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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六十三
我的七年知青生活(二)
张荣清
大队为了丰富社员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我们一些有才艺的同学被吸收参加,并很快成了骨干力量。偶尔搞点演出活动,很受大家的欢迎。广场南面有个不大的舞台,舞台前面有两个用铁线吊起的大棉球,蘸上煤油后点燃,形成了两个大火球,照得台上、台下灯火通明。没有多彩的灯光,没有布景,没有音响,就靠着二胡、锣鼓等几样简单的乐器,也能把演出搞得有声有色。业余演员们一招一式,有模有样地学唱样板戏、男女生二重唱。表演者洪亮的嗓音、声情并茂的动作、眼神等,都赢得了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演出活动使农村晚上枯燥、沉闷的生活有所改变,也使我们这些孤身在外的知青在接受再教育的同时也享受到快乐。
俗话说,人有旦夕祸福。1971年夏季的一天,上午干完活,吃过中饭,我在陆春久大爷家休息,突发腹痛,揉、压肚子也不管用。在炕上来回翻滚,额头上直冒汗。陆大爷看到我痛苦的表情很着急,跑向生产队说明病情,队长及时派出了马车。患难时刻见真情,几个同学放弃了挣工分的机会,坐上马车,陪我到邻近的赵屯公社卫生院看病。医生问诊后,让我吞钡做了个胸透,胃部未见异常,只好给我打止疼针和消炎针。我清楚地记得,打针的护士对我说:没有小号的针头了,只有大号的了,你忍着点。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我又能说什么呢?为了治病、止疼,只好忍着吧。好在注射完后不久,疼痛症状得到缓解。当晚,按照医生的要求,我被留院观察治疗,同学也陪我在卫生院呆了一夜。这是我记事以来的第一次住院,又是在异乡,让我难以忘却。第二天,临出院时,我问医生: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医生回答:可能是胃痉挛吧。没有明确的结论,没有就没有吧!不疼了就行。这次生病就医,使我对贫下中农和同学的感情加深了。我非常感谢队长和陆大爷为我张罗出车,非常感谢车夫和同学送我去卫生院。
勇敢面对挫折,磨炼坚毅的性格
实话实说,从下乡的那天起就幻想着有一天,和同学们一起回城。依据是报纸上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每个革命青年的必由之路。我想,既然都要来农村锻炼,那城里也需要接班人,我们就有轮班都回城的可能。然而,按百分比的留城和1971届毕业生的留城,彻底打破了我的幻想。下乡第二年时听说,青堆子化肥厂招工,当个烧锅炉工人都要求双眼15的视力,几乎把我们这些高中生都排除在外。此后,每年都有几名同学进城念书、当工人,每次都没有我。静思一下,是自己表现不好吗?不是。而是那些先期回城的同学比我更优秀。
1972年秋,又有几名知青回城工作,离开前陆。我们这些留下来的“骨干”情绪低落,干活也没了劲头。大队领导发现了问题,并及时请“五•七”干部——原中科院沈阳林土研究所朱济凡所长给我们作报告。在那个忽左忽右的年代,朱老的一句:苦闷不是社会主义的!说完他笑了,我们也跟着笑起来。朱老现身说法,用自己老伴的亲身经历教育我们。他说:她是1932年参加革命工作的,资历很深,一路顺畅、步步高升,比朱老还高一个行政级别。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夜间,她变成了“反党分子”、“走资派”、“反革命”。受到了“造反派”的打击和折磨,一时想不开,自杀了,还多了一条“自绝于人民”的罪状。朱老颇有哲理地说,人生旅途不要指望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帆风顺,遭遇挫折要勇敢面对,战胜困难,走好自己的路……
朱老的报告使我深受教育,多少年来一直激励和影响着我,去战胜各种各样的困难。我在此后的入党、念书、工作、提拔等各方面,都不是那么顺利,也会出现波折。但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都能够正确对待,坦然处之,可谓受益匪浅。我在性格上、接人待物上,更显得宽容大度,与世无争且自我感觉良好。
离开前陆大队,迎来了知青生活的下半程
回城的事变得遥遥无期,而父母的年岁越来越大。在好心的邻居及亲友的帮助下,1973年4月,我调到离家只有一岭(北大岭)之隔的会元公社马金大队四小队。当一辈子农民也要找离家近一点的地方,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临离开前陆时,我借来一个120照相机,给社员们照了一些相,也给自己在三队队部前、青年点前照了相。留下这难忘的记忆,这里就是我生活了四年多的地方,青春的最好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
马金大队是抚顺近郊的蔬菜队,也有一些水稻、大豆、玉米、谷子等粮食作物。我每天早4 ∶30从家里骑自行车上班,和社员们一起从地里摘下菜,装上马车,运往市里蔬菜调配站。划价后,再送到各蔬菜供应点。当时城里居民生活也很困难,几乎买什么都要票证,买蔬菜也是凭本限量的。干了几个月的农活,虽然起早贪黑劳作,但在离家很近的地方务农,很是知足,心情也好。
在整个会元公社的知青中,高中生寥寥无几,也许因为我是抚顺一高中的学生,“鹤立鸡群”,我很快便受到重视。大队有意让我当代课教师的想法还没落实,公社就急调我去当报道员。大队在给我记几个月的一等工分后,提出要让我回马金大队效力,公社领导没同意,决定留我在公社机关,当无指标的“黑干部”,并每月为我开33元的工资。在农村有这样的收入很可观的。心情激动之余,想起了在前陆的日子:记得是1971年,劳累辛苦了一年,挣了三千三百多工分,到年底算账,扣掉口粮、烧柴、棉花等款项,就剩下19块6。就要回家过年了,正赶上五队老霍家杀猪,我就让他给我称了196元的肉。到家后打开塑料布,手提这条猪肉,我告诉妈:“这就是你老儿子一年的工钱啊!”高兴的同时,感觉有些苦涩。
在会元公社机关工作的日子里,离家又远了一点。我是每周回家一次,在机关食堂吃饭,住在公社武装部。我的工作就是为全公社的春种、夏锄、秋收、冬天的农田基本建设及计划生育、教育、征兵等工作写些材料。有时还要为公社广播站提供广播稿。还经常陪公社领导到各大队摸摸情况,督促检查工作。
1974年春,公社派我到金花大队蹲点,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那一年风调雨顺。秋天,金花大队获得了好收成,亩产量有了较大提高。年底的一次全民所有制企业招工,原本以为,凭业绩也应让我回城当工人。而公社领导为我谋划的是:分套房子、把父母接来、找个对象、要个指标给你变正式干部,在农村干一样有前途。这次招工根本没有我的份儿,我只好尊重领导的意见,继续在农村干下去。好在工作、生活各方面都挺好,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又一次错过了当全民工人的机会。
在公社领导教育帮助和关怀下,1975年8月我光荣地入了党。不久又派我去抚顺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部学习、实践。当时,新宾、清原县也各只有一名学员,可见领导是有意培养我这名农村“干部”的。就在我去抚顺县夹河公社小林实习的时候,又一次招工开始了。公社领导考虑到我的年龄、家庭实际情况,又看出我没有“扎根”的意思,就同意了我的回城请求。
1975年9月15日,我这个农业战线的“老兵”终于转业了,回城当上了一名大集体的基建工人。七年来,为了这一天,我在农村使劲表现,不怕苦和累,多挣工分。冬闲时也不能在家多呆几天。有一年,我还留在青年点过“革命化春节”。为了这一天,我谢绝了所有关心我个人婚事的社员、队长、五七战士、公社干部、书记。我清醒地知道,一旦在农村成家,那将给自己回城带来很大的麻烦。
回忆我的农村七年历程,感慨万千。在前陆,除了干农活,我还参加了打井办电,参加了改造盐碱地、开辟水稻田的劳动,参加了修建沟盘铁路等劳动。这些都是改变农村贫困、落后面貌的劳动。可以自豪地说:我和我的同学都为前陆人能用上电、吃上大米做出了一份贡献。在会元,我和金花大队社员一起参加抗旱、修梯田;和公社领导一起,冒雨到砖台水库参加防汛。付出的同时,也有了自己的收获:劳动锻炼了身体,增强了体魄;痛苦磨练了意志和韧劲,失败、挫折使我变得更加坚强。有了在农村工作七年吃苦挨累的经历,回城后无论干什么工作,在我的眼里已经没有任何困难了,这就是我的最大收获。这样的精神财富,是一辈子也花不尽、用不完的。
2014年12月2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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