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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电厂生活区之前，我已经故意将化肥袋从左肩换到右肩，再从右肩换到左肩，连续折腾了四次，没想到老队长根本看都没看我一眼，一直在慢悠悠地说着他的为人处世哲学，扯到了很多人和事。我看他沉浸在自己的叙述和议论中，已经不可能注意并接受我的暗示了，不免有些着急。 从严洲方向进入电厂生活区，经过的第一排家属宿舍，是一所旧平房，我同学冯赣民家和唐觉芝家都住在这所平房里。今天是星期日，所以他们在家呆着的可能性很大，很难保证不遇上他们。 我情急之下，想到了一个笨办法。 “老队长，我想解个手！”我把化肥袋再次从肩上放下，提在手中。 老队长停下脚步，说：“哦，你去吧！我等你。” “厕所在那边学校里，有点远，这米……” “哦，你解大手？” “不是，解小手，很快就回来。” “那还跑那么远？就在墙根下解嘛。” 我愣了一下，他把化肥袋从我手拿过去：“米我来拿，你快去。” 我松了一口气，赶紧跑到平房背后，意思了几滴，然后跑步返回。 老队长已经提着化肥袋继续往前走了，我跟在他后面，从那所平房前走过。还好，今天冯赣民没在家，他妈妈在门口晒衣服，打了句招呼。唐觉芝坐在门前帮她姐姐择菜，背对着我，低着头在跟姐姐说话，好像没看见我，我自然也不会主动跟她打招呼——在学校时我就从不跟她们女的说话的。 过了这排平房不远，前面左方的钢筋水泥结构的住宅楼，就是我们要去的目的地。老队长要找的“李主任”，也就是我同学李建华的爸爸，就住在一楼。 李建华的爸爸虽然不是厂里的大官，差不多就是个普通工人，但却是一个挺有主见和威信的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应该属于“言论领袖”一类的。他的身体出了些问题，大概是腰部，因此一肩高一肩低，走路是侧着身走的，当地话称为“侧边驼子”。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在电厂其他同事中的威信，每当一群人闲聚在一起聊天时，我不只一次地注意到大多数时间都是他在“主讲”，其他人则点头或附和，一个个都是极为信服的那种神态，甚至还有些崇拜的成分，以致于发展到后来，经常跟他在一起的工人，有几个人连走路的姿势都下意识地仿效他了，其中也包括我父亲。那段时间里，我在电厂一看到斜肩侧身走路的工人，就会暗暗发笑：又一个李驼子的崇拜者。 写到这里，我有点内疚的是，我居然记不起他的真名了！李建华已多年不跟我们联系，我在同学ＱＱ群里向大家求助，他们也不记得了。因此我在这篇文字中，有时还不得不继续用他老人家的外号来称谓他，直到讲完这段往事。希望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不要怪罪我的不敬，若李建华，包括他的哥哥和姐姐，将来哪天碰巧读到了段文字，我也先在此道个歉，请别生我的气，呵呵。 我和老队长走上李家的阳台台阶时，已经是上午十点多了。我上前敲门，没人应。我回头看看老队长，老队长说：“今天是礼拜天呀，他家怎么没人？” “他儿子在浯口插队，还有个大儿子和女儿也都不在身边，就他夫妻两个住这儿。” 老队长想了想，说：“你再敲试试，也许还在睡觉。” 这句话提醒了我，对了，他喜欢打扑克，曾经到我们家打过通宵的扑克，有一次我半夜醒来小解，还看到他跟我父亲各自头上顶着三顶草帽一声不响地苦战。他们打牌不说话的，需要时都用手势示意；也不赌钱，输了就加一顶草帽认罚（有时是钻桌子，或挂纸条）。也许因为今天星期天，所以昨晚玩了个痛快，现在正在补觉。 我连续敲了五六遍，终于听到了里面的咳嗽声。他果然在家睡觉。 “哪个呀？” “李叔叔，是我，小刘。”我赶紧回答。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门，身上已穿好了短袖白衬衣，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刚起床的样子。这就是他的风格吧，特别讲派头。 我向他介绍了老队长，他应付式地哦了一声。我问阿姨没在家吗？他说大概出去有事了。他也没请我们进门，就让我们在阳台的小板凳上坐下，他自己坐的则是一张半高的竹椅，因此让我感觉到他是居高临下地在跟我们说话。 老队长拿出那包大重九，抽出两支，向他递去，他却眼睛看着我，边跟我说话边推开了老队长的烟。老队长站起身再让了一次，他才转过头去说：“不要不要，我早上刚起床不抽烟。” 老队长只好把那支烟放在他身边的小茶几上，自己点上了一支。我感觉有点尴尬，但又不知如何打破这个僵局，在这位父辈长者的面前，我的自我心理定位立刻自动回到了学生时代，根本无法用平等对话的心态来跟他交流，因此只好沉默。 还是老队长有社会经验，不紧不慢地闲聊了几句，很快就打破了这种尴尬，开始谈到这次的来意，希望李主任——老队长还是称他李主任，他也没纠正——希望李主任在厂里需要民工时，能考虑在我们队招。 可他却说这段时间没有用民工的事，而且要用的话，他说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权力，决定用哪个队的。“这个小刘你是知道的嘛，我们厂里的事你还不清楚吗？”他又把脸转向我说。 我觉得他似乎一直还是只愿跟我说话，不太愿意跟老队长打交道。那个年代工人在农民面前似乎人人都有一种自我优越感，跟农民说句话都是屈尊跌价似的。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以致我内心十分希望尽快结束这次拜访。 老队长后来也没有更多的招，他毕竟是个憨厚的农民，只能说些实在话。最终，我们也只得到了李主任的一句“好嘛好嘛，以后要是有，我会跟小刘说的，让他转告你”。 告辞时，老队长将那只化肥袋往李主任身边移了一下，说：“没什么好东西，这十斤糯米就请李主任收下吧。” “哎，不要不要不要！”李主任大声地说，老队长已经起身走出阳台了，他便对我说：“小刘你拿走，拿走！” 我有点不知所措，就在这一瞬间，他竟把那只化肥袋提起来塞到了我的手里。然后以一种无法抗拒的口气说：“你要不拿走，以后的事就不要谈了！” 我望了望老队长，老队长没说话，只用眼睛示意了我一下，意思是算了。 于是，我提着那只我特别不想提的难看的化肥袋，跟着老队长离开了李主任家。 这是一次失败的“公关活动”，失败的原因当时我不知道，老队长也不知道。直到很多年以后的某一天，我才恍然大悟：老队长上李驼子家送礼找工做，根本不应该带上我！这是他犯下的最大的错误。 他之所以会犯这个错误，是因为他当时对我这个人太不了解，他是既高估了我，又低估了我。——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绕。 说他高估了我，是他错误地以为我在会上说话挺有水平，所以出外交际一定能帮他说上点话，何况电厂又是我父亲所在单位，我人头比他熟。但他没想到的是，我终究只是个刚出校门的学生，而且是个十足的书呆子，社会经验几乎为零，根本就没见识过这种场面，更别提帮他说那些场面上的话了！ 说他低估了我，是他根本没想到我这个年仅十七岁的崽仂，居然在我们电厂有着那么响的名气！他不知道，从小学开始，厂里每次开大会，只要学校也参加，需要一个学生代表发言时，十次有九次是派我上台。我的发言稿全是自己写的，有时程老师会给我把把关，有时一字不改就通过，每次我在台上发言，都会引起台下一片啧啧称奇声，就连厂里文章写得最好的“秀才”王军，也曾用赞许的目光看我。散会后，有时厂里的广播还会播放实况录音，这一来家家户户都能听到我发言的声音，因此，久而久之，我的“革命形象”也就家喻户晓。 还有一件轰动全厂、甚至在全县可能都小有影响的事，更是让我成为了大家心目中“心红志坚的真正的革命派”——那还是在到严洲插队落户之前，我因为了解到严洲的情况，实际上是人多田少，所以觉得那并不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于是思考了好几天，找我最要好的两个同学刘平泉和曾启舒商量之后，下了决心，花了一个晚上，写了一份申请书，寄到了县知青办，要求到最艰苦最需要我们知识青年的边疆草原去，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我要求去的具体的地点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因为常听一个女中音演唱的歌曲《我爱呼伦贝尔大草原》，所以特别向往，另外还有个叫张勇的知青烈士就是在那里牺牲的，我在申请书中说，我要去那儿继承张勇姐姐的遗志，把草原建设成社会主义大草原。 申请书写好后，刘平泉毫不犹豫地也签了名，而曾启舒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加上生性谨小慎微，没敢签。 尽管后来县知青办并没有批准我们的申请，但却给厂里和学校发来了专函回复，表扬了我们的革命精神，这事一下子在全厂都传开了。 所以，可想而知，在我这样一个“心红志坚的真正的革命派”面前，谁还敢收礼受贿呢？ 一个星期后，我和巴豆还有几个年纪较大的社员，到电气车间去帮工了。不是李驼子帮的忙，而是队里的出纳员另找的路子。怎么去找的，找的谁，我不清楚，因为，这次他没带我去。（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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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2 14: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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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3 07: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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