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

龙行天下

学校食堂伙食差，
等待出航改掉它，
结果作者受批判，
众友却都记住啦。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5-22 07:49
学校食堂伙食差，
等待出航改掉它，
结果作者受批判，

田文昌同学和我们一道于1968年9月26日插队到北镇县青堆子公社四海大队，1971年抽调回城，后来考取西北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兼职律师。95年转行做专职律师至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名誉院长，多家法律院系兼职教授，美国刑事辩护律师协会终身荣誉会员，2013年度中国十大法治人物。
    他在忙事业的同时， 倡导同学们写回忆文章，并全额出资编撰印刷了这本五十七万字的《砺炼华年》。希望“我们的故事能够成为历史的镜子， 折射出我们内心中未能如愿的抱负， 作为社会发展的借鉴。”（摘自田文昌撰写的《砺炼华年》前言）
他是我们同学中的佼佼者，事业上越是成功，越是不能忘记过去，他在《砺炼华年》中所发表的回忆文章证明了这一点。
     感谢龙行超版对我们连载工作的一贯支持，谢谢您的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06


与张思之先生相识的历史机缘

田文昌

张思之先生是新中国律师界的标志性人物，以傲骨侠肠的气节著称，被业内称为“中国律师的良心”。思之先生解放前就读于北平朝阳大学，新中国成立初期做过法官。1956年重建律师制度时，受政府之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是新中国律师制度的奠基人之一。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刚刚创建一年的律师制度夭折，全中国仅有的数百名律师统统被列为右派分子，思之先生当然也未幸免，自此被劳动教养15年。
十年动乱结束后，右派平反，中国再次恢复律师制度，他又受命组建律师队伍。同时，在改革开放以后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标志的案件——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案中，思之先生被指定担任李作鹏的辩护律师，并担任林、江两案辩护律师组的组长。时至今日，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思之先生壮心不已，依然活跃在律师辩护的舞台上，是中国律师的泰斗和道德典范。
思之先生是我敬重的前辈、同行、也是挚友，在业内和学界，我们心心相通、志同道合。值得一提的是，我与思之先生相识的时间其实只有二十余年，但是，我知道思之先生却是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前。这其中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也是一种历史的机缘。这段故事要从文化大革命说起。
1966年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中国开始了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十年动乱）。而在1966年6月初，“文革”刚刚开始，在我就读的辽宁省抚顺市第一高中就爆发了一场轰动全市的反革命事件。起因是：高三（四）班学生张阿毛响应号召，于6月3日贴出了一张批判校党支部书记的大字报，于是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遭到全校师生的批判和围攻。被定性为当时轰动全市的第一起反革命事件，被称为“六•三”事件，张阿毛同学则被批判、认罪、检讨，成了学生中的第一个反革命分子。这也是“文革”初期一个十分轰动的事件。

由于该事件性质严重、影响重大，为了肃清流毒，批判活动在持续进行。后来，在6月20日的一次政治课上，在政治老师谈到这次“六•三”事件时，由于我在课堂上表达了为张阿毛同学鸣不平的意见，引起了与政治老师连续两节课的争论。于是，我又因为张阿毛同学辩护而被打成了反革命，又引发了第二起反革命事件，被称为“六•二○”事件。那一年，张阿毛二十岁，而我只有十九岁。还记得，在我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后，由于我们二年五班的老师和同学支持我的观点，于是，我们二年五班全体被打成了“反革命黑窝”，而我们的班主任唐永胜老师则被定为反革命黑窝的黑后台。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伊始，在辽宁省抚顺市连续发生的两起重大的“文革”案件。而在这两起事件中，“六•三”事件的主角是张阿毛，是因他贴第一张大字报而引发，“六•二○”事件中的主角是我，是因替张阿毛辩护而引发。
今天，时过境迁，这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而巧合的却是，我正是在那个时候从张阿毛那里知道了张思之先生。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我与张阿毛同学本不相识。我读高二，他读高三，不是一个年级。就是在我们先后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之后，才有缘相识并进而成为朋友。后来，在有一次交谈中，阿毛告诉我说，他有一位堂兄，在北京，是一位很有名的律师，名字叫张思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律师离我的生活实在太远。更何况，那是一个砸烂公检法的年代，连法治的概念都被粉碎了，律师就更加无从谈起了。但奇怪的是，不知为何，张思之这个名字却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没想到，多年以后我成了一名法律人并来到北京工作，先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后来又做起了专职律师。1996年在我出任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以后，对思之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才知道，他就是三十年前张阿毛跟我提起的他的堂兄张思之律师。我顿时升起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万万没想到，三十年前一次不经意的交谈，竟然蕴含了如此深远的历史机缘！而且，这种机缘又是因辩护而引起。
在那个践踏法治的年代，我居然闻知了一位律师界精英的传奇经历，而在30年后恢复法治的时候，我居然又有幸与这位精英并肩而行。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追求，使我与思之先生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这究竟是一种巧合？还是命运的安排？似乎是命中早已注定，我与思之先生本该是同道中人。
思之先生长我整整二十岁，但他的激情甚至比我还高涨，就像一个永不停歇的战士，在他面前不存在退缩二字。
在业内，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前辈和挚友而自豪；在中国，我为律师界有这样的精英和榜样而喝彩；对于个人而言，我为与思之先生的结缘而欣慰！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07

特殊年代的师生情谊
——忆我的三位人生导师（一）

田文昌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导师，这种感受对我来说格外深刻。从小到大，直到今天，每想起教导过我的老师们，感恩之情都会油然而生。尤其在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的磨难之后，这种情感更加刻骨铭心。前几年，我还曾探望了几位我小学时代的老师，几十年的回忆仍然难以忘怀。这一生中，给我教导使我心存感激之情的老师有很多位，这是我人生的幸运，我永远感激他（她）们。其中，有三位老师是深刻影响我一生的恩师，我每一步的成长和每一分成功，都离不开他们的身传言教和支持鼓励。他们是：我的小学老师李春田先生；中学老师唐永胜先生；研究生导师解士彬先生。这三位老师是影响和造就我一生的终生导师。

我的小学老师李春田
李春田老师是我少年时读书的抚顺市民主小学的音乐老师和大队辅导员。当年，我是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长，也是校文艺队的队长，同时，还是新抚区红孩子歌舞团的团长，李老师又是红孩子歌舞团的艺术顾问。

我小时候酷爱音乐，李老师是我学习音乐的启蒙老师。从小学四年级起，直到毕业后读了中学，李老师从来都没间断过对我在音乐上的培养。他不仅教我学会了二胡和小提琴，还到处请教专家，对我的听力、节奏感进行特殊训练，把我当成音乐天才，对我进行了包括音乐理论在内的综合培养，一心要把我培养成专业的音乐家。那时候，我享受了一个学生或许不应有的特权，手里拿着音乐教室的钥匙，经常会在钢琴台上写作业。李春田老师天赋很高，只是由于没受过系统的专业培训，谈不上有很高的专业水平，但是他在我身上倾注了全部心血。让我最感动和难忘的是，当我的水平迅速提高以后，他就带着我到处去求教他人和寻访名师。我读初中时的小提琴老师张井先先生就是李老师帮我安排的。
初中毕业时，在李春田老师的鼓励下，我曾第一次出远门去北京报考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因为当时我连一件不带补丁的外衣都没有，是借穿了李老师的外衣去北京参考的。
李老师不仅教我读书，还教我做人，少年时代的我从他那里学到了最基本的做人原则。
人与人的缘分是很微妙的，我与李春田老师就有一种难解的缘分。我1961年就小学毕业了，但毕业后李老师对我的培养却一直没有间断，而培养的内容也远远超出了音乐的范围，他成了我青少年时代第一位值得信任和依赖的人生导师。十分巧合的是，在十九年以后的1980年我报考法学研究生时，李老师恰好调到了抚顺市招生办公室工作。就在我对自己以高中生的水平越级考研信心不足时，李老师又一次推了我一把，才使我鼓足了勇气去大胆尝试。而正是这次尝试的成功，改变了我整个的人生——考研成功，成了我人生事业的起点。二十多年前，把我带入艺术世界的是李春田老师，二十多年后，帮我迈入法律殿堂的还是李春田老师。

我的中学老师唐永胜

唐永胜老师是我在抚顺二中和抚顺一高中时的老师。我从民主小学毕业后考入抚顺二中，唐老师是我高中时的俄语老师。读到高中二年时也就是1966年初的时候，由于学校迁址的原因，二中高中部的一部分学生和老师转校到了一高中，我和唐老师也一同转到了一高中。

唐永胜老师到二中任教的时候是刚刚从学校毕业不久，年龄比我们长十来岁，就像是我们的兄长一样。唐老师聪明智慧，才华出众，是出名的读书狂。他每天手不释卷，买书更是他的一种习惯。可以说，我们每一个学生都从唐老师那里体会到了什么叫孜孜不倦，都把唐老师当成自己的楷模。而唐老师对他的学生们也真正做到了诲人不倦。
在与唐老师的情感中，最使我难忘的有两件事：
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1966年6月20日，由于我为一位被打成反革命的高三学生张阿毛鸣不平，在政治课上与老师发生了辩论，我也被打成了反革命，引发了当时轰动一时的“六•二○事件”。由于全班同学支持我的观点，我们二年五班又被打成了反革命黑窝。而在那种十分危难的时刻，作为本来就是被冲击对象的唐永胜老师竟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我们一边，并因此被定成了反革命黑窝的黑后台。那些日子里，唐老师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与我们一起度过了人生最危难的时刻。为了保护唐老师的安全，我们班几位壮汉同学曾轮番守护在唐老师身边。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中，唐老师与我们结下了师生情、兄弟情、战友情，这是我们二年五班每一位同学都永远不会忘记的。也正是如此，毕业多年后，我们的师生情谊从未间断。
1980年我考研的时候，最大的难关是外语。我原来只是高中二年级的外语基础，自1966年“文革”停课闹革命到1980年，已经扔下了十五年。幸好知青返城后，我在师范学校一年时间的进修中选择了俄语专业，老师还是唐永胜先生。但这一点基础对于考研来说显然是不够用的。为了帮助我通过外语关，唐老师花了大量时间给我辅导俄语。直到考试的时候，唐老师还守在考场外面整整三个小时。我当时因备考过度劳累，竟然晕在了考场上，被扶出场外躺了一个小时之后，又被扶回考场继续答卷。考试结束后，唐老师又把我带到他家中帮我算分，并鼓励我继续参加后面的四门课的考试。就这样，我终于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越过四年的大学本科学习，破格考取了西北政法大学（当时是西北政法学院）的硕士研究生。
可以说，是李春田老师给了我破格考研的信心和勇气，又是唐永胜老师给了我攻克外语难关的能力。缺少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我都不会有今天的成长。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08

特殊年代的师生情谊
——忆我的三位人生导师（二）

田文昌

我的硕士生导师解士彬
解士彬老师是西北政法大学的教授，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我在西北政法学院读研的时候，有五个研究生，三位导师。三位导师对我们都很好。因为解士彬老师年纪相对较轻，与我们联系更密切，所以对我的影响更深刻。
解士彬老师五十年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是当时最年轻的硕士研究生，是公认的才子。他的导师贾潜老先生，在解放前曾做过边区政府法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在最高法院做过审判日本战犯的特别法庭庭长，右派平反后又做过司法部顾问。因为贾潜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做学生的解士彬也“沾了光”成了右倾分子，被分配到陕西一个小城市做了中学教师。“文革”结束恢复政法院校后，解士彬老师才有机会调到西北政法学院做教师。解老师丢掉法律专业多年，但他被贬期间勤奋自学，掌握了俄语、英语和日语三门外语。在我读研期间，看到他每时每刻都是在读书和查找资料，就连在食堂吃饭排队时也是书不离手。他是在与时间赛跑，在找回逝去的时光。但是，就在我们为他的勤奋所感动而不忍打扰的情况下，发现他对于自己的学生却可以投入全部心血而毫不吝惜时间。最使我感动的是，就在我为自己的第一篇大作硕士学位论文感到沾沾自喜的时候，经解士彬老师精心修改后，3万多字的文章几乎每一页都变成了红色。此时，我方知老师的心血并才发现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应该如何写论文。正是那被改成红色的几十页稿纸使我打下了撰写论文的基本功。而在我论文定稿的最后时刻，解士彬老师居然又陪我在宿舍里待了整整一夜，字斟句酌地帮我完成了最后修改。
解士彬老师不仅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而且还以他博大的胸怀帮助自己的学生去向他人拜师求教。由于西安地处西北，当时信息尚不发达，考虑到我求学心切，为了让我开阔眼界、博采众长，解士彬老师和另一位导师周柏森教授轮番多次修书，介绍我去全国各地向专家求教。80年代初期，国内的法律院系还数量有限，除了我就读的西北政法学院外，只有北京政法、华东政法、西南政法三所政法学院和北大、人大、武大、吉大四所综合大学的法律系，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法学研究所。我利用读研三年期间的寒暑假期，跑遍了全部这些法律院系而且不止一次。由于经济条件和时间的限制，我通常是晚上乘火车硬板车厢，白天去拜师求学，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但是，我终于几乎是毫无遗漏地访遍了这些院系刑法界的知名学者，而且对有些老师还是不止一次地反复求教。例如，人大的高铭暄教授、王作富教授，武大的马克昌教授，北京政法的曹子丹教授等人，都曾经不厌其烦地多次对我当面赐教，还带我修改论文，向我提供参考资料。除此之外，我还拜访了一些法理学、法史学和哲学、经济学的知名学者。我从这些老师那里学到的不仅仅是学术知识，还有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他们为人处世的品格。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年聆听教诲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读研三载，在二位老师的帮助下，凭着他们的私人关系，我完成了我个人独有的游学生涯，为我后来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深厚、坚实的基础。
像这种毫无保留地为自己的学生寻求他人之石的胸怀，在学术界也是并不多见的。我感到自己实在是太幸运了。而且，在李春田和唐永胜老师那里，我也同样感受到了这种胸怀。
同时，我也深深感激当时对我不吝赐教的国内几十位刑法界的前辈学者，感谢他们把我当成自己的学生一样悉心指教。没有他们，也不会有我的今天。
在那种特殊的年代，教师已成为被冲击的对象，地位低下，师生关系也变得极不正常。像我们这样深厚长久的师生情谊非常少见。更不要说，这三位老师的身传言教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他们是我的终生导师。
李春田老师不仅是我学习音乐的启蒙老师，又激励我迈入了法律殿堂。唐永胜老师在“文革”动乱的危难时刻与我共渡难关，又帮助我考研成功，踏上了人生事业的起点。解士彬老师则以他的才华和胸怀带领我在法律殿堂的学海中遨游、攀登，把我向巅峰托送。
我从这三位老师，同时也包括更多的老师那里感受到，师生关系不仅仅是一种情谊，而且更是一种传承，人的成长与成功离不开老师的培养。后来，我也做了教师，并学会了像我的导师那样对待自己的学生。
如今，我的三位人生导师有两位已经故去，另一位唐永胜老师也已成了植物人。他们三位还有着一种同样的经历：1957年都被打成了右倾分子（准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了冲击。只是因为他们太正直，太有才华。他们都是十分难得的人才，但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中却无法施展才华、报效社会，而只能呕心沥血对学生留下自己的传承。在感恩和怀念的同时，我最想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记住自己的人生导师，没有传承，就没有历史，就没有社会的进步！

龙行天下

回忆三位恩师事，
人生幸福首在此，
因师导引方成才，
念念不忘师恩实。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5-25 08:58
回忆三位恩师事，
人生幸福首在此，
因师导引方成才，

感谢龙行超版的精准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09

抹不掉的记忆（一）

田文昌

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中，“文革”初期的“停课闹革命”和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是“老三届”们砺炼人生和最难忘的岁月，有太多的感慨、教训和刻骨铭心的记忆。其中，有些经历是终生无法忘却的。那是特殊环境中才会有的特殊经历。
武斗中的三次遇险
抚顺是重工业城市，产业工人众多，是“文革”中武斗的重灾区。在那些恐怖的日子里，种种噩梦，终生难忘。在武斗的初期，还只是拳头棍棒相加，后来就发展成了真刀真枪，直至自动枪、机关枪、迫击炮、坦克炮全都上了战场，坦克车开到广场上，一炮就把六层大楼轰出一个大洞。应当说是相当严峻、相当残酷的。我们作为学生，坚决不参加武斗，我给自己也定了一个原则，一不拿枪，二不参加武斗。根据当时的“文攻武卫”的口号，我们只是进行文攻，所谓文攻，也就是写文章、做宣传。但是即便如此，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大环境中，也难以避免武斗所带来的危险，我就曾经经历了三次死里逃生的险境。
第一次遇险是凌晨在驻地遭到了武装包围。当时，我们住在抚顺西露天矿的办公大楼里，这是一座依山坡而建的楼房，楼的正面有一个空场，后面和两侧都是山坡，当时正是武斗比较激烈的时候，矿山停产,无人办公,整个大楼空无一人。我们十几个同学就带着钢板、蜡纸、油印机暂时住在那里印传单、发材料。一天早晨天刚亮的时候，有一位同学起来上厕所，突然匆匆忙忙跑回来报信说:“我们被包围了!”大家吃惊地从窗帘缝往外一看，窗外的山坡上几十条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窗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赶紧逃离。匆匆忙忙穿好衣服，拿了东西，就想从对面的侧门出去。可是到那儿一看，对面的侧门上了一个很大的锁，我们找来榔头，砸了半天还是砸不开。情急无奈之下，只好从正门冲出去。可是正门正好暴露在对方的枪口之下。好像是东西的方向，包围者在大楼东侧的山坡上，我们往西边跑，必须得爬过窗外的山坡。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只有往那儿跑。刚一跑出去，像爆豆一样密集的枪声就从头顶上压过来，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跑，简直就是同子弹赛跑，感到死亡就在瞬间，已经失去了逃生的信心。但幸运的是，忽听后边有人喊：“学生、学生，别打啦别打啦！”这样我们才没有一个人被打中，终于跑出去了。第二天对方撤走了，我们回来一看，在山坡下几个大批判专栏的上方，密密麻麻像筛子眼儿一样，都是子弹打的洞。这才明白其实对方有好心人看出我们是学生，是抬高了枪口在朝我们头顶上放的枪。否则，恐怕一个都跑不了，因为距离太近了。跑出去以后，对方还在缩小包围圈，因为那是一次突袭，我们这一派的人毫无察觉，在睡梦中听到枪声才仓促上阵抵抗，完全处于挨打的地位。我们走了几个地方，既要冲过铁道口，又要冲破封锁线，惊慌失措，把上军体课学到的本事全用上了，一会儿紧急卧倒、一会儿匍匐前进、一会儿爬起来猛跑几步，拐着弯儿跑。那时候就是真打了，因为距离远，而且我们与其他人混在一起已经分不清谁是学生谁是工人了。所以，只能是靠机灵和运气了。真可谓是子弹无眼、命悬一线了。就这样，折腾了个把小时，总算跑到了安全地带。
一群不到二十岁的青年，没见过真正的战场，突遇武装包围而又手无寸铁，当时的惊恐可想而知。但不知为何，我们虽惊恐却没有失措，竟然在枪林弹雨的沐浴中脱险而出了。这是我第一次遇险，在遭到武装包围的情况下，侥幸冲出了包围圈。这一次死里逃生之后，我们忽然觉得自己成熟了、长大了，能够像一个战士那样去面对危难了。
第二次遇险是误闯了地雷阵。武斗期间很多旧汽车到处可见，我们有一位同学，不知道从哪儿捡了一辆解放车，自己就一直开着，也没有人管。那个车虽然发动机还不错，但是车头盖坏了。有一次，听说驻扎在抚顺石油学校（现在的石油大学）的对立面一派刚刚撤走，在操场里留下了一些破汽车。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三个同学骑着三辆自行车赶到石油学校，想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找一个其他汽车上的车头盖，安到这辆汽车上。我们几个骑着自行车在操场里转了几圈，很幸运，真的捡到了一个可以用的车头盖。于是我们就把它卸下来，放在自行车后座上，几个人帮衬着推着车走出了校门。没想到刚出校门，被几个看门的人喊住了，问我们什么时候怎么进的操场，我们说:“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前我们骑车进去的。”他们听了以后大吃一惊说:“对方撤退的时候在学校操场和楼里边埋了很多地雷，昨天晚上楼里边还炸伤了一个小孩儿，因为怕有危险，我们专门在这儿守着不让人进。没想到一疏忽，你们就闯进去了，你们的命可真大。”我们听了以后真是出了一身冷汗，我们几个人骑着自行车在里边转了好几圈，居然没有踩到地雷，安全地出来了。这是第二次遇到险境。
第三次遇险是遭到冷枪的袭击。那是一个冬天，正月十五的晚上，两派在武装争夺山头。在抚顺西露天矿地区有一个山叫千台山，两派在争夺攻占千台山。打起来真是就像战争一样，非常激烈，非常残酷，连枪带炮都用上了。现在回想起来，无法理解当时攻占那个山头究竟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还要那么不惜代价？因为对方武器精良，我们这个派别用的都是破旧的枪支，处于弱势，形势非常不利。记得当时好像是要到总部去报信，有几个人就临时找到了我同学开的这辆汽车，当时恰好我也在，也就跟着去了。当时车上坐了一共七个人，驾驶楼里加司机三个人，车厢上边坐了四个人。有两位是站在前边，趴在驾驶楼上说话。另外两个人，一个是石油三厂的工人领袖叫张翼，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是33岁，另一个是我。我们两个人面对面坐在左右两侧的车厢板上，我在左侧，他在右侧，身上裹着工作服的棉大衣。车开的速度很快，我们坐那儿聊着天。可是就在急速行驶的过程中，突然一声枪响，张翼就一头栽倒了。我当时没搞清是怎么回事儿，但已经经历过枪声，我认为他在卧倒，好像一种条件反射，我也一头栽过去了。我们头对头趴在车里，刚趴下时又听耳边嗖的一声，子弹从我的耳边擦过去了。两枪响完之后，车还在往前开，可是张翼就不起来了。我就喊:“张师傅、张师傅”，但他毫无反应,这时才发现他中枪了，子弹是从前额打进去，从后脑勺穿出来，他戴着一顶帽子，线都绽开了，头肿得很大。再一看，血和脑浆从后脑勺不断地流出来。我急忙朝驾驶室喊：“停车停车，张师傅受伤了。”把车停下来一看，已经没救了。回过神来一想，其实这两枪是朝我打的，因为是从我这一侧打出来的冷枪。由于我坐的位置比张翼稍微往前了一点儿，所以子弹从我的右侧耳边擦过，射中了他的前额。幸好第二枪打过来时我也卧倒了，否则，我也不能幸免。后来，虽然认为他已经死了，但是不甘心，还是把车开到了前面不太远的抚顺市第二医院。到了医院以后，要把张翼从车上抬下来，由于他窝着身体坐在我怀里，是我一直在抱着他。后来往下抬的时候，他的身体伸直了以后，我眼看着他还张了一下嘴。其实那时候他早已经死了，我才明白可能这就是叫咽气，因为那口气是窝在那儿没有咽下去。当时好像不太知道害怕，事后才觉得太可怕了，要不是车速和我坐的位置的原因，这枪就打到我的头上了。这是一次最危险的、最惊心动魄的遇险经历。
三次遇险又脱难之后，我感到自己也成了一个无所顾忌的亡命之徒，对于死亡的威胁，似乎有些麻木了。
终身难忘的两顿饭——吃痘猪肉

第一次吃痘猪肉是下乡第一天的欢迎宴。那天，大队领导和社员们赶着几辆马车跳着忠字舞，敲锣打鼓到火车站接我们。我们坐上几辆大车，来到了我们下乡的四海屯大队，也叫四海屯村。这个小村庄离火车站整整十八里地，当时青年点儿的房子还没有盖好，我们男男女女同学被分配住在几个社员家里边。我们当时一个整班下乡是39个人，分到三个生产小队，我是在第一生产队。我们住在大队会计的家里，有两铺炕，是对面炕，我们十几个男生就集体住在这两铺炕上。那时候农村是很少能吃到猪肉的，为了欢迎我们，当天晚上专门包了猪肉馅儿的饺子招待我们，大家吃得很高兴。第一天下乡兴奋得睡不着，我们就躺在炕上聊天。当时包饺子的猪肉是专门为我们买的，还剩下了几大块肉就挂在屋子的顶梁柱上了。我们一边想着这顿美餐，一边看着挂在柱子上那几块肉，突然有人发现那几块肉怎么都是癞癞巴巴的，有很多圆乎乎癞巴巴的东西，像黄豆一样。有同学说:“这什么东西，是不是痘猪啊?”结果拿个小棍一扒拉，居然有很多虫卵，像黄豆一样滚下来了。大家一看果真是生了猪绦虫的痘猪肉。看到这一个场景我们都惊呆了，虽然我们无知但都知道痘猪肉是不能吃的，是非常危险的，可是我们早都吃到肚子里头去了。这就是我们下乡上山的第一餐，痘猪肉的饺子宴。
第一次吃痘猪肉是误吃，第二次却是明知的。下乡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我们队上有一头十几年的满身是痘的老母猪病死了，由于太缺肉吃了，队里舍不得把它埋掉，就把这个猪肉用大锅煮了四个小时，因为据说超过四个小时高温以后，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煮了四个小时以后，肉已经煮得很烂了，就每一家都分了一大碗。我的房东对我很好，舍不得自己吃，专门给我留了一小碗，晚上收工回来，把留的肉端给我。我看到这碗肉完全不知所措，深知痘猪肉是不能吃的，很危险，但这是房东的一片心意。我们当时是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注意贫下中农的深情厚谊，怎么办？吃，有危险；不吃，伤感情。后来，我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真是咬着牙、闭着眼睛硬是把这碗痘猪肉吃进了肚子。
幸运的是，我吃了两次痘猪肉，居然没有传染上猪绦虫病，这是命运在眷顾我。其实我们那个农村里有很多社员由于吃痘肉都得了绦虫病，我们下乡的五七干部中，有一个很高级别的老干部也得了绦虫病，回城以后发现浑身都长了豆，非常可怕。这两顿饭，是我终生无法忘却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10

抹不掉的记忆（二）

田文昌

最脏的活、最苦的活、最俏的活和最技术的活

最脏的活：挑大粪
在农村我干过的最脏的活是挑粪。我们下乡那个地方，家家都是自己弄一个破缸搭建的简易厕所，但粪便是要留着做肥料的。除了厕所的尿以外，每家晚上都有尿盆，尿盆的尿也要搜集起来。为了统一集肥，生产队要安排专人去挑粪挑尿。当时这个活没有人愿意干，我就主动报名挑了将近一年的大粪。冬天从粪坑里把粪刨出来，这还是比较好干的时候，因为天冷粪都冻了，没有那么大的味儿。夏天稀稀的大粪要掏出来，用粪桶挑到积肥的地方。天气热的时候，粪缸里的粪便会发酵、冒泡、生蛆，臭味四溢，不小心还会溅到身上。同时，还要每天早上起来挨家挨户把各家尿盆里的尿倒在桶里边挑走。有时人家还没起炕，去倒人家的尿盆，打扰人睡觉，还会惹人不高兴。这个活是最脏的活，那时候也没有口罩，更没有专门的工作服。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都是臭味儿。后来连房东都嫌弃我，让我进屋之前就得换衣服。这种体验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儿的，比城市里的掏粪工还苦。可是有了这一番经历之后，我感觉自己的内心更强大了。

最苦的活：出民工修水库
我干过的最苦的活是出民工修水库。好像是1970年，我们几个知青和一部分社员被派到当时的锦西县（现在的葫芦岛市）去修建女儿河上的乌金塘水库。那时候出民工算是好活儿，因为能吃饱饭，能挣满工分，还有少量的现金补助。社员都是争着去的，但是这种活很苦很累，要壮劳力才行，所以知青是最佳人选。我们连续干了小半年的时间。当时水库工地有上万个民工，人海战术，主要是肩挑人扛，只有少量的汽车往大坝上运土。因为人很多，我们分住在工地周围的农民家里。记得我住的那个地方离水库的工地有七八里地，要过三道梁，趟两道河，每天如此。这还不算什么，最关键的是，到了六月份，因为有发洪水的可能，当时大坝要做到“七一”必须拦洪，否则水库大坝就有被冲垮的危险。而由于是人力劳动，工地又装不下更多的人，所以只能是由现有的人连续作业。在最紧张的时刻，工地上要求连续大干三十六小时，就是三十六个小时除了吃饭、喝水外，不休息、不睡觉，连续地劳动。我们的任务就是小车不倒只管推，用两轮车或者独轮车装满土就往前跑，倒了土就又回来，连走带跑。就这样连续干了三十六个小时，来回不知跑了多少公里。连续三十六小时劳动的这个体验，是我刻骨铭心的体验，不敢想象！真是到了“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那种地步了。开始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累，但是当你咬紧牙关坚持下来，冲破了疲劳的极限之后，真的就不觉得累了。人就像一台机器一样，不断地推车、不断地跑，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的耐力，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由于不睡觉，食欲也没有了，饭来了大家却吃不下了。记得为了补充能量，“大干”中专门为大家改善伙食，工地上特地送来了用豆饼做的豆腐脑。那时能吃上豆饼做的豆腐脑也不容易，但是由于不能睡觉，连豆腐脑也不想吃了。平时工地上的饭常常会不够吃，可是那次“大干”中，饭菜却都剩下了。就这样，不睡觉，不吃饭，无人偷懒，无人抱怨。那么多人都是连续地干满了三十六个小时。事后，工地上的人病倒了一大半，但是任务完成了，“七一”拦洪的目标实现了。
在一生中，这种超强度的连续劳动的体验我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无法忘却的一次。我觉得，一个人，当他有了这种体验的时候，他才能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艰苦、真正的无助，他也才能真正体会到人身体的潜能有多大。

最俏的活：看守渔船
我干过的最俏的活是看守渔船。当时我们的第一和第二生产队各有一条渔船。因为我们那个地方离海还不太远，队里就买了条渔船到海上打渔，算是被允许的合法副业。每条渔船由三个社员负责，夏天的时候驾着这两条渔船到渤海湾去打渔。他们每次出去一个月左右，打了鱼之后回来送鱼，同时补充柴米油盐等给养，因为他们要在船上生火做饭。这时把两条船停在盘锦市的西辽河上，当时叫盘锦县，是西辽河的入海口，一般要停上一个礼拜左右。这期间得有人去看船，一个是看着渔船不能丢，再一个更重要的是每天要往渔船的盖板上浇水，防止木头开裂。看船的都是六七十岁甚至七八十岁的老头，所以这是个很俏的活，一天除了往船上浇两遍水，就是在船上呆着了。那段时间，我的身体不太好，经常腰疼，队里边很照顾我，就派了我这个年轻人干了这俏活，我至少有三四次去看渔船。如果是赶上船员回家过五月节，船就要停两周的时间。这段看船生活虽孤独也别有一番意境，我记得当时在西辽河入海口上有几十条渔船都停在那儿。我们这个船专门打梭鱼，鱼的个头大小都差不多，肉也非常好吃，他们给我留了足够的梭鱼和高粱米、豆油，我自己做饭吃。喝的就是河里的水，又浑又脏，但大家彼此彼此。其他的船呢，还有打虾的、打蟹的，我们就各取所需,物品交换。我用我船上的梭鱼和别人换虾、换蟹，到岸上去换啤酒、青菜、大葱……吃得很丰富。晚上我就坐在船舱里边点着小马灯看书，白天也可以在船上看书。有一次，还偶遇到同一个学校的知青老朋友，在船上喝酒、谈天，忘乎所以。
由于船停在西辽河的入海口处，河水也受到涨潮的影响，天下雨的时候躺在船舱里，在河水的涌动中小船就像摇篮，船板上面雨点敲打着船舱盖板劈劈啪啪，白天显得悠然自得，晚上夜深人静时则感到有些恐惧。每当这时候，我躺在船舱里，点着煤油灯，抽着当地产的特别有劲的老旱烟“蛤蟆赖”,手不释卷地看书，十分惬意。“细雨敲舟盖，沥沥作乐声。仓下烟云间，埋首诗书中。”就是我当时有感而发留下的诗句。
然而，惬意之中，却无法排解内心的凄苦：风华正茂之时，却混迹于老叟群中，我还能做什么？有诗为证：“七十拜为兄，六十犹未老，屈指看船翁，独属我最小。年纪正当轻，身衰已过早，来去龙锺迈，未尽人间晓。”

最技术的活：水稻技术员
我在农村干过的最有技术含量的活儿，是当上了全村首位水稻技术员。我所在的四海屯大队祖祖辈辈都没有种过稻田，主要原因是无法解决灌溉问题。后来，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打深井取水灌溉，试种水稻。我的建议被采纳后，便担起了开种稻田的任务。先是联系打井队，在村里打了三眼近百米深的机井（记得是先后一共打了五眼井，废了两眼），开了九百亩稻田。但是，全村人都不懂水稻种植技术。于是，我又义不容辞地担任了水稻技术员。其实，当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胆大包天。我什么也不懂，全凭看书就当起了技术员。东北气温低，插秧晚，种水稻的第一关就是要温室育苗。哪来的温室？当时就在青年点的房子里隔出一块地方，做了一些木头方盘架在火炕上，方盘里面放上土和肥料，用温度计测量室温，烧火炕控制温度。由于控制温度很重要，不能忽冷忽热，我只好整夜守在屋里，不时地起来调整温度，像看护新生儿一样呵护着这些稻苗，因为这是决定九百亩稻田能否有秧可插的关键！
夜里值班看护稻苗，白天还要带领大队的青年创业队员们在地里挖水塘，刨冻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一天基本上没有几个小时的睡觉时间。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温室育苗成功了。
紧接着，为了增加产量和防治病虫害，我和知青同学们又搞起了新农药“920”和“5406”的培育试验。
就这样，我一个对水稻一窍不通的纯外行，居然把水稻试种成功了，而且达到了亩产最高八百斤。
不能忘记的是，我们那个地区祖祖辈辈都是种“大田”，主要是玉米、高粱、大豆，从来都没有吃大米的福分！当全村人第一次吃上自己种的稻米时，欣喜之情真是无以言表。而且，我们那里与盘锦垦区邻近，土质碱性大，砂石又少，非常适合种水稻，大米十分好吃。直到今天，我还想着那里的大米，每当回村时，老乡们都一定要给我带一些大米回来。
几十年过去了，那里的稻田早已经连成片了。物是人非，今天村里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谁是当时开种稻田的倡导者和首任水稻技术员了。但对我而言，这种成功的欣慰是无法忘却的。

雾梦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5-24 16:37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07

特殊年代的师生情谊

      人生有幸遇良师，岁月虽逝情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