仅仅带走了记忆里的细枝末节。那次大行动的主要过程，至今仍然刻在我的脑子里，因之成全了我的《赴边之旅》。我愿意把它送给一起去新疆的潘黎棠、李毅民、白珊、傅佩璋、谢忠、吴朝、张爱琴、何群、徐庆明、张铁华、时竹春等同学，以此表达我对他们的敬意。
我没有能力对那个时期发生的事情做什么评论，我只想还原真实的历史事实。那一段经历，其实就是一折悲剧。今天想起来，仍是百感交集，五味杂陈。但是，悲剧也有积极的价值，因为它反证了历史的大趋势。“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大潮裹挟之下，几乎没有人能够抗拒历史潮流的滚滚东流。任何旨在去掉家庭出身标签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不仅家庭出身不能改变，人生道路也不能自己选择，不管你走到哪里，即使你走到遥远的边疆，那个贴在脑门上的阶级标签，也注定是揭不掉的。幸运的是，胡耀邦、邓小平拨乱反正，重启国运，才给我的命运带来了沧桑之变。从此，我有了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环境和条件；有了敢作敢为的个人平台，我也确实为国家做了许多事情，自己也获得了许多成绩。

改革开放后，兵团成建制划归国务院农垦部，与军区脱钩。军垦战士的称谓改为兵团职工。又兵又民的兵团史终结了。我曾想过，再过若干年，我们这些亲历者离开人世了，“赴边之旅”这种令人刻骨铭心的史实也会随之进入坟墓。这对于我们这些亲历者而言，肯定是一种悲哀。为了保住记忆中的这笔精神财富，我必须抓住这次出版专辑的机会，尽全力把它写出来，再编进专辑里。以求得——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大家。
肯定有些细节，我记不清了，或是我搞错了，或是该写的却没写。如是请谅解。

老三届之醒狮

这是一段乌托邦式的传奇之旅，充满了龙环的激情；这是一段苦行僧式的自我救赎之旅，敛藏着孤独和悲怆。。。。。。我一遍又一遍的默读着我写的《赴边之旅》，感到十分喜悦和欣慰。我的多年的夙愿今天终于实现了。我万分感谢《中国知青网》，感谢龙行超版主，全文刊登了《赴边之旅》。

龙行天下

本来干得挺欢实，
文革风暴乱套之，
最后只得回家转，
终生长恋拼搏时。

龙行天下

楼主应当感谢的是知青淘吧朋友！我们一起感谢她！

老三届之醒狮

感谢版主的用心点评。我决心继续努力。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五十四

忘不掉的陆家窝棚（一）

吴长厚

忘不掉的陆家窝棚
——插队生活追记
陆家窝棚是北镇县东部平原上的一个大屯子。当年那里约有一千多户人家，五、六千口人。如今，那里常用的是它的现代名字——陆家村，只有少数的老年人还习惯用“陆家窝棚”这个老名字来称呼它。公社化的时候，陆家窝棚按“前街”和“后街”分开了，组建了前陆家和后陆家两个生产大队。后陆家大队只有四个小队，人口数不及前陆家大队的四分之一，往往被人忽略。一提到陆家窝棚，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前陆家大队。我就是下乡到前陆家大队的插队知青,当时那里在民间口头上叫“陆家窝棚”，官场和书面上叫“前陆家大队”。
（一）
在那个时候的辽西农村，房子是砖瓦石头到顶，那一定是富裕户；房子是用“羊角”和泥打的土坯一码到顶的（土房），那一定是贫困户。房子的好差，实际上是或富或穷的外在标志。前陆大队（后来人们又把“家”字省掉了）有大队部、广播站、磨米房、供销社门店、小学、中学。下乡第二年，建起了专供女知青住宿的青年点和知青食堂。这都是集体所有的砖砌的“里生外熟”的房子（里生外熟，是指房子的墙体，用青砖砌外表面，用土坯砌里层）。绝大部分的农户住的都是“羊角”和泥的土坯码起来的土房，“里生外熟”的只有零星的几家。站在村南的土壕上一望，展现在眼前的是灰秃秃的一大片土房，杂乱无章地趴在那里；徒有“大名”的“陆家窝棚”，静静地平卧在那个土灰色的主色调中。很显然，陆家窝棚是一个穷村子。
（二）
1968年9月26日至1974年12月30日共六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我生活在陆家窝棚。我是在陆家窝棚农家子弟及父老乡亲的朴实的温情中，艰难地走完了这段极艰辛、苦闷、漫长的插队历程。
我在陆家窝棚的经历可大致分为三段。①在四队下地干活，干了一整年；大田——从春种到秋收冬藏；水田——从育苗、修埂、耙地、插秧、拔草、施肥、收割以至晾晒、脱粒；以及新粮的打场、入仓、分粮、送公粮等全过程都认真完整地地干了一遍。②筹建知青食堂，然后协助管理员管伙食并做饭，共约一年的时间。此期间，组织了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排练和演出。③在陆家中学当教师四年零三个月。当班主任，主教语文，兼任音乐、体育教师，并经常给数学、物理、化学老师代课。此期间，我绘制了篮球架的结构图，请公社农机厂的焊工师傅焊制了一副篮球架，立在学校的操场上，这在陆家窝棚是前所未有的；我培训了学生排球队，参加了全县中学排球比赛；我设计了田径运动会的全部项目和大会程序，组织了首次学校运动会；我还教学生拉二胡、识简谱、练发声等。
其实，这些都是当时很普遍的事，知青们几乎都有这一类的经历，只是大同小异而已。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云谲波诡之时，在陆家窝棚这个“贫困的世界”里，“吃饱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自然谈不到别的什么了。知青们也不会有什么知识含量高或是价值量高的事可做。
（三）
不过，我在陆家中学当老师四年之久，个中情况还是值得说说的。陆家中学是一所编制很小的学校，只面向青堆子公社南部的四个大队（村）。学校设三个年级六个班，有教工十五人，其中五人是公办教师，十人是民办教师（我是其中之一），外加一名老贫农代表。民办教师一年挣四千工分，由所在生产队年底分红；外加公社每月发给的民办教师补贴九元钱。这个待遇与生产队长相当。
我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又在“清队”中受刑不过自杀身亡。这口沉重的“黑锅”，我背了十几年。1971年首次抽调知青的几个工作环节，都能清楚地表明：尽管我表现很好，大队、公社却都担心“混线儿”而不敢推荐和批准我抽调回城。大队分派我到陆家中学当老师，实际上是出于他们对我的同情和照顾。我也因势而产生了“扎根陆家窝棚”的想法（尽管这个想法是无奈的、模糊的）。因而，“应该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当好这个学校的老师”的想法，也就顺情入理地产生了。其实，细想一想，这些思想都是没有牢固的基础的。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个人的思想和动机都是处在矛盾和不确定中的，条理清晰地说话、办事，是少之又少的。不过，不管怎么说，“当个好老师”的思想还是确实曾经存在过。
我在学校食堂吃饭，住在教师办公室的小里屋，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离开学校，甚至可以说，我二十四小时都在工作岗位上，每天我的脑力和体力几乎都消耗在这个小小的学校里了。这话一点儿也不夸张。在这四年里，我做的工作无法用成绩来统计和评定，还有那些微不足道的却又对学校有益的小事则是无法计数的。为了学生的尽快成才，为了学校教学水平的提高，我付出了尽可能多的才智和心血。
在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可以看到学生的综合素质在明显地提高，我经历的一期毕业生的总体成绩，与县五中相比不分伯仲。而且，每个年级都有尖子生冒了出来。默默无闻的陆家中学也有了名气。恢复高考后的1977年、1978年两年的高考中，小小的陆家中学竟然有十余名往届早期毕业生考上了高等院校；其中就有四队老姚家的两个儿子，哥哥姚长贵考上了东北工学院，弟弟姚长义考上了中国医科大学，我是姚长义的班主任，教他语文。
（四）
不过这不是事情的全部。在光鲜的成绩背后，隐藏着大的缺漏和隐患。首先是教材的质量低劣和教学标准、教学条件的缺陋。譬如初二语文，一本语文书只编入课文21篇，语文基础知识方面的内容没有编入；课文偏重政治需要，口号性强、知识性弱。简言之，即少、偏、浅。与之配套的教学标准只有笼统的两句套话：以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语文教学，学好语文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那个时候处处都有思想禁区，面对这个少得可怜的知识圈，教师不敢突破，不敢多讲深讲，学生能学到多少知识则可想而知了（我当时常常多讲深讲，此不赘述）。如若把这套教材体系弃之不用，重搞一套体系的话，资金却无从筹措。再如物理课化学课，学校的经费不够买粉笔和备课笔记，理化课需要的教学仪器几乎为零，理化实验课几乎为零，其教学效果亦可想而知。问题的根子还是一个“穷”字。这些“穷”主要是县乡财政的“穷”。
最令人痛心的是贫困家庭子弟的弃学、辍学、停学和缺课。弃学是指家庭没有劳力，而不得不放弃报名，放弃上学，继续在生产队顶个半劳力挣工分，为的是把全家的口粮款挣出来。第二种情况是身体有残疾，上不了学。1972年做过的普查结果是，全学区弃学的有十二至十三户（这是一个保守数字）。辍学是指出现了较大困难，而不得不中途退学的情况。辍学的情况几乎每学期每个班都有发生。全校平均每年辍学的学生大约有二十名左右。停学是指虽然没有办退学手续，但是却较长时间不去上学的情况。一般是农忙“三大气儿”的时候多有发生，因为农忙时生产队劳力明显不足，日工分就给得多一些。大多是停学二十天、一个月左右，挣了二三百个工分，再回去上学。缺课是指因病请假一两天、两三天。缺课多在铲二遍地时反复出现。我曾经做过家访和调查，搞清了缺课的真相。缺课以女生居多，对外说是病了，实际是家里缺粮，有点儿粮还得尽着家里能上工的劳力吃，上学的女孩子只能喝点儿米汤，不得不在家里躺着“有病”了。每当我看到教室里那些零散的空座位，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又酸又苦的感觉。这些问题的根子也是一个“穷”字。这个“穷”是社员家里“穷”。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五十五

忘不掉的陆家窝棚（二）

吴长厚


（五）
为了解决学校的经费来源，校长绞尽了脑汁，想了几个道道儿都没成功。最后还是向前陆大队求援。大队干部研究了几次，忍痛割爱，给中学划拨了一块“校田地”。头一年由生产队代耕，秋收的粮食归学校。然后大队负责用粮食给学校“换”回三头牲口和一台大车，又从前陆一队要了一个“车把式”。从第二年起，学校有车马了，师生自己也能耕作了，打的粮食那就是钱了。从此学校有了一部分经费来源。
教室、办公室冬天点炉子，学校没钱买取暖煤。头一年点柴禾糊弄了一冬，把师生真是冻坏了。第二年夏天开始和南票矿务局在盘锦办的农场签了一个协议，校方负责给场方的稻田拔头遍草、二遍草；场方为校方免费提供取暖煤10吨／年。协议有效期为三年。从而解决了取暖煤这个大问题。
（六）
第一次到南票矿务局农场稻田拔草，我就是带队老师之一。没想到，这第一次带学生外出就“摊上了大事”。临出发时校长讲，农场管吃管住，大米饭“可劲儿造”（当地土话，不限量，随便吃的意思）。这些农村孩子平时舍不得吃得饱饱的。这回却吃到了嗓子眼儿。吃饱点儿，本不算什么坏事，坏事是坏在喝白菜汤上了。说是白菜汤，其实是飘着几片白菜叶的猪油汤。猪油放得多，久不见油星儿的孩子们喝起来感到很香，胃肠却受不了。当晚男孩子几乎个个跑肚拉稀，都没怎么睡觉。住的房子在荒郊野外，没医没药，把我急坏了，这要是拉脱水了那可怎么向家长交代呀。
晚上十点钟，我和陆老师刚要休息，女孩子那边又出事了，出了大事了。天黑黑的，三个女生到外边上厕所。回来时，听到风吹芦苇叶子发出的飒啦飒啦的响声，她三个人都特别害怕，手拉手往回跑；因为离窗户近，就爬窗户进屋；前两个女生爬进屋了，后边那个矮个儿女生没能爬上窗台，她更加惊恐了，发出一声尖叫，屋里的同学急忙把她拽进屋里。没想到，这个女生进屋后，却出现了精神异常，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哭声笑声又都非常怪异可怕。更可怕的是，没过几分钟，有五六个女生受“传染”了，也变成哭一会儿、笑一会儿的了。而那些没哭没笑的，也都张着一张张惊恐的脸，一双双惊恐的眼睛都看着我。面对这个从未见过的场面，我惊呆了，不知所措。幸好陆生才老师（可能）见过这种事儿，有招儿应对。他手握一段粗绳子，一边抽打着桌子，一边大讲“革命理论、革命历史”，东拉西扯，讲了四五十分钟，终于把那些女孩子讲困了，慢慢地一个一个地睡着了。我那颗悬着的心，也放下了。第二天，从上午下地拔草直到午饭后回家的路上，仍然有两个女孩时不时地嘻嘻嘻、嘻嘻嘻地笑。
我把女生一一送回家。回到学校时，我才觉出自己已经身心俱疲。办公室里，校长、老师们都没走，还在议论着这两天发生的事。大家和我一样，心情都挺沉重。陆家窝棚太穷了，孩子们太苦了；陆家窝棚太封闭落后了，孩子们知道的见到的太少了。对于那几个女生的异常表现，大家虽然嘴上没说这是病，心里却都想到这肯定是一种病。后来我查字典查到了“癔”字，方知确实是一种精神类疾病，叫癔病。多发于胆小又迷信的女性。第二天，有一个男生“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他听老人讲过，学校这块地早先曾经是坟地，肯定有凶象灾星，所以才出现女生闹怪病的事。听后我哑然失笑。我对他说，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谁能说清哪儿死过人，哪儿没死过人？他听了，竟一脸茫然。人类社会已经走到了20世纪70年代，科学常识理应普及，我身边的这个小男孩竟然如此迷信鬼魂之类邪说，真叫人心疼。我心里在问，前两年各地红卫兵都“破四旧”，怎么没把这儿的鬼魂迷信破掉呢？农村的迷信思想怎么会如此兴盛呢？
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是，农村孩子从本质上看还是很可爱的。我在陆家中学当老师，能够令我聊以自慰的还是那些农村孩子。孩子们单纯、质朴，肯吃苦，心眼儿好，渴求知识，渴望学习，很愿意接近我这个知青老师。我也很喜欢我的这些学生。有几个到现在我还能叫上名来：石守祥、刘秀玲、赵淑玲、邢兆凯、王树华、姚长义、邢兆和、霍清民……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些孩子们的一张张充满稚气的脸，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许多情景好像就在昨天一样。一晃儿，他们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他们有幸赶上了好时候，一定都很有出息，早已脱贫致富了——我常这样想。
（七）
我在陆家窝棚生活了六年多。在知青同学中，我是插队时间最长的一个。我直接与社员们接触，相处的时间也最多、最长；我对那些农家子弟的家庭生活情况的了解，也是比较多的。我所在的前陆四队是“东街”穷队中的一个。全队二十几户，大约一百四十口人，四百四十亩耕地，年总产量九万多斤，平均亩产约二百二十斤，工分分值在六分到六分四厘，年人均口粮353~355斤（毛粮），人均口粮款及副产物款约五十到五十五元。年终结算时，一个整劳力，刨去冬闲和雨休即视为出满勤，能挣三千个工分，按分值六分四厘计算，年收入为192元；从这192元里，扣除三口人的口粮和副产物款，尚有结余约四十元；如四口之家，那就得倒挂，缺一点儿口粮款。大部分人家的劳力是一整一半，即一个整劳力和一个半拉子劳力（即未成年劳力）或一个妇女劳力，这样的人家都能略有结余，有红可分。当然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整劳力，家庭人口又不太多，那么年终分红就能过百了。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一百元是一笔大得不得了的财产哪！不过这样的人家只有三四户。总之，四队口粮不足，没有钱花，确实是个穷队。
其实，口粮不足，没有钱花，是整个陆家窝棚的通病。
全靠生产队是解决不了的，还得靠社员自己多想办法、多挨累、多流汗、多付出辛苦来维持一家老小的温饱。头一条是莳弄好自留地，让它多打点儿粮。夏天，走在田间小道上，如果看到有几根垄的高粱比邻近的颜色深、长势好，那么这几根垄肯定是哪家的自留地。二是把自家房前屋后的园子种好，经营好。主要是种旱烟，种葱，栽茄子，种白菜、菠菜，栽土豆，墙根、障子边种点倭瓜、扁豆等。种菜主要是为了到盘锦油田去卖，换几个零花钱儿。三是冬天拉着小推车走三十多里地，到盘锦“南苇塘”拾苇叶，用来烧炕做饭；把分得的秫秸省下来，到集上卖给菜农做架条，一捆能卖一毛钱，十根八根捆一捆，人口多的一家能卖几百捆。四是“骑个没尾巴驴，四处赶圈儿集”。这句顺口溜说的是社员忙里偷闲，骑着自行车到这个集买点儿便宜东西，驮到那个集上卖，挣点儿价差；再就地儿买点儿便宜货，倒腾回去再挣点儿价差。跑了多半天儿，累个够呛，至多也就挣个五块、六块的。不过这个做法，在报纸上和广播里经常被批判，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陆家窝棚，我们真就没见到批判“三自一包”、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群众活动。所谓的“批判”，只是喊完口号就拉倒了，没有什么实际行动。
（八）
那些年，陆家窝棚的苦日子就是这样熬过来的。我们常说“吃苦耐劳”，这就是真正的“吃苦耐劳”。在陆家窝棚，我见到了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吃苦耐劳”的群体——农民。他们把用汗水换来的粮食的绝大部分交给了国家，让城里人吃饭有保障；而留给农民自己的口粮却不那么充足。这太不公平。
那几年，每逢秋后分粮，我们知青每人都分到六百斤毛粮、十斤大豆、一百捆秫秸（高粱秸）、一百斤大白菜。当时我心里想到了一个问题。四队共十个知青同学，合计分到六千斤粮食。生产队没有因为添人进口而增加耕地，也没有增加产量，公粮也没有少缴，却多支出了六千斤粮食，生产队的提留则必然减少六千斤。六千斤对一个小队来说，绝不是个小数目（如把全大队知青口粮加在一起那个数就更大了）。毫无疑问，“知青插队了，生产队吃亏了”。这个账，队长会算，广大社员也会算。大队会算，公社也会算。但是他们默认了，他们默默地把国家的压力承受下来了。陆家窝棚的人真好啊，中国的农民真好啊。刚下乡时，我常在心里抱怨，既然都说工人阶级大公无私，守纪律，是领导阶级，那就让我们知青就便留在城里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何必让我们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呢？下乡一年了，我才想明白：那些年，城市里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农民却年复一年地照例春种秋收，一如既往地吃苦耐劳，甘心情愿地给国家默默奉献；而城里的工人们及其他城里人，却吃饱了不干活儿，停工停产“闹革命”，有的甚至搞什么“文攻武卫”。两者比较一下，结论很清楚：唯有贫下中农才有资格当我们知青的老师，有资格给我们再教育。在那个时期，不能自圆其说的事多着呢，这不足为奇。

龙行天下

插队经历细讲述，
最是学校四载足，
精心培养农家娃，
知晓农村真疾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