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雷午寨主 于 2017-12-18 16:29 编辑
天津我的出生地——童年纪事
我出生在天津,出生之日正逢共和国第一个春节,家里传下来的“家谱”中只排了五个男丁和两个女儿的字(我们是“生”字辈,名字最后都排了“生”字,只是中间的是排下来的字)男丁是带三点水,女儿是带木子边。我正好是第六个男孩,家谱上排的已经都用掉了,所以,我的中间的字就只有另找了。恰逢出生之日正好是腊月三十,时赶春节,父母干脆就起了一个“春”字,一是节日,二是正赶上解放,祖国一片新气象,作为父母期盼已久的“新中国”已经诞生,盼着国家万物欣欣向荣,祖国的春天已经来了。作为小名就起了一个普遍都起的“解放”,我哥哥是1945年生的,他的一个小名就起了“胜利”,纪念抗战胜利。 我的家在海河的旁边,胡同叫“至诚里”,门牌是2号,胡同外面是一条路,现在叫“平安街”。往左,通到大路就是“建国道”。沿着建国道走不远就是海河上的一座铁桥——“金汤桥”。现在,那里的旧房子已经改造完了,只剩下铁桥还在。 我记得,“至诚里”是一个死胡同,很短。进了胡同后,右手边是一排商家的后门,左手边就是一排二层小楼,胡同口商家的后门与1号是一个门洞,我家是2号,与3号合用一个门洞,再往后4/5号一个门洞,6/7号一个门洞,胡同里只有这几家。每个门洞深有三米左右,中间隔开,我家是左手那家。进了门就是一个小院子,花坛对着大门,花坛后面就是一楼的大屋,进楼的门是在花坛的左手,院子里还有一个门是厕所,厕所门对着花坛,与大门平行。进了楼后是一个过道,面对着的是楼梯右低左高,由此上楼,楼梯对着的是一层的大屋,听母亲讲,那里原来是家里的客厅。楼梯下面是一个三角形的储藏室,里面堆着大块大块的煤块,往左就是厨房。我家就在这里做饭。 当我懂事以后,一层就是张大爷的家了。听母亲和哥哥们说,他当年从乡下来天津,做零工时被人欺负,父亲出头救了他,看他没工作,就推荐他去警察局当巡警,留他在家里住,后来他把家眷接来,没地方居住,爸爸就把楼下的一间房子给他住,不想两口子越生越多,挤不下了,父母干脆就把整个一层都腾给了他们居住,家里的一些力气活也让他们帮着干一下,就这样一直到我们搬离天津。 我懂事时,就住在了楼上,上楼梯是两层,一层楼梯的顶头是小间,再上一层就是大屋了,大屋里放着一套沙发,还有两张单人床,还有柜子之类的家具。大屋右手的小床旁有一道门,那就是里屋,里屋是一张大床,可以睡四、五个人,床头是一摞箱子,下面四个是樟木箱,上面是两个红色的箱子,家里的衣服等东西都放在里面,门的右手是一排书架,一直顶到房顶,里面各种书籍都有,书架旁是一张写字桌,我平时就在这里写字,外屋的桌子是哥哥、姐姐做作业的地方,父母写点什么也是在里屋,和我在一起。楼梯边那间房子是长大了的哥哥住的地方,他们都在上大学,只是星期天才回来,姐姐回来就在大屋里睡,我和后来生的妹妹就跟着父母住在里屋,有时小哥哥也来与我们挤着住。反正床大,睡着也不挤。外屋墙上挂着一个镜框,和大多数家庭一样,里面是照片。相框上方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青铜剑,听父亲说,那是一把汉代的宝剑,我一直梦想着拿下来看一下,但直到离开天津,都没能如愿。后来,听哥哥讲,搬离天津时被卖掉了,好像是卖了10块钱,那套沙发只卖了5块,可见那是多值钱的东西,不然怎么挂在那么高的地方。 记得大屋的桌子抽屉里放着好多“好东西”,有不成套的麻将牌,可以让我们在桌子上摞着玩儿,搭个城墙、城堡之类的;弹球,这是哥哥们玩儿过的,有玻璃的、瓷的,各色各样的芯儿;有桂皮,可以吃的;尺子、笔、圆规,可以写字、画画;一盒黑色的“牌九”,这是爸爸的朋友送的,家里没人会玩儿,可以与麻将牌合着搭房子;蛐蛐罐儿,也是哥哥们玩儿过的,有紫砂的、红泥的、灰泥的,我们抓了蛐蛐、油葫芦也放在里面,有些外面还刻着花、刻着诗句;铜墨盒,几层扣在一起,对好了可以见到周围刻着的大篆、小篆、隶书各种字;还有父亲的各种图章,有石头的、铜的,带盒子的、不带盒子的,这也可以摆在桌子上,代替人;…… 可惜,1956年,大哥在北京的二机部分到了房子,他把一家人都报了上去,机关分了他三套间的单元。而大嫂刚生了老二,母亲急着去北京照顾。我和母亲、妹妹就先去,结果到了北京,又说房子刚盖好,还不能住。机关已经在前门外山涧口的客店里给我们租了两间房子,让我们暂住。哥哥嫂子带着我住一间,母亲带着妹妹和侄女住一间。还没动身的父亲和其他的几个哥、姐就滞留在天津,一年后才搬去北京。天津家里的好多东西都没带到北京来。按母亲的话说:“那些东西,都被你爸爸三不值、二不值的处理掉了!”那时也是,分宿舍是连家具一起的,你需要几张床、几把椅子、凳子、几张桌子、写字台说个数字,写个条儿,报上去,第二天就有人给你送来了。 那时的思想“反正是社会主义了,还要什么私有财产?” ——写于2015年1月,加工于2017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