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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27
难忘的记忆
孙宝田
原抚顺一高中三年五班学生。下乡到北镇县吴家公社东兴大队。1969年3月~1973年8月于东兴学校任民办教师。后到锦州第二师范学校学习两年,毕业后留校工作四年。1979年8月调转到抚顺市教育局工作。1982年10月到抚顺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工作至退休。
难忘的事情很多,最难忘的是乡下生活。
1970年正月十六的清晨,街巷中布满了昨夜的烟花碎屑,空气中飘荡着火药的气味。我挎着书包,父亲拎着我的旅行袋,向火车站走去。我望着父亲略显衰老的身躯,几次想夺过他手中的旅行袋,他总是说:“我拿着,行。”父亲的手背上冻开了很多口子,那是他冒着风雪在外面磨剪子留下的伤痕。几十年来,他扛着有砂轮、磨石等工具的板凳,走遍了道街及南站左右的大街小巷,那些地方处处留下了他辛勤劳作的身影,这就是我慈祥的父亲,我多么想在家陪他多待几天。可是,民办教师的职责,使我必须赶在开学前回到乡下的学校去。
我是1968年9月跟同学们一起下乡的。走的那天,是母亲送我上了火车。透过车窗,我看见母亲忧虑的目光中,眼睛中含着泪水,心里一阵酸楚。我不知要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但我相信:下乡很有必要。我和同学们被火车拉到青堆子站后,又坐上几辆马车,颠簸了二十多里路,被分到了北镇县最东端的东兴大队。这里没有山,只有长满高粱、玉米的田地,一眼望不到边。听说东边有条河,可我从没有去过。东兴大队由相邻的四个村庄、六个生产小队组成,中间偏北处是一所学校。我和几名同学被分到最东面的第一小队,再往东是一片荒凉的草垫子,根本看不到有什么村庄。
我们先被分散到社员家居住,他们很热情,把家里最好的东西也就是鸡蛋和从河中捞到的鱼虾拿出来给我们吃。不久,队里给我们建了青年点,这是一栋进门是厨房,两侧各有一间住室的房屋。从此,我们每天跟社员下地干活,回来后就累得躺在炕上不想动弹。这里的生活条件很差,经常没有什么菜可吃。但精神生活并不单调,小队常在晚间开个生产会、学习会,大队也常搞个什么活动,如忆苦思甜报告会、文艺表演、批判会等。这年年末,大队召开了一次批判“读书无用论”的大会。会上,我代表第一小队作了十几分钟的批判发言,受到大队的重视。没过几天,就通知我春节后到学校任民办教师,成了东兴大队第一个任民办教师的下乡青年。从此,我喜欢上了教育工作。
我和父亲赶到火车站时,已经开始检票。父亲将旅行袋递给我说:“好好照顾自己,常给家写信。”我望着父亲那不太放心的眼神,痛快地答道:“我知道了。”想以肯定的语气令父亲悬着的心落下来。父亲叮嘱的话语虽然不多,但字字都充满了对我的爱和期望。
我急着赶回去的东兴学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由南北两趟砖瓦平房、中间一个二百平的操场构成。我和陆续进校工作的几名同学住在北趟房东头的一间屋子里。大队派一位姓刘的大爷给我们做饭,虽然没有什么菜,可他总是想方设法地给我们调剂口味。至今,我都忘不了用大酱做的鸡蛋糕,味道是那么的纯正;更忘不了用油梭子掺菜做的包子,香得让人吃饱了还想吃。学校里的领导和老师对我们非常照顾,学校里的学生都非常淳朴可爱,令我终生难忘。
他们渴望学习。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有的家长让孩子辍学,帮家里干活。我常常利用晚上时间去家访,向家长讲清孩子读书的重要性,疏通家长的思想。一次,一个男孩找到我,说:“老师,我想上学,可我爸让我在家干活儿,你去说说。”说这话时,男孩眼中充满了求助的目光。我知道他父亲双目失明,家里和地里的活儿全靠他母亲一人撑着,确实很缺劳力,就说:“你母亲家里、地里忙着,的确很累。”男孩着急地说:“我可以在早晚、星期天多干些。”像这个男孩这样渴望学习的孩子,我遇到很多。他们直率的求助言行使我看到了他们朴实的品德,看到了他们对学习的向往。为了他们的未来,我就是牺牲再多的休息时间,也要说服他们的家长,实现他们的愿望。他们增强了我做好教育工作的责任心。
他们通情达理。多数学生性情温和、懂得道理。少数学生被人认为倔强,我行我素。有一名叫周凤岐的男孩,少言寡语,偏爱数学。有的学生跟我说,他上其他课时也在看数学。我觉得问题挺严重,就在其他老师上课时,走进教室,这时他正在低头看桌子下面的书。我走到他的身后,他却没有感觉,依然在看,那个专注劲儿达到了旁若无人的地步。我一把夺过他的书,竟是一本大学数学教材。他吃惊地看着我,站了起来。我说:“你不愿意听课,就跟我到办公室去。”他低着头没有动,我真的生气了,一把扯住了他的胳膊把他拽了出来,只听“嘶”的一声,桌角将他的衣服划了一个口子。我立即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了。但是,没有住手,一直把他拽到办公室。我问他:“你为什么在下面看数学。”他说:“我想把没弄明白的一道题弄懂。”我说:“你学习数学没错,但时间不对,你偏科就更错了。”他低声说:“我就喜欢数学。”我说:“做事应用脑子想一想怎么做才对,不能光凭兴趣。”接着,我讲了各科知识都是相通的,偏科会影响你的知识深化等道理。我见他有点听进去了,就又讲了各科知识的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关系。这时,他好像认同了我的看法,就说:“老师,我知道了,不会偏科了。”我抱歉地说:“老师把你的衣服弄破了。”他不但没怪我,反而说:“不怕,我妈会给我缝好的。”从此,他真的不偏科了。这件事,使我认识到,他的所谓“倔强”,不是碰到南墙不回头的那种,而是纯朴性格的一种表现,准确地说,应该是执着。他喜欢数学,就不顾一切;帮他认识到偏科的错误,他就开始注重各科知识的学习了。可见,他也是个通情达理的好孩子。而且,他这种执着是一种可贵的品质,值得肯定和表扬。这件事说明,有针对性地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是最重要的教育工作。前几年,我听说,他是东兴大队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
他们吃苦耐劳。1970年冬天,学校号召学生拾粪,为生产队积肥。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北风呼呼地吹,天很冷,学校的操场上空荡荡的。我看见一个小姑娘将一筐粪倒在粪堆上。她身着红绿相间的小棉衣,很单薄。我想,为了拾这筐粪,她一定起得很早。过了两个小时,我又看见她肩挎粪筐向学校走来。我走出寝室,将她叫到眼前,见她的脸被冻得红红的,就说:“天这么冷,不要拾了。”她用手捂了捂耳朵说:“我还没有完成任务。”将粪倒在粪堆上,就又朝另一条大道走去。快到中午时,她将满满的一筐粪倒在粪堆,笑着对我说:“老师,我完成任务了。”这时,她不停地搓着手,不时用双手捂着冻得很红的脸。我望着这位叫吴素艳的小姑娘,不知用什么话语来表扬她冒着严寒走了很多地方为生产队积肥的行为。只说了句“快回家吧”,心想:这是怕吃苦的孩子难以做到的事。她挎起粪筐,沿着两旁树上挂满雪花的大道,朝家走去,长长的一条发辫搭在身后,辫梢被风吹得微微飘动着。1971年的夏天,我领学生们去队里的稻田拔草。我本想与他们一起干,但看见水中的蚂蟥很多,就犹豫了起来。这时,个头不高、长得很壮实的马树春同学看出了我的心思,就说:“老师,你不要下去了,这点活儿我们一会儿就干完。”说完就下到田里。学生们一字排开,争先恐后地拔起草来,其速度快得让我惊讶,一会儿工夫,一块稻田的草就拔完了。我担心他们的拔草质量,就沿着田埂走了一趟。活儿干得很好,拔下的都是草,留下的都是苗。这些孩子不仅不怕累,而且干起农活儿都是行家里手,实在让我佩服。特别是他们从田里上来后,拍打叮在腿脚上的蚂蟥时,毫不惊慌、十分坦然的神态,令我自愧不如。在课堂上,我是他们的老师,而在农活上,他们就是我的老师,我也应做一个合格的学生。当我和学生们到了另一块稻田时,就毫不犹豫脱了鞋子,下到田里和他们一起干起来。临近中午时活儿都干完了,我望着一行行露出挺拔身躯,整齐地排列在稻田中的秧苗,望着毫无疲劳之意、欢声笑语的学生们,心情很舒畅。
他们感情深厚。几年的教育工作,我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善解人意,关心他人,令我非常感动。有段时间,我口腔溃疡很严重,嘴唇也肿得很厉害,讲话有些费劲。上课时,学生们都静悄悄,没有一点声响,就连以前在课堂上最爱说话的学生,也一声不吱,为的是让我说话省些力气。还有,当我换下待缝补、待清洗的衣服放在寝室时,不知什么时候就不见了,也不知什么时候就又平平整整、干干净净地放在我的行李上了。当寒假来临时,总有学生帮我整理回家的物品。当节日来到时,有的学生把我拽到家里吃饭,有的学生把好饭好菜送到我的寝室……我忘不了那一张张活泼、真诚、充满深情的面孔,他们给了我安慰和愉快,使我在艰苦的环境中得到温暖。
他们激励我努力工作。天天与具有许多优秀品格的学生在一起,使我立志更好地担负起培养他们的责任。我走进学校后,就被领导分到九年级担任语文教学工作,并任班主任。这是相当于高中三年级的工作,可我自己仅仅是高中毕业,怎能胜任?弄不好,不就是误人子弟吗?负担很重。为了讲好每一堂课,我尽可能寻找参考资料。开始时,几乎把所有要说的话都先写出来。比如,讲《海燕》时,整理了一篇自己满意的讲稿;讲《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时,精心整理了一篇文章的结构图表。我经常晚间到办公室备课,那时的农村经常停电,我就买了几包蜡烛,常常在微弱的烛光下备课至深夜。一丝不苟的语文教学工作,很快收到了成效,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记得省公安厅一位下放干部的孩子李一丁非常爱上语文课,水平提高得很快,字写得很好,作文写得立意新颖,语言流畅。我还组织几名学生组成《语文报》编辑小组,定期出版油印小报,介绍些有趣的语文知识,很受学生的欢迎。
乡下学校的生活也很丰富。我常带着学生们参加修整学校、支援生产队的各项劳动。学校也常开展一些文体活动,有运动会,也有文艺演出。当我看到我编写的对口词等小品被李桂芝、邢玉芬等学生表演得有声有色、博得社员的掌声时,心中十分高兴。学校最热闹的,是在操场上放映电影或请外面的杂技团来表演的时候,四面八方的各个村庄的社员带着孩子三三两两地来到学校,大人们谈笑风生,小孩儿们吵吵闹闹,他们都完全忘却了白日繁重农活带来的疲劳。这样欢乐的气氛,使寂静的学校顿时沸腾起来。
几年的乡下学校生活,我忘不了那简陋的校舍,忘不了那陈旧的办公桌,忘不了那表面粗糙的讲台,忘不了学校领导、老师和乡亲对我的关心,更忘不了那一群群给了我温暖、力量的孩子们。我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却在乡下的天地中受到锻炼,颇有收获。我培养了孩子们,孩子们也教育了我,在这所学校中我和他们一起成长。1973年秋天,我被选送到锦州第二师范学校读书。学生们送给我好多精美的日记本,并附上他们纯真的祝福语句。临走那天,他们依依不舍,送我去火车站的马车走出好远,他们依然远远望着我不肯离去。
我在锦州第二师范学校学习两年后,留校工作四年。1979年调转到抚顺市教育局,回到了父母的身边。这时的母亲已经多病缠身,父亲也衰老了很多,但依然扛着板凳走街串巷,“磨剪子嘞,戗菜刀”的吆喝声依旧那么响亮、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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