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

老三届之醒狮

衷心感谢龙行超版主全文刊登了《赴边之旅》。我一遍又一遍的默读着自己写的因而十分熟悉的万字长文，感到无比的喜悦和欣慰。我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谢谢版主。

老三届之醒狮

我再一次默读了《赴边之旅》全文，又一次陷入冷清的回忆中。那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我把它写出来了，白纸黑字印在书上了，不会随着我们垂老故去而带入坟墓了，因而我倍感欣慰。因此我对《中国知青网》和龙行超级版主不胜感激之至。

龙行天下

自己成立红卫兵，
新学技术作核心，
可叹文革全乱套，
先后回家结此行。

龙行天下

说明一下：在此发表的功劳在知青淘吧朋友！不在我！

老三届之醒狮

是的。不过没有这个平台，那会发表无门的。当然知青淘吧的功劳也是有目共睹的，感谢之意无以言表。此时我看到版主的点评，首先要说的感谢版主的恰当点评。再致谢意。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4-8 08:24
自己成立红卫兵，
新学技术作核心，
可叹文革全乱套，

多谢龙行超版 的 点评。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4-8 08:24
说明一下：在此发表的功劳在知青淘吧朋友！不在我！

没有您和中知网诸位版主的大力支持，我们的连载工作是无法完成的，所以首先要感谢的是中知网和各位版主们，尤其是龙行超版每期不漏的认真点评，是对我们极大的鼓舞。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五十四

忘不掉的陆家窝棚（一）

吴长厚

忘不掉的陆家窝棚
——插队生活追记
陆家窝棚是北镇县东部平原上的一个大屯子。当年那里约有一千多户人家，五、六千口人。如今，那里常用的是它的现代名字——陆家村，只有少数的老年人还习惯用“陆家窝棚”这个老名字来称呼它。公社化的时候，陆家窝棚按“前街”和“后街”分开了，组建了前陆家和后陆家两个生产大队。后陆家大队只有四个小队，人口数不及前陆家大队的四分之一，往往被人忽略。一提到陆家窝棚，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前陆家大队。我就是下乡到前陆家大队的插队知青,当时那里在民间口头上叫“陆家窝棚”，官场和书面上叫“前陆家大队”。
（一）
在那个时候的辽西农村，房子是砖瓦石头到顶，那一定是富裕户；房子是用“羊角”和泥打的土坯一码到顶的（土房），那一定是贫困户。房子的好差，实际上是或富或穷的外在标志。前陆大队（后来人们又把“家”字省掉了）有大队部、广播站、磨米房、供销社门店、小学、中学。下乡第二年，建起了专供女知青住宿的青年点和知青食堂。这都是集体所有的砖砌的“里生外熟”的房子（里生外熟，是指房子的墙体，用青砖砌外表面，用土坯砌里层）。绝大部分的农户住的都是“羊角”和泥的土坯码起来的土房，“里生外熟”的只有零星的几家。站在村南的土壕上一望，展现在眼前的是灰秃秃的一大片土房，杂乱无章地趴在那里；徒有“大名”的“陆家窝棚”，静静地平卧在那个土灰色的主色调中。很显然，陆家窝棚是一个穷村子。
（二）
1968年9月26日至1974年12月30日共六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我生活在陆家窝棚。我是在陆家窝棚农家子弟及父老乡亲的朴实的温情中，艰难地走完了这段极艰辛、苦闷、漫长的插队历程。
我在陆家窝棚的经历可大致分为三段。①在四队下地干活，干了一整年；大田——从春种到秋收冬藏；水田——从育苗、修埂、耙地、插秧、拔草、施肥、收割以至晾晒、脱粒；以及新粮的打场、入仓、分粮、送公粮等全过程都认真完整地地干了一遍。②筹建知青食堂，然后协助管理员管伙食并做饭，共约一年的时间。此期间，组织了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排练和演出。③在陆家中学当教师四年零三个月。当班主任，主教语文，兼任音乐、体育教师，并经常给数学、物理、化学老师代课。此期间，我绘制了篮球架的结构图，请公社农机厂的焊工师傅焊制了一副篮球架，立在学校的操场上，这在陆家窝棚是前所未有的；我培训了学生排球队，参加了全县中学排球比赛；我设计了田径运动会的全部项目和大会程序，组织了首次学校运动会；我还教学生拉二胡、识简谱、练发声等。
其实，这些都是当时很普遍的事，知青们几乎都有这一类的经历，只是大同小异而已。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云谲波诡之时，在陆家窝棚这个“贫困的世界”里，“吃饱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自然谈不到别的什么了。知青们也不会有什么知识含量高或是价值量高的事可做。
（三）
不过，我在陆家中学当老师四年之久，个中情况还是值得说说的。陆家中学是一所编制很小的学校，只面向青堆子公社南部的四个大队（村）。学校设三个年级六个班，有教工十五人，其中五人是公办教师，十人是民办教师（我是其中之一），外加一名老贫农代表。民办教师一年挣四千工分，由所在生产队年底分红；外加公社每月发给的民办教师补贴九元钱。这个待遇与生产队长相当。
我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又在“清队”中受刑不过自杀身亡。这口沉重的“黑锅”，我背了十几年。1971年首次抽调知青的几个工作环节，都能清楚地表明：尽管我表现很好，大队、公社却都担心“混线儿”而不敢推荐和批准我抽调回城。大队分派我到陆家中学当老师，实际上是出于他们对我的同情和照顾。我也因势而产生了“扎根陆家窝棚”的想法（尽管这个想法是无奈的、模糊的）。因而，“应该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当好这个学校的老师”的想法，也就顺情入理地产生了。其实，细想一想，这些思想都是没有牢固的基础的。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个人的思想和动机都是处在矛盾和不确定中的，条理清晰地说话、办事，是少之又少的。不过，不管怎么说，“当个好老师”的思想还是确实曾经存在过。
我在学校食堂吃饭，住在教师办公室的小里屋，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离开学校，甚至可以说，我二十四小时都在工作岗位上，每天我的脑力和体力几乎都消耗在这个小小的学校里了。这话一点儿也不夸张。在这四年里，我做的工作无法用成绩来统计和评定，还有那些微不足道的却又对学校有益的小事则是无法计数的。为了学生的尽快成才，为了学校教学水平的提高，我付出了尽可能多的才智和心血。
在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可以看到学生的综合素质在明显地提高，我经历的一期毕业生的总体成绩，与县五中相比不分伯仲。而且，每个年级都有尖子生冒了出来。默默无闻的陆家中学也有了名气。恢复高考后的1977年、1978年两年的高考中，小小的陆家中学竟然有十余名往届早期毕业生考上了高等院校；其中就有四队老姚家的两个儿子，哥哥姚长贵考上了东北工学院，弟弟姚长义考上了中国医科大学，我是姚长义的班主任，教他语文。
（四）
不过这不是事情的全部。在光鲜的成绩背后，隐藏着大的缺漏和隐患。首先是教材的质量低劣和教学标准、教学条件的缺陋。譬如初二语文，一本语文书只编入课文21篇，语文基础知识方面的内容没有编入；课文偏重政治需要，口号性强、知识性弱。简言之，即少、偏、浅。与之配套的教学标准只有笼统的两句套话：以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语文教学，学好语文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那个时候处处都有思想禁区，面对这个少得可怜的知识圈，教师不敢突破，不敢多讲深讲，学生能学到多少知识则可想而知了（我当时常常多讲深讲，此不赘述）。如若把这套教材体系弃之不用，重搞一套体系的话，资金却无从筹措。再如物理课化学课，学校的经费不够买粉笔和备课笔记，理化课需要的教学仪器几乎为零，理化实验课几乎为零，其教学效果亦可想而知。问题的根子还是一个“穷”字。这些“穷”主要是县乡财政的“穷”。
最令人痛心的是贫困家庭子弟的弃学、辍学、停学和缺课。弃学是指家庭没有劳力，而不得不放弃报名，放弃上学，继续在生产队顶个半劳力挣工分，为的是把全家的口粮款挣出来。第二种情况是身体有残疾，上不了学。1972年做过的普查结果是，全学区弃学的有十二至十三户（这是一个保守数字）。辍学是指出现了较大困难，而不得不中途退学的情况。辍学的情况几乎每学期每个班都有发生。全校平均每年辍学的学生大约有二十名左右。停学是指虽然没有办退学手续，但是却较长时间不去上学的情况。一般是农忙“三大气儿”的时候多有发生，因为农忙时生产队劳力明显不足，日工分就给得多一些。大多是停学二十天、一个月左右，挣了二三百个工分，再回去上学。缺课是指因病请假一两天、两三天。缺课多在铲二遍地时反复出现。我曾经做过家访和调查，搞清了缺课的真相。缺课以女生居多，对外说是病了，实际是家里缺粮，有点儿粮还得尽着家里能上工的劳力吃，上学的女孩子只能喝点儿米汤，不得不在家里躺着“有病”了。每当我看到教室里那些零散的空座位，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又酸又苦的感觉。这些问题的根子也是一个“穷”字。这个“穷”是社员家里“穷”。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五十五

忘不掉的陆家窝棚（二）

吴长厚


（五）
为了解决学校的经费来源，校长绞尽了脑汁，想了几个道道儿都没成功。最后还是向前陆大队求援。大队干部研究了几次，忍痛割爱，给中学划拨了一块“校田地”。头一年由生产队代耕，秋收的粮食归学校。然后大队负责用粮食给学校“换”回三头牲口和一台大车，又从前陆一队要了一个“车把式”。从第二年起，学校有车马了，师生自己也能耕作了，打的粮食那就是钱了。从此学校有了一部分经费来源。
教室、办公室冬天点炉子，学校没钱买取暖煤。头一年点柴禾糊弄了一冬，把师生真是冻坏了。第二年夏天开始和南票矿务局在盘锦办的农场签了一个协议，校方负责给场方的稻田拔头遍草、二遍草；场方为校方免费提供取暖煤10吨／年。协议有效期为三年。从而解决了取暖煤这个大问题。
（六）
第一次到南票矿务局农场稻田拔草，我就是带队老师之一。没想到，这第一次带学生外出就“摊上了大事”。临出发时校长讲，农场管吃管住，大米饭“可劲儿造”（当地土话，不限量，随便吃的意思）。这些农村孩子平时舍不得吃得饱饱的。这回却吃到了嗓子眼儿。吃饱点儿，本不算什么坏事，坏事是坏在喝白菜汤上了。说是白菜汤，其实是飘着几片白菜叶的猪油汤。猪油放得多，久不见油星儿的孩子们喝起来感到很香，胃肠却受不了。当晚男孩子几乎个个跑肚拉稀，都没怎么睡觉。住的房子在荒郊野外，没医没药，把我急坏了，这要是拉脱水了那可怎么向家长交代呀。
晚上十点钟，我和陆老师刚要休息，女孩子那边又出事了，出了大事了。天黑黑的，三个女生到外边上厕所。回来时，听到风吹芦苇叶子发出的飒啦飒啦的响声，她三个人都特别害怕，手拉手往回跑；因为离窗户近，就爬窗户进屋；前两个女生爬进屋了，后边那个矮个儿女生没能爬上窗台，她更加惊恐了，发出一声尖叫，屋里的同学急忙把她拽进屋里。没想到，这个女生进屋后，却出现了精神异常，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哭声笑声又都非常怪异可怕。更可怕的是，没过几分钟，有五六个女生受“传染”了，也变成哭一会儿、笑一会儿的了。而那些没哭没笑的，也都张着一张张惊恐的脸，一双双惊恐的眼睛都看着我。面对这个从未见过的场面，我惊呆了，不知所措。幸好陆生才老师（可能）见过这种事儿，有招儿应对。他手握一段粗绳子，一边抽打着桌子，一边大讲“革命理论、革命历史”，东拉西扯，讲了四五十分钟，终于把那些女孩子讲困了，慢慢地一个一个地睡着了。我那颗悬着的心，也放下了。第二天，从上午下地拔草直到午饭后回家的路上，仍然有两个女孩时不时地嘻嘻嘻、嘻嘻嘻地笑。
我把女生一一送回家。回到学校时，我才觉出自己已经身心俱疲。办公室里，校长、老师们都没走，还在议论着这两天发生的事。大家和我一样，心情都挺沉重。陆家窝棚太穷了，孩子们太苦了；陆家窝棚太封闭落后了，孩子们知道的见到的太少了。对于那几个女生的异常表现，大家虽然嘴上没说这是病，心里却都想到这肯定是一种病。后来我查字典查到了“癔”字，方知确实是一种精神类疾病，叫癔病。多发于胆小又迷信的女性。第二天，有一个男生“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他听老人讲过，学校这块地早先曾经是坟地，肯定有凶象灾星，所以才出现女生闹怪病的事。听后我哑然失笑。我对他说，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谁能说清哪儿死过人，哪儿没死过人？他听了，竟一脸茫然。人类社会已经走到了20世纪70年代，科学常识理应普及，我身边的这个小男孩竟然如此迷信鬼魂之类邪说，真叫人心疼。我心里在问，前两年各地红卫兵都“破四旧”，怎么没把这儿的鬼魂迷信破掉呢？农村的迷信思想怎么会如此兴盛呢？
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是，农村孩子从本质上看还是很可爱的。我在陆家中学当老师，能够令我聊以自慰的还是那些农村孩子。孩子们单纯、质朴，肯吃苦，心眼儿好，渴求知识，渴望学习，很愿意接近我这个知青老师。我也很喜欢我的这些学生。有几个到现在我还能叫上名来：石守祥、刘秀玲、赵淑玲、邢兆凯、王树华、姚长义、邢兆和、霍清民……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些孩子们的一张张充满稚气的脸，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许多情景好像就在昨天一样。一晃儿，他们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他们有幸赶上了好时候，一定都很有出息，早已脱贫致富了——我常这样想。
（七）
我在陆家窝棚生活了六年多。在知青同学中，我是插队时间最长的一个。我直接与社员们接触，相处的时间也最多、最长；我对那些农家子弟的家庭生活情况的了解，也是比较多的。我所在的前陆四队是“东街”穷队中的一个。全队二十几户，大约一百四十口人，四百四十亩耕地，年总产量九万多斤，平均亩产约二百二十斤，工分分值在六分到六分四厘，年人均口粮353~355斤（毛粮），人均口粮款及副产物款约五十到五十五元。年终结算时，一个整劳力，刨去冬闲和雨休即视为出满勤，能挣三千个工分，按分值六分四厘计算，年收入为192元；从这192元里，扣除三口人的口粮和副产物款，尚有结余约四十元；如四口之家，那就得倒挂，缺一点儿口粮款。大部分人家的劳力是一整一半，即一个整劳力和一个半拉子劳力（即未成年劳力）或一个妇女劳力，这样的人家都能略有结余，有红可分。当然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整劳力，家庭人口又不太多，那么年终分红就能过百了。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一百元是一笔大得不得了的财产哪！不过这样的人家只有三四户。总之，四队口粮不足，没有钱花，确实是个穷队。
其实，口粮不足，没有钱花，是整个陆家窝棚的通病。
全靠生产队是解决不了的，还得靠社员自己多想办法、多挨累、多流汗、多付出辛苦来维持一家老小的温饱。头一条是莳弄好自留地，让它多打点儿粮。夏天，走在田间小道上，如果看到有几根垄的高粱比邻近的颜色深、长势好，那么这几根垄肯定是哪家的自留地。二是把自家房前屋后的园子种好，经营好。主要是种旱烟，种葱，栽茄子，种白菜、菠菜，栽土豆，墙根、障子边种点倭瓜、扁豆等。种菜主要是为了到盘锦油田去卖，换几个零花钱儿。三是冬天拉着小推车走三十多里地，到盘锦“南苇塘”拾苇叶，用来烧炕做饭；把分得的秫秸省下来，到集上卖给菜农做架条，一捆能卖一毛钱，十根八根捆一捆，人口多的一家能卖几百捆。四是“骑个没尾巴驴，四处赶圈儿集”。这句顺口溜说的是社员忙里偷闲，骑着自行车到这个集买点儿便宜东西，驮到那个集上卖，挣点儿价差；再就地儿买点儿便宜货，倒腾回去再挣点儿价差。跑了多半天儿，累个够呛，至多也就挣个五块、六块的。不过这个做法，在报纸上和广播里经常被批判，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陆家窝棚，我们真就没见到批判“三自一包”、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群众活动。所谓的“批判”，只是喊完口号就拉倒了，没有什么实际行动。
（八）
那些年，陆家窝棚的苦日子就是这样熬过来的。我们常说“吃苦耐劳”，这就是真正的“吃苦耐劳”。在陆家窝棚，我见到了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吃苦耐劳”的群体——农民。他们把用汗水换来的粮食的绝大部分交给了国家，让城里人吃饭有保障；而留给农民自己的口粮却不那么充足。这太不公平。
那几年，每逢秋后分粮，我们知青每人都分到六百斤毛粮、十斤大豆、一百捆秫秸（高粱秸）、一百斤大白菜。当时我心里想到了一个问题。四队共十个知青同学，合计分到六千斤粮食。生产队没有因为添人进口而增加耕地，也没有增加产量，公粮也没有少缴，却多支出了六千斤粮食，生产队的提留则必然减少六千斤。六千斤对一个小队来说，绝不是个小数目（如把全大队知青口粮加在一起那个数就更大了）。毫无疑问，“知青插队了，生产队吃亏了”。这个账，队长会算，广大社员也会算。大队会算，公社也会算。但是他们默认了，他们默默地把国家的压力承受下来了。陆家窝棚的人真好啊，中国的农民真好啊。刚下乡时，我常在心里抱怨，既然都说工人阶级大公无私，守纪律，是领导阶级，那就让我们知青就便留在城里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何必让我们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呢？下乡一年了，我才想明白：那些年，城市里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农民却年复一年地照例春种秋收，一如既往地吃苦耐劳，甘心情愿地给国家默默奉献；而城里的工人们及其他城里人，却吃饱了不干活儿，停工停产“闹革命”，有的甚至搞什么“文攻武卫”。两者比较一下，结论很清楚：唯有贫下中农才有资格当我们知青的老师，有资格给我们再教育。在那个时期，不能自圆其说的事多着呢，这不足为奇。

龙行天下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4-8 15:01
没有您和中知网诸位版主的大力支持，我们的连载工作是无法完成的，所以首先要感谢的是中知网和各位版主们 ...

都是知青一家人，
自应相互来帮衬，
大家一同多交流，
晚年生活丰富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