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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十周年祭 秦 渝 摘要1968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特殊形势下采取的措施，锻炼了一代青年，也发生了不少人间悲剧, 不应该也不可能重复。它不是本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不应该也不可能据此否定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方向。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既是过去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也是今后阶级斗争的必然要求。 今年是1968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十周年，停止四十周年。 虽然从1955年开始,随着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有一些青年学生(包括回乡青年)下乡务农，参加合作化运动注1，但人数不多，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运动，因为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毕竟是主流。从1968年冬天开始，在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下，从白山黑水到南海椰林，从东海之滨到西北边陲，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告别家乡和亲人，或到农村人民公社，或到国营农(林)场和生产建设兵团参加生产劳动.到1978年中央决定停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十年间有1700多万青年学生上山下乡。这个规模巨大，历时十年的运动对中国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四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对于这场运动依然众说纷纭，没有共识。如何认识和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至今仍然是一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有的人谩骂丑化知识青年，抹煞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意义，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毛泽东;有的人片面颂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回避阴暗面，因而解释不了这场运动何以停止的历史事实。这两种态度都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了分清是非，吸取教训，必须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回顾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特别是在“三农”问题和青年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这样作尤为必要。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的原因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报道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时发表了毛主席的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之所以开始于1968年冬天，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的原因。首先，到1968年冬天，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两年半，“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表面上已经解决，各地各单位的“革命委员会”正在陆续成立，人心思定。但是，社会上，特别是学校里，各派组织山头林立，互斗不止，而进驻各个学校的“军宣队”、“工宣队”往往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和群众运动，使“派性”斗争更趋复杂。在这种形势下，如何使青年学生摆脱“派性”斗争，促进社会安定，成了重大而又迫在眉睫的政治问题。 另一方面，从五十年**始，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特别是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虽然从1960到1962年有大约三千万人回到了农村，但到1968年末，全国城镇人口仍达到了1.4亿人，约占全国(不含港澳台)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这就使得短期内难以在城镇解决400多万青年学生的就业和升学问题，需要以某种形式使人口从城镇“回流”到农村去，而农村人民公社和国有农场可以安置青年学生，尽管很多地方存在地少人多的问题。 所以，动员大批青年学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既有利于社会安定，又可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 上述情况表明，1968年冬天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特殊形势下采取的措施。既如此，形势变了，政策自然要变。况且，毛主席的“12.22指示”并没有说要长期动员大批青年学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是说“来一个动员”。如果说这只是对“12.22指示”的理解问题，那么，真正的问题在于，上山下乡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使上山下乡运动严重背离了毛主席的“12.22指示”，走向了反面，发生了不少人间悲剧注2。 可是，前不久，竟有人建议再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解决就业难问题。这种无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城镇化”潮流的建议自然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普遍反感。因为现在的就业难问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私有化造成的“生产过剩”的表现，将长期存在，而1968年的“就业难”问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大革命中停止招生、招工的遗留问题，过几年就可望缓解。事实上，一些知青下乡一两年后就陆续回城工作或升学了。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意义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具有不可抹煞的积极意义。 1.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打破了重书本轻劳动,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教育模式，锻炼了一代青年，使他们了解了农村，与劳动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为他们的成长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上山下乡一开始，在已经到农村的一些知识青年中曾经争论过一个问题：知识青年到农村只是“接受再教育”还是应该按照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教导，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很多知青用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不仅主动报名上山下乡，而且积极投身到艰苦的劳动生活中去，和社员们一起战严寒，斗酷暑，发展生产，兴修水利，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活跃文化生活，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创办乡镇企业，帮助社员群众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他们数年如一日，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农业学大寨，实行科学种田，为巩固集体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了自己，增长了才干。劳累浇灭不了他们秉烛夜读的激情，困难阻挡不了他们建设新农村的脚步。他们用自己的热血、汗水和生命铸就了“知青精神”。“知青精神”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艰苦奋斗的精神。很多知青后来成了各行各业的优秀人物。知青被称为中国“最勤奋的一代人”。 正如马克思所说，知青们用自己的人生证明了他们“不是白白地经受了劳动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45页)。 2.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激发了贫下中农的主人翁自豪感，提高了农民的社会地位，有利于巩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和改变农村面貌。 广大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腾出房子，拿出家具帮助知青们安家，帮助他们学习劳动和生活技能。互助合作的新风尚蒸蒸日上，狭隘自私的心理得到了克服，社员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很多农村基层干部虽然清贫，却一心为公，以身作则，为青年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毋庸讳言，少数知青缺乏理想，消极颓废，既不积极劳动，又不认真学习，浪费了青春年华，影响了农民群众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理解和支持。但这既不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主流，也不是运动停止的原因。 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停止的原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1.与以前的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到农村工作不同，1968年冬天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要口号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革命是艰苦的，也是光荣的，但知青普遍缺乏光荣感，尤其是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年，“唯成份论”使他们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抬不起头。除了少数有机会担任农村基层干部的幸运儿，这种没有明确期限的“受教育”身份使大部分知青难以在建设农村改造农村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身份上的不平等既不利于青年成长也不利于农村建设，从而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注定不可能持续下去。事实证明，绝大多数知识青年既不怕苦，也不怕死，但没有明确期限的“受教育”成了他们难以承受的精神负担，使他们感到前途渺茫。知识青年到农村是白手起家。若得不到帮助反受歧视，则困难重重，甚至难以生活。毛主席在给李庆霖先生的回信中说：“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只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实现，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能在平等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不平等的事情不可能长久。 毛主席早就指出，不动员全国的工农大众，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就是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奋斗。他们同属革命阵营，理应取长补短，相互学习。他们之间的教育是相互的，平等的，贯穿于工作之中。毛主席说，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毛泽东，1957年3月12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还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片面强调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不注重发挥他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作用不是本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这使我们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去了发展巩固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大好时机。 片面强调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质上是我党历史上片面强调改造知识分子作法的延伸。这种作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因为知识分子属于不同的阶级。从马克思，列宁到李大钊，毛泽东，从鲁迅到魏巍，无数的革命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先锋队。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片面强调改造知识分子既破坏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也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人。不团结大多数人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 2.毛主席的“12.22指示”中说，“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但很多有权势的干部和有门路的人的子女却不下乡，直接参军、参加工作，或者如农民所说，到农村“打个转身就走了”，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事实上，下乡时间较长的知青几乎都是平头百姓家的和没有“解放”的干部的子女。在偏远地方，有的管理知青的干部横行霸道，摧残迫害知青的事情时有发生，甚至视知青为“劳改犯”注2。非人的生活、错误的政策和侵害人权的恶行最终引发了1978年云南知青的大规模集体抗争。任何真正站在人民而不是特权阶级立场上的人都应该承认，这是一次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革命行动。正是这次革命行动促使中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注2。本不应该长期实行但却实行了十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停止了。事实上，早在1967年8月，湖南江永就因为知青被杀害引发了震惊全国的六千长沙知青大逃亡事件注3。 众所周知，工农联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基础。工农联盟的巩固需要城乡的平衡发展。不论是在物质上，文化和科学技术(包括医疗卫生)上，城市都必须支援农村，要有农村需要的各种人才到农村去工作，参加农村建设。不论时间长短，是否本乡人，凡是在农村基层工作的人员都应该受到政策规定的合理优待，受到社会的尊重。如此，才真正有益于农村的发展，真正有益于缩小城乡差别。 “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和“在农村工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是喊一句“城市支援农村”就可以混淆的。农民把插队落户的知青叫作“下放青年”。他们绝不会把“下放青年”混同于在农村工作的教师、医生、农技人员、区社(乡镇)干部或者“村官”。看来，在这些概念上，农民们要比今天的某些“左翼”人士的头脑清楚的多。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也就是说，掌握了政权的革命者不应该制造新的不平等。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论用什么说辞和口号，用带有歧视惩罚意味的强迫“下放”对待千千万万的青年和他们的家庭违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应该看作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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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9 16: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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