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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39
向明与我(三)
顾继志
“文革”背景下的高中时代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
革命要抓枪杆子和笔杆子。多年称病的、也不大被推崇的“常胜将军”,被委以重任。据说见到这一密令时,“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他,出了一身冷汗,嘴里连连说:“要杀人了,要杀人了。”
笔杆子从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北京之外积聚人马,从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难。革命如何才能搞得“轰轰烈烈”,于是布置了许多“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发祥地。学生一闹起来,虽说是“大喊大叫”,跑跑龙套,但是影响面较大。所以,我们就不明就里,被卷入“文化大革命”。从停课、闹革命,到最终无法升学。
领袖举重若轻,灵机一动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一句话决定了千千万万年轻孩子的命运。后来还是小平同志说了一句公道话,上山下乡,娃娃不愿意,家长不愿意,老乡也不愿意。
“文化大革命”期间,越是好学校,越不会闹出大格,参加武斗的人也少。我们办了一份油印小报,叫《大喊大叫》。刊头是毛体,报名取自北京一家小报,不定期发行,总算有个营生。
1968年9月26日,我们被自愿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翻开了人生的又一页。
向明老家在市郊,算作返乡。当时被看作是一件美事。离家近,也有乡里乡亲照顾,被人羡慕不已。日后证明这一步未必正确。“文革”期间,向明又出了一件大事。下次再表。
闲话“文革”
“文革”过去多年,亲历者尤其是受害者谈虎色变、心有余悸。但是,毋庸讳言,在当今倡导“求实”、“求是”的大背景下,一部属实的历史篇章还未能呈现在人们面前,只能是“白发宫女闲来话玄宗”。我们这些“无耻之徒”总爱琢磨些问题,譬如说:①“文革”的成因是什么?②“文革”是谁发动的?如何策划的?③想达到什么目的?④打倒刘、邓、陶后仍不鸣金收兵,意欲何为?要揪的是否还另有其人?⑤毛与林为何反目?等等。
阅读了不少当事人的回忆录,像陈伯达、吴法宪、邱会作和上海革委会重要成员等人的文章,重要问题大多语焉不详,难以洞悉其奥妙之所在。历史总有解密的一天,愚民政策不可取。
“文革”确实是一场历史灾难,殃及多少无辜,其状惨不忍睹。大人物自不待言,那些文人弱士和弱势群体的遭遇,就更是苦不堪言。报章披露,傅雷夫妻临终一幕,凄惨哀绝,使人怆然泪下;铤而走险、不堪一击,张志新赴刑前,遭遇如此毒手,其手段,法西斯也无出其上;马思聪阖家外逃,历尽风险,方得以化险为夷。
古话说:“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十年动乱,涂炭生灵。我祈祷,日后的中国再也不要遭此劫难。
向明也险些上演了一幕铤而走险、只身“外逃”的小插曲。
“文革”中也有一些趣闻和险象,略述一二,以博一粲。
“大串联”期间,在挤上拥挤不堪的火车离开贵阳之际,一位长春仁兄甘当义务监票员,负责把那些无票的“红卫兵”撵出火车车厢,车厢内确实严重超员。我们也无此趟列车的车票,只好与其套近乎。他介绍自己姓魏,字东。为表示捍卫伟大领袖的决心,改姓卫,卫东。数典忘祖,我嗤之以鼻。
第二件事是一次疏忽,险些酿成大祸。“红卫兵”小报越办越多,花样翻新,目不暇接。主席语录和插图要“套红”,就是分二次油墨印刷,一红一黑。我们一次版间插了一个红太阳图案。考虑圆圈不太好画,以自来水笔帽按印泥直接印上,岂不省事。不料未考虑到太阳光印成了黑的。报纸发放后,一老师匆匆赶来,低声告知。我们大吃一惊,能收回的赶紧收回。这可非同儿戏,若是有人找你毛病,可够你喝一壶的。提心吊胆一连几天,幸喜安然无事。
武斗一开始,我们就成了“逍遥派”,其间在一个同学家学会了打麻将。
再说“文革”
“文化大革命”无端耗费掉了我生命中最美好岁月中的宝贵十年,硬把我推向了一条我不愿意而又无法抗拒的道路,改变了我的人生。说起来我是痛心疾首、难以自己。
“文革”中也有意无意地干了一些违心的和不光彩的事。趁此机会晒晒,露露丑,不要像某某大师那样遮遮掩掩,欲盖弥彰。
第一件事是运动初期,狠批“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一些平时对老师有意见的同学带头向老师发难,说什么“歧视贫下中农子女”啦,“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啦,诸如此类的话语。更有甚者,给老师戴了纸糊的高帽。一天,团支部书记找我谈心(男的,好朋友),他说:“什么时候了,你还纹丝不动,班里划分了左、中、右三派,你是中间派。”动员我给班主任写大字报。我说:“写些甚?”他说:“随便找报纸抄点啥。”我立场不够坚定,违心地与大伙一起胡乱写了一份大字报,算作“亮亮相”。仅此一回,我到现在还好后悔。张老师,我在此向您鞠躬赔礼道歉。
另两件事更离谱。一天清晨,一个家庭出身较好的同学跑来报告:“一街道揪出来的妇女交代,她公爹家中藏有武器与电台。”这在当时可是非同小可之事。无人十分相信,也无人敢否定。犹豫再三,同另一个班“红卫兵”商量怎么办?“义不容辞”,赶快走吧!一个“红外围”的同学积极请缨到公共交通公司找车。不一会,一辆大巴风驰电掣赶到。为稳妥起见,我们先到地方派出所备案,以防意外。到了那家,翻个底朝上,也不见罪证。心里这个骂呀。即便有,这群毛头孩子能翻出个啥。别说,在鸡窝里确实找到了东西,看来这家人真有所防备。在鸡饲料里发现一厚叠钞票,问事主,都说不知道,你说奇怪了吧。找到了一台可以收听短波的收音机,这也难以定罪。随便找到几件似是而非的东西,打了清单并将东西上缴到派出所,草草收兵。
另一起更是蹊跷。运动后期,市里要成立由“革命群众、革命领导干部和支左军队代表”三结合组成的领导班子,以便报请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们这一派推选的是××。不料,突然得知他曾参加过类似“牺盟会”还为偏右的组织。这叫另一派知道,那还了得。事不宜迟,赶紧到他家看看有无被另一派可能抓到把柄的东西。于是,紧急调动卫校和我们学校一批人马,直奔五十公里外的××家。到了他家,其爱人怎么也不相信我们是要结合他爱人的那一派。搜来搜去,只找到其访朝期间,“朝修”金大胖子的一份宴会请柬。这也是是非之物,连同打不开的保险箱,一并押解回府。为保证保险箱内文件安全,其爱人嘱咐其子随车而来。现在想起了这些举动颇为荒唐、可笑,但那个年头就是这样。
我还做了几件感到自诩的事。“文革”初期,抄家成风。一个家庭出身也不怎么好的同学,为表现进步,建议抄某一女同学家。说她家是“资本家”,被我等力阻。
学校成立革命委员会后,许多班级都抓了一批“反革命学生”,唯独我们班级没有。虽然,后来我被讥为“右倾”,但落得个心安理得。由于这个原因,插队落户时,人员分配我就靠边站了。一位同学不知内情,还以为是我分的,很长时间都抱怨我为何把他分到另一个地方。我也不做过多的辩解。
“文化大革命”串联时期,我与其他同学先后去了北京、成都、重庆、贵阳、昆明、武汉、苏州、上海、哈尔滨、长春、大连、西安、保定和承德等地,饱览了祖国大好河山,最终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运动初期,向明家被抄了。他也成了“黑五类”子女,所遭受到的苦难可想而知。
向明有一天与我不期而遇,小声地告诉我,他准备与几个社会青年一同由丹东涉河经朝鲜去苏联。我暗自担心,此举非同小可。祸兮?福兮?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见到他。他悄悄地告诉我,鸭绿江水大。那几个人是“旱鸭子”,不会游泳。他已经投身河中,被其中一位年长者厉声唤回。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被边防人员带走。他们一口咬定是来丹东串联,想下河游泳。看他是学生,那几人又未下水,才不了了之。
多年后,我看到一位偷拿别人护照偷渡到德国的“难民”写的回忆录,思绪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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