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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五十六
忘不掉的陆家窝棚（三）
吴长厚
（九）
念初中时，政治课里就讲过，农民自私、散漫、组织纪律性差，只能做革命的同盟者……在陆家窝棚插队后，我对那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说教不那么信服了。我觉得农民质朴、诚实、不会搞那些复杂的不敢告人的事儿，农民同情弱者，不会恶意待人；他们并不自私，只是太穷了，没有资本没有能力做慈善，但他们同情比自己更穷的人。也许我把农民说得太好了。但是我敢说，陆家窝棚的广大农民在我心里就是这么好。因为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所证明了的。
四队佟宝昌一家家风仁厚，为人善良。我们刚到四队就听社员们讲过，宝昌的老母亲救助一个流浪乞讨的老女人的事。当时已经入冬，佟大妈把老女人留在自己家里半个多月，管吃管住，临送走时又担心她挨冻，把自己的一套秋衣秋裤给她穿走了。佟宝昌一家四口，只他一个劳力，与其他农户一样粮不够吃，没有钱花。然而却能够尽己所能，救助素不相识的人，这种善举即使是城里的有钱人也不一定做得到。
知青食堂成立前，我们四队的几个男同学常常吃不上饭。佟大妈就多下米多煮饭，并把饭盆放在大锅里，我们几个同学谁来谁吃，都是热的。我们住的房子冬天很冷，烧柴又不足。佟大妈常会让我们住在他家的热炕上。
我们下乡一年后，佟宝昌当兵了，家里没有整劳力了。宝昌的哥哥（早年当兵转业在新疆安家落户了）把尚未成年的老弟弟佟宝田和老妹妹佟宝光接到了新疆，由他供养上学。佟宝兰大姐一家搬过来陪着佟大妈一起过。又二年后，佟宝昌退伍转业到黑龙江伊春当森林警察，他要把佟大妈接到身边一起生活。佟大妈的北上路线是先到沈阳铁西的妹妹家道个别，然后由妹妹买通票送上去黑龙江的火车，佟宝昌到伊春南岔站接佟大妈。佟大妈的两个女儿日子过得也挺拮据。我就把送佟大妈到沈阳妹妹家的任务承担下来。我非常愿意自己花钱去送这个慈祥善良的农民老太太，尽管我的衣兜里仅有十几块钱。事情过去四十多年了，佟宝昌一家人的一张张笑脸，时不时地在我眼前晃动，总是忘不掉。
四队王师孔家也是我们知青的“堡垒户”。特别是后两年，同学们各奔前程，像我这样的“剩人”全大队只有四五个了。在我孤单、寂寞的时候，我常到老王家去，唠唠嗑儿，解解闷儿，顺便给他们哥俩儿讲点儿文化课，赶上饭点儿就在那儿吃两碗高粱米饭，小葱蘸大酱。王师孔三个儿子，一个丫头；老伴儿很精明，是家里的“一把手”；两个整劳力和一个半劳力下地干活，每年年底分红都不少，日子过得稍好一些。他们看到我很苦闷，经常劝我：你用不着老那么愁，这年头呀，从来都是，农村的一个也走不了，城市的一个也留不下，你早晚也能走，晚走一年半载的怕啥呀。在我苦闷至极的时候，有人开导我，为我解心宽，不管他说的对不对，对我都是难得的，有益的。
（十）
在四队，许多年轻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是肖凤生、肖凤辉、王树奎、温德贵、闫德余、高守贵；年龄稍大一点儿的有叶荣富、姚洪林、王国昌，还有我们的老房东李向武。无论是在队里干活的时候，还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他们都帮助过我，是他们帮我们过了劳动关，帮我们过了生活关。不仅仅是我，还有四队的同学们，都应该好好地谢谢他们。
说到朋友，还有陆家中学的“坐地户”老师们，他们是陆生才、陆树芳、霍清生、叶荣财、赵淑丽，还有校长高守山等，我更是忘不掉他们。那时，家庭问题的黑锅压在我的心上，我觉得一年比一年沉重；性格也变得不那么灵性，常常一个人坐着发呆。这几个“坐地户”老师，没有因为我有家庭问题而歧视我，从来没有对我另眼相看，相反却很同情我、关心我。他们常劝导我，凡事要往开里想，你现在不是挺好嘛，没有人欺负你嘛！想那么多有什么用？在工作和生活中，我帮不了他们什么忙，人家却有条件帮助我。四年多的时间里，大家对我的帮助实在难以计数。到陆家中学以后，我渐渐地推开了苦闷和烦恼，静下心来看了很多书，读了很多古代汉语原著，学了不少东西。如果没有大家的帮助和关照，这些事是做不到的。
（十一）
1974年12月27日晚7点多钟，我正在办公室里烤着炉子看书。前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万景林急冲冲地赶到陆家中学，进门就喊：“长厚，你的调令到了，明天你到县里取调令。”接到这个通知，我没感到突然，心里也没怎么“激动”。前一年，省革委会有个226号文件（不是平反类的文件），里面有这样一条：对于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人，在“四清”或“清队”中由于受了刑讯逼供而死亡的，应定为非因公死亡；对于他们的下乡子女，在招工时应予以照顾。我就是凭着这个文件的落实而被单调回城的，所以我没感到突然。我的心情也不会怎么激动。也不会像别的同学那样，得到自己回城的消息就高兴得蹦起高儿了，就去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我没想感谢谁，只是觉出心里乱糟糟的，一时平静不下来。第二天起大早，我就往县里赶。到了县招待所我才高兴起来，因为我见到了抚顺劳动局的招工“大员”——赵青。赵青是我们抚顺一高中校友，我见到他，如同见到了亲人，当然很高兴喽。赵青把调令交给了我，还留我在他的房间住了一宿，我俩谈了很多话（此不赘述）。第二天我返回陆家窝棚，交待工作，收拾东西。12月30日中午，青年点欢送我，我用小饭碗喝了很多白酒，竟然没醉。晚上，学校欢送我，又喝了不少白酒，还是没醉。12月31日上午我背着行李卷，拎着一个装着衣服和书的兜子，沿着南大壕往西走了八里地，赶到赵家屯火车站，登上济宁到三棵树的列车，离开了此后四十年里一直魂牵梦绕的陆家窝棚。
（十二）
如今离开陆家窝棚恰好四十年了。我们这批老三届也都是七十岁或将近七十岁的老人了。经历过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已经开始一点儿一点儿地淡忘了。但是，对我而言，四十年前陆家窝棚那块地儿，陆家窝棚的那些人儿，当年发生在陆家窝棚的那些事儿，总像连续剧那样在我的大脑里反复出现，有时甚至很清晰。看来，陆家窝棚——我肯定是忘不掉了。
陆家窝棚是我的长达六年之久的生活载体。陆家窝棚供我吃，供我住，给我找活儿干，有朋友与我相处，给我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条件，给了我一片活动天地。在那个混乱的年月里，如果我留在城里，估计不会有人能够给我这种人提供这些条件。因此，我要感谢陆家窝棚的农民朋友和农家子弟们。他们不想知道我有什么家庭“问题”，他们关心我、善待我，给了我温暖。那段生活虽然艰苦，但却很少有政治方面的压力，心里轻松多了。所以，发自内心地感谢陆家窝棚，确实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陆家窝棚经济落后，文化落后，好像一张白纸上面一个字也没写，这就给我们老三届提供了直接向农民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机会和平台；主动的顽强不懈的实践，又磨炼了自己的意志，延伸和加宽了原有的知识结构，增强了工作能力，增长了才干。比如，知青食堂掌握的二次资源（大豆及豆油豆饼，大白菜及白菜帮，磨米糠，秫秸等）怎么综合利用；实行的半供给式的经营核算模式；用豆饼换高粱，用高粱换猪肉，以定期改善伙食质量，等等。再比如，以知青为主体的大队文艺宣传队，自编自导自演，那一台节目，虽然不敢说精彩，但也足够火爆，还被邀请到县里和沟帮子站区演出。还有，我组织和训练中学生排球队，参加县里的比赛，组织首次运动会，等等。
我确切地感觉到，对农村和农民的长时间的深入观察和了解，有助于我对社会的现实及发展规律的正确认知；有助于正确理解和使用实事求是地认识事物、认识社会的思想方法。这些都应该是我的更重要的收获。
——这些宝贵的经验和正确的理念都是在陆家窝棚获得的。我应再一次强调——我应该感谢陆家窝棚。
对于四十年前的那段经历，我们应该在眷恋中反思，我们应该在审视中回忆——起码我现在是这样认为的。
有人说，下乡插队的社队是知青的“第二故乡”。我不以为然。因为这种说法是一种旨在粉饰现实的假说。有人说，下乡知青应“青春无悔”，我也不敢苟同。因为这是一个伪命题。
我认为，我应该这样说：我深切地痛惜早逝的青春。我庆幸自己熬过了农村的苦日子。我珍惜用青春和血汗换来的在陆家窝棚凝铸的精神财富。我感谢那些同情、关心、帮助过我的陆家窝棚的农家子弟们。我相信：我不会忘掉他们，不会忘掉陆家窝棚。
2015年4月5日于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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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9 08:26:25
发表于 2016-4-9 12: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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