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的哥哥
在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形势下,我的两个非常要好的邻居伙伴,也是我的小学同学的哥哥出事了。
刘忠吉的哥哥刘忠元比我大六七岁,长得很帅,在铁路部门工作。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从不上胡同和大家闲聊,喜欢一个人在家看书。他很正派,好学习,总爱看一些马列主义原著等政治书籍。有时候我上他家,他总是嘱咐我们好好读书做个好孩子。他嗓子也很好,是单位文艺队的,我记得那时候他老爱唱《贫农弟兄吕传良》歌曲。但感觉他有点好激动,特别是讲一些理论的时候情绪很激动。
还有就是温玉林的哥哥温玉深,他比我大四岁,是我校65届高中毕业生,那时在一个商业部门做财会工作。他长得白白净净的,说话文质彬彬,一副书生模样。他也是不抽烟不喝酒,也是稳稳重重的一个正派人,但他有时候好评论社会时弊。他们俩住在一个院里自然接触多,有时常在一起聊聊天。
他们两人突然被抓,弄得我很惊讶。据说是忠吉哥哥在单位写一些学习心得,可能在政治上用马列的观点对比现实一些事物,写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结果被同事看到而出事了,领导认为是反革命行动纲领。结果刘忠吉的哥哥被判死缓,温玉林哥哥因经常和刘忠元接触聊天被判10年。
我从六七岁就接触两位大哥,因为是邻居去他们家上百次,他们都是一点恶习都没有的老实正派人。两位大哥对弟弟也管得很严,他们看见弟弟和我们淘气、打架、说脏话和不好好学习都会教育一番,没有想到现在都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我想可能是阶级斗争人为的扩大,人造“敌人”就不可避免了。但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致命缺陷,就是出身不好。当然“文革”后同学的两个哥哥都平反了,补发了工资,恢复了工作,生活也很好。
三十五、 疑惑
一个人的人生观和政治倾向要是从小形成了,即使长大了也很难改变。我们这一代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受到清一色的革命教育和熏陶。无论是老师的教育还是家庭的教育,无论是在电影和书刊里,听到的和看到的都是革命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在我们内心深处就是共产党是穷人的大救星,毛主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我们对党对毛主席是无限热爱。要一生交给党,为革命奋斗终生。文革初期虽然我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不能参加各种运动,但内心还是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用多少革命志士的鲜血和生命打下的社会主义江山,怎么能让走资派复辟成资本主义?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怎么还能让人民再回到旧社会受“二茬罪”?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人人向往的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所以我们对文革初期打倒很多革命的功臣和老帅虽然感觉有点难理解,像贺龙和陈毅元帅等一些领导人都一直是我们从小就敬仰的英雄,但都被打倒和靠边站,我们的心里感到很纠结,但还是相信党和毛主席的正确。相信有毛主席伟大英明的领导,我们的党就会永远光荣正确和伟大。
“九一三”林彪叛逃让我们感到很震惊,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显著的一个人事变化特征,就是林彪一跃成为我党的二号人物,并且破天荒地在党章里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最忠于毛主席的林副统帅怎么反毛主席呢?林彪也是我们从小敬仰的英雄,从平型关大捷到辽沈战役,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是我军的悍将和常胜将军,对中国的解放事业有着重要的贡献。文化大革命在打倒很多党政军高级领导的同时大树林彪的权威,在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同时也要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我们都以为林彪最忠于毛主席。那时候经常学习林彪的一些语录什么的,什么大海航行靠舵手啊,狠斗私心一闪念啊,灵魂深处闹革命等。我记得有首歌叫《林彪紧跟毛主席》,我们很多知青经常唱“想当年林彪紧跟毛主席,井冈山上飘红旗------”。对副统帅这么紧跟都没有跟上,我们感到很难理解,同时又想到彭德怀、贺龙、陈毅等元帅以前都是我们心中的英雄,跟着毛主席打天下的老帅、将军和一些出生入死的弟兄怎么都反对毛主席啊?怎么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们一些同学偷着议论时,都对时局很茫然和不解。程显平和我议论时提到朱元璋的庆功楼,我知道他有所指,但我们俩还是忠于毛主席的,只是对文革很多事情内心感到不解。我认为这时候有很多人对文革产生了疑惑,
尽管我们思想有一些混乱,但我们自小形成的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还是远远超过了这些疑惑,我们还是相信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我们做为革命青年要紧跟毛主席继续革命。那时候大多数中国人都像崇拜神一样崇拜毛主席,无论什么大事都撼动不了毛主席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传达报告中说到林立衡在关键时刻立了功,这说明在父亲和毛主席的选择上她倾向于毛主席。党的副主席的女儿都坚定地站在毛主席这边大义灭亲,他人还用说吗?只能说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不太明白了,但我们小民也不需要明白。“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种思维是大有人在的,这充分说明毛主席当时在人们心目中是何等地位。
三十六、 保护现场
在夏日的一天,大队书记白雪论通知我们知青到南山保护现场去,说社员王喜青上吊死了。那时候社员都认为知青胆子大、敢干,遇到没有人敢干的活就让知青去干。可能那时候我们年轻,又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所以考虑问题简单,又不信鬼不信神的干什么事情也无所顾忌。
我们几个青年来到南山,看到王喜青吊在山坡上的一棵树上,脚离地有一米高,歪着头伸出了舌头。我看到这情景,心里不免一惊。并不是害怕,是因为我和王喜青很熟,没有想到一个活蹦乱跳的人转眼就变成这样。
王喜青三十多岁,身体高大健壮,非常有劲,干起活来一般社员比不过他,人送外号“大脊梁”。模样长得也非常标致,浓眉大眼五官端正一表人才。王喜青不但有劲能干活,性格上也好说好动爱闹。尤其是动口一套一套的,荤的素的什么都说,一般人是闹不过他的。因为我们同在大队窑地干过活,关系处的也比较融洽。
我们来到现场时还没有几个人,我们就站在上吊的树附近不让人们接近。一会人逐渐多了起来,这时王喜青的老婆和孩子也来了,他们跪在距离二十多米的对面山坡上啕啕大哭。公安局警察来了照了几个像,就让家属把人解下来。王喜青的老婆孩子一听都吓跑了,我上去和警察把尸体解了下来。
后来听说王喜青是在县里粮库干活时认识了一个女人,并发生了桃色事件而使女方怀孕。但王喜青没有告诉对方自己已婚,女方盯得紧,没有办法处理产生了轻生念头。那时候这样的事情算是犯罪,并且这样的事情是相当抬不起头的,但却没有想到他那样爱说爱闹性格开朗的人却这样想不开。
由于都认为青年敢干,有的社员家有些丧事往往叫上青年帮忙。在我们青年点前面住的一个四队姓刘的社员比我们大几岁,长得又高又大,有一天来到青年点说他爸死了,让我们帮他抬。我们一看人家有难,就都去了。到那一看吓一跳,因为死人穿的是棉长袍,戴的是电影里常看到的旧社会地主戴的那种瓜皮小帽,帽子上面还有一个红疙瘩。我们见过城里死人都穿正常的衣服,还头一次见到死人这样穿戴,看着有点瘆得慌。最可气的是我们大家一起抬,他当儿子的却站得远远的一手不动。
我的好朋友温玉林下乡那个队死了一个老农,在钉棺材时也不知道是动静大还是怎么的,尸体一下坐了起来,把家里儿女老少都吓跑了。队里只好把知青叫来负责看护,知青到点送饭。这个老农穿着黑色的长袍寿衣并戴着红疙瘩小帽坐在棺材里,又吃了两天饭才真死过去。
毛主席曾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可以说这句话影响我们好多年,所以知识青年这一代大都不迷信,当时除了毛泽东思想没有别的信仰。因此很多知识青年对农村一些禁忌的事情没有什么顾虑,可以说知识青年在农村是什么活都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