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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手安葬了他
（一）事发突然
1976年，我从延安市绿化管理处调到延安市川口公社当知青专干。比我早几个月就来了另一个北京知青，当公社的团委书记，他叫柳玉生。比我高大健壮，小我一岁。这位老兄积极向上，在枣园村住队时，半夜就去敲老乡家的门，学大寨嘛。对那些所谓有问题的社员，豪不客气。在领导跟前表现非凡。
我则从来是落后分子，见着领导能躲就躲，躲不开就装没看见。虽然公社干部里就我们两个是北京的知青，但却是两种类型。我是和老乡们亲切，他是和领导密切。所以我们之间只是见面点头而已。没说过几句话。我都不知道他是北京那个学校的，插队在那个公社，那个队。又从那儿调到这儿来的。
1977年4月，公社要打一个大土坝，柳玉生成了现场指挥。整天大干在工地上。很长时间我没有见到过他。那一天我刚从我负责的生产队回到公社，就听到广播中说大坝出事了，有人说可能柳玉生被塌方埋住了。我一听，撒腿就往几里外的大坝跑。到了坝上，看见一身泥土的柳玉生平躺在地上，一个赤脚医生正口对口给他吹气。我跑过去紧紧抓住他的手呜咽着喊他，但他再也没有答应我。
一个社员用架子车在前边拉着他，我一个人跟在车旁，陪着他最后走完这条通往公社的土路上。一到公社，公社书记就对我说：“你也是北京的，你就看着办吧！”就把这处理大权全部交给了胆小的我，我没说二话。
（二）顾不上害怕
我和那拉车的社员把柳玉生抬到一孔没人住的石窑里，在窑掌上有一个一米宽的单人土炕。放好小柳后，社员就回去交差去了。我站在窄窄的土炕前头，看着躺在身边，泥滚似的柳玉生，默默地发呆。
我找了一个脸盆，跑到供销社去打了一大盆白酒，拿一块旧布，蘸着酒仔细地，慢慢地擦干净他的脸和每一根手指。我想把他衣服脱掉，但他人高马大，我又一个人，吃力抬起他的上身，可没有人帮我去脱他的上衣。我又怕死沉的他一斜倒下，把我撞到炕底下去。我两手抬起他双腿，又没人去扒他的裤子。累了我一身汗，也蹭了一身泥土，还是一件也脱不下。
我只好拿了一把剪刀，从裤腿向上剪，一会儿就把他外衣、秋衣、背心裤衩全褪了下来，一丝不挂。这一折腾，小柳的嘴却大张开来，我怎么也给他合不上了。我估计是在被土埋的一霎那，他要呼喊，结果被土把下巴砸掉环了。我用剪子把衣服绞下一个长布条，把他下巴兜起来，又在其前额头上系了一扣。这样嘴才合拢上了。
于是我开始用那盆白酒给他清洗身体。从头到脚，擦遍全身的每一个部位。因为北京柳玉生的家属明天才能接到电报，飞机又一个礼拜才两班。家属再快，也要三四天时间。为了尸身不腐败，领导决定要做防腐处理。
我们公社书记高世民原来是延安县水利局长，延安修建王窑水库（两个北京知青死亡）、孙台水库（北京知青刘可忠一个死亡），反修路（有知青死亡，不祥）时，全有北京知青死亡。又全是他这位局长经手的，都有经验了。这次他刚调到这公社，又让老大人赶上了。
这时天快黑了。从城里防疫站请来的医生，带着药品赶到了。
怕天一黑，不好操作了，就赶紧从石窑外面拉了一条电线进来，把灯泡就临时吊在土炕里面的墙上。又在墙上钉了一个大木橛子，挂上一个盛满福尔马林的铁水桶，就当输液的瓶子了。我抱着柳玉生的头，因为这时他身体已经开始僵硬了，医生要切开他脖颈一侧的动脉大血管，把大针头插进去。原来人一死，动脉血管就全空了，血全留在了静脉里。
这样一来，就可以把防腐剂通过人动脉血管输进去，到达全身。但很慢，要一宿的时间。医生做完手术就赶回城里去了。我站在小土炕里侧，好随时观察水桶里的吸管，怕它掉出来，或水位下降后吸不到药水。柳玉生紧紧躺在我的脚下。
夜，出奇的安静。时间，也出奇的慢。我一点也不敢动，怕一抬腿，他把我拌倒，栽到地上去。
这时，电灯泡突然憋了，漆黑一片。我不但不敢动，这回连气也不敢出了……
（三）“我*你妈！”
快天亮时，一大桶福尔马林全灌进柳玉生的体内。他全身变成了黑褐色，身体又圆又肿，连耳朵都支楞了起来。我按了按他脸，像胶皮一样有弹性。我赶紧把我给他捆在头上，为了给他合上嘴而绑的布条解下来，这下傻眼了。布条勒得地方，出现了一圈壕沟。我赶紧给他整个脑袋按摩，揉了半天，勒出的沟才下去一点，不太明显了。
我跑到供销社，给柳玉生挑了一身最大号的涤卡中山装、秋衣秋裤、背心、裤衩、袜子。还有最时髦的三接头皮鞋，皮腰带。 我回来就开始给他穿衣服，总不能老让他光着身子啊。我把他翻来倒去，总算给他背心裤衩穿上了。但内衣外衣可怎么也不行。他人已变成了一大整块，一是僵硬了，二是灌进去了一大桶药水。我抱住头用力往起一抬，他整个身子都立起来了，还直顺着光炕往下出溜，我还得再往上拽。他胳膊也弯不了，上衣只能穿好一支袖子。折腾好半天，还是根本穿不上。
没辙了，办公室叫来村里的两个老汉，帮我给他穿衣服。但最大号的中山装也显得瘦小，我自做主张，把上衣背后绞开，把裤子后当豁开，穿上正面看不出来就得了。老乡说死人不能着皮物，要不来世变畜牲。正好我先给他穿皮鞋时，他脚直钩着，掰不动，皮鞋又瘦，塞半天，一点也进不去。我就又把皮鞋，皮带拿到供销社给退了。买了布鞋，布腰带。我还把我自己的一顶新帽子给他带上。
还得穿大衣，还有被子、褥子、枕头、单子等。只好叫村里缝纫组给做了。大衣讲究长毛绒领子，延安没卖的，刚好我回北京时给当地一位女教师（后来此人成了我的干姐姐，几十年一直往来）买了一块。只能又趟过延河，跑去二十里铺跟人家要了回来。我记得北京单卖长毛绒大衣领子，一块八一条。
我原来以为死人的被褥和我们活人一样。实际上是偷工减料，忽弄死鬼。棉花只薄薄地铺了一层，被子也只比褥子稍微宽一点而已。
去城里买棺材的同事打来电话，延安二道街木器厂现成的棺材就一个，松木白茬，二百五十块。我毫不犹豫地说：“要”。棺材拉来，我和老乡把柳玉生入了殓，用布遮住了他那我看了两天两夜的脸。棺材盖放在一边，因为家属还没有到。把灵停好后，我几乎要晕倒过去。
当天晚上公社干部开完会，聚餐喝酒。我满满地到了一大杯，慢慢地撒在地上，咬着牙说出了我一生当中第一次脏话：“我操你妈”！谁也没有吭声。我扭头回到宿舍，用被子蒙住了头。很久才昏昏沉沉的睡去。
（四）936块钱
第三天下午，刘玉生的父亲和他一个小姑父从北京坐飞机赶到了。我去机场接的他们。他父亲好像是郊区的农民一样，但他那小姑父，一看就是很精明能干的城里人，岁数也不很大。回到公社，我先介绍了我所做的一切，他们没表示不满。接着会见公社领导，商量后事。这我就不能参加了，也没权过问。经过当晚，第二天一整天的协商，争论，我知道了结果；追认柳玉生为中共正式党员。因工死亡抚恤金800元（这是当时国家定的命价，谁都一样。）再加上当月工资三十六元，领导还大发慈悲，又多给了100元。这样，柳玉生父亲共拿到手936元整。
第五天一大早，全公社的队干部都来到公社给知青柳玉生送行。大家排着队，依次从棺材旁走过。他的父亲和小姑父也看了自己孩子的最后一眼。整个过程，我都扶着棺材头站在那里。民间说，棺材里不能落下亲人的眼泪。但现场也没有一个人哭。连家属也没哭。只有我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掉进棺材里，柳玉生的身上。最后，我再次把柳玉生的脸用单子蒙上，和一位老乡把棺材盖盖好（当地风俗棺材不钉盖，埋葬时要把盖打开放在一边的。因为棺木是入地下窑洞停放。怕棺木朽后，棺盖压在尸体身上。）。随后大家起灵向墓地出发了。
墓窑就打在柳玉生牺牲的土坝上方的山坡上。大坝上用松柏枝搭建了一座牌楼。我们随灵走过大坝，穿过牌楼，爬上山坡，我亲手把他埋葬在这远离家乡亲人，没有同学伙伴，孤零零的黄土高坡之上。从此，他真的要在这里永远地长眠了。
（五）怪事
柳玉生死的第二天晚上，我宿舍旁边的窑洞里，住着一位当地干部，在睡觉时，他一闭眼，就看见柳玉生出现在他跟前。实在没办法，他抱着枕头，开着灯，整整坐了一夜。
柳玉生的母亲没有来。我问及其小姑父。他说在柳玉生出事那天傍晚。他母亲正在家，突然感到一阵阴风吹来，顿时大有不祥的感觉（民间迷信说法；亲人去世，远处家属往往坐立不安，心惊肉跳。科学说；人在死时会发出极强的脑电波 ，千里之外的直系亲属在安静时刻，有可能接受到刺激，因为他们基因有共同脑电波段。）。第二天他家收到报丧电报后，他母亲一下子当即病倒。所以不能来了。
在刘玉生死后没两天，我们公社最远的一个村子柏树畔，离公社能有五十来里地，这是一个被原始灌木林包围着，推自行车都要低着头才能走进去的小山村。那里一家社员婆姨（妇女） 被“踢倒了”（科学叫作“癔症”，迷信则叫“附体”）。她自称是柳玉生，说着北京话。他要回北京，没有钱。结果请来跳大神的，手舞三尖两刃刀，一阵做法之后，把柳玉生的魂魄收到一个黄布口袋里带走了。我很奇怪，当时消息还没有传到后沟极度封闭的山坳里，她是怎么知道的呢？
1977年四月，柳玉生去世一周年的时候。他的母亲、弟弟和外甥，来到公社给柳玉生扫墓。接待的任务又是我的。当时公社兽医站分来了一个西北农学院毕业的女兽医，也是北京知青（后来成了我妻子）。我们俩陪伴着柳玉生的母亲，弟弟，外甥来到他的坟前。在去之前，公社已让人买好了两个巨大的花圈，足有三米直径大。一个算公社的，一个是家属的。提前放倒在坟头上。花圈只有两根支柱，不能立起来。坟又建在山坡上，坡较平缓，所以花圈只能斜倒着摆放在坟头上。我和那女知青一左一右搀住他母亲的两臂。他母亲则站在坟前哭个不停。怎么也劝不住，半天还不肯走，依然还是在哭。
时间太长了，我终于决定走。我向那女知青大声说了一句：“走！”强行把老人拉住，转过身去。这时柳玉生的弟弟和外甥这两个年轻人已三两步就走下坡一大截子了。我们仨人刚向下坡走了有两三步，我就突然听到身后有动静。猛回头一看，写着他母亲名字的那个大花圈，早已从坟头上从平躺着姿势变成了站立了起来。两根细竹子支柱像人的两条腿一样，还一左一右地扭动着跨了一大步，然后就扑天盖地的向我们三个人压过来。我来不及说话，扭头用胳膊向已扑近身后的花圈抡打了过去，花圈贴着我身体斜着倒下去了。我冲那女知青高喊一声：“快走！”他母亲被拖着快走，没有察觉到身后的动静。可那女知青却看到了这一切，她拉着老人急步向山下跑去。
我没有动，看着他们平安离去，这才回转身把花圈举起来走回去两步又给摆在坟头上。然后慢慢掏出打火机，把两个花圈点燃，天空没有一丝风，花圈在原地呼呼地燃烧着，等全变成了灰烬，我最后看了坟墓一眼，这才慢慢地走下山来。
不久，村妇联主任找到我，要给柳玉生说媒。原来她的外甥女死了。想给他们俩完婚（陕北叫“弥户”，学名叫“阴婚”）。我不是柳玉生的亲属，又不信那民间风俗。所以我就没有应承。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后悔。是我，让柳玉生孤独一人留在了那黄土高坡之上。
每次下乡回公社，常常要天黑，我从那大土坝上走过，就想起了柳玉生。因为天黑，看不见坟头。但我总是默默地祝愿他能够安息。
（六）不该死在那里
北京知青柳玉生，为了延安农村的建设，牺牲了。他对得起延安的父老乡亲。我则对得起我的插友柳玉生。我至今不知他是那个学校毕业的，也没问过他插队在那个村。更连话也没和他多说过几句。但他不该年纪轻轻就死在那里，更不该埋在那千里之外的黄土高坡，漫野荒郊。几十年来以至今后都无人问津，成了孤坟野冢……
我一生最爱做噩梦，但我却从来没有梦见过他——柳玉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但我知道，在那特定的年代，我参与了柳玉生的后事，不是为了他，也不是为了我。是为了“知青”，这一代人本该有的地位和本应有的尊严。我尽力了。
秦征 2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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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17 19: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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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20 07:31:22
楼主
发表于 2016-8-18 17:3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