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第二十一章●离别校园赴农村 上山下乡.

侯明明

第二十一章●离别校园赴农村 上山下乡磨意志


　　
　　高中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课余画画中，侯明明寻到了欢乐。
　　他想，自己对绘画情有独衷，应该在绘画上闯出一条路子。
　　怎么闯？画画是门艺术，也是门科学，首先要打好扎实的基本功。基本功就是勤学苦练，多思、多看、多学、多动笔，循序渐进，量变变质变。大自然就是老师，社会就是课堂。他调整心态，对学习画画作了这样安排：每天晚上睡觉前的一至两个小时在灯下画素描，表现对象就是家里的铝锅、菜刀、茶壶、水瓶、碗筷、桌凳等。白天，他随身携带一个速写本，利用课间或放学路上画速写。速写是生活的积累，是创作的源泉。素描是绘画的基础。星期天，他就带上颜色去城外江边或林中画色彩写生。每周再抽时间，临摹一至两张名家作品。他心想，只要天天坚持，持之以恒，日积月累，不断进取，总结经验，就会有收获。他把自己的习作，一捆一捆地寄往重庆的四川美术学院，自我介绍，求得该院老师指点。很快，四川美术学院教务处给他回信了，肯定了他作品的优点，并指出了他学习的方向和路子。这样的通讯求学活动，一直持续到他高中毕业下乡以后。
　　他习画的精神，带动了班上好几个同学，高中最后一期，班上转学来了一个叫张燕梅的漂亮女同学，受其感染，也拿起画笔画了一条大牯牛，贴在教室里的学习园地上。同学们说：“张燕梅画画跟侯明明学的，班上又有女画家了。”侯明明知道她是合江人，转学来屏山中学的目的，是因其姨父在屏山县委当秘书，有这个关系，读完书，好在屏山找个条件好的地方下乡。
　　下乡，一个敏感的词，拨动着屏中高75级学生的神经。
　　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每个中学生毕业出校门要走的必经之路。这条路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追溯到1955年，杨华、李秉衡等60北京青年组成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萝北县大荒原，垦荒造田。这些中国青年学习的是苏联。1954年初，苏共首脑赫鲁晓夫希望尽快改善不景气的苏联农业，忽发奇想，利用城市共青团员们的先锋精神，动员他们去开垦位于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三千五百万公顷的荒地。大批苏联青年响应苏共中央号召，打着青年近卫军的红旗，开到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垦荒。苏联的经验引起中国共青团中央的注意，团刊报道、评论，团中央组织代表团赴苏联学习，毛泽东赞赏并转发团中央的报告，接着组织知识青年团队到黑龙江北大荒去开荒。团中央于55年8月30日，为北京青年垦荒队举行盛大欢送会，带动了天津、上海、南京、南昌、石家庄等青年垦荒。中央把邢燕子、侯隽作为“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的先进典型，在全国青年中广为宣传。文革中，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达到清除了刘少奇等对手的目的，然后对数千万难以控制的制造麻烦的红卫兵，进行肢解。新成立的革委会，把这批数量巨大、摇旗呐喊、精力充沛，热衷政治的，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的头脑发热的无业青年，通通送到农村劳动。这除了解决就业等经济上的原因，主要是一种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


报载，“文革”以来全国首支下乡插队的知青队伍来自首都北京，人数共１０人。他们于１９６７年深秋离开北京前往内蒙古草原插队，临行前集体在天安门金水桥畔向毛主席宣誓。他们的革命行动比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还早一年多。 另一支主动下乡的知青队伍于１９６８年２月出发，他们共有５５人，来自北京多所中学，其中不乏名校学生。他们去到云南西双版纳农场插队。当地人称“北京五十五”。


　　报载，１９６９年２月，天津市湾兜中学３０名红卫兵，步行一千多公里路程到山西省平陆县毛家山生产队插队落户。他们创造了步行下乡最远的历史纪录。 另一个历史纪录是由一队上海中学生创造的。他们在春天接到通知到祖国北疆的北大荒插队，但是等他们不远千里来到北大荒，结果却发现有关部门通知搞错了。 于是他们只好掉头向着另一个正确的方向———祖国南疆的云南西双版纳前进。 等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时间已经来到秋天，行程超过万里，因此他们堪称耗时最长、下乡行程最远的知青。


　　根据官方统计数字，仅１９６９年，全国下乡知青人数已经接近三百万人。至次年，达到五百七十三万四千人。到“文革”结束后的１９７８年，全国下乡知青总数累计已达一千七百万人。 66、67、68年三届学生，全部开往农村，人数近2000万。近10年中，有陆续有大量的青年下乡，其中小部分进入“生产建设兵团”，过准军事化的生活。全国东南西北的新疆、云南、广州、广西、黑龙江、内蒙古、安徽等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三个农垦师。大批的青年下乡，波及全社会的每个家庭，怨声载道。数十万的青年学生和红卫兵陆陆续续上京，向中央请愿、示威，产生了过激行为。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也被抄、被砸，工作人员两次搬家，转入地下坚持办公，并编印简讯《下乡上山战线》，同各地安置办公室交流情况，推动工作。在最艰难的时候，曾受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表扬和鼓励。
　　
知青下乡到农村，生活艰苦，困难重重。1973年，温州一个知青家长李庆霖，斗胆写信给毛泽东发牢骚，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同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由王海容转交过来的这封人民来信，读到悲凉处，毛主席的双眼慢慢红起来，泪水潸然而下。毛主席当即给写信人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对李庆霖敢于坦诚直言很赞赏的毛泽东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寄给李庆霖，还问汪东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以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以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


　 李庆霖的信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并改变了千百万知青命运 。1973年4月29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高层领导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王洪文以及国家计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会议从晚上9时开到翌日凌晨1时15分。会上，周总理焦虑地说，"前门堵住了,后门堵住了,两边的墙塌了"。在宣读李庆霖的来信和毛主席的复信时，他充满激情地说：“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大家听取了国家计委、劳动部分管知青工作负责人的汇报，并着重研究了下乡知青的安置经费、口粮、疾病治疗、婚姻、安置布局、表彰先进、学习和教育、打击“坏人”、干部带队和组织机构等一系列问题。会后，国务院农村部军代表沙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迅速组织了一支党、政、军三结合的七十多人工作队，分12个调查小组，奔赴12个省、区调查了解情况，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召开做准备。 　　


　　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后，各地有关迫害、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案件相继被揭露出来，并陆续反映到中南海的中国最高层。最先被揭露出来的恶性案件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第二师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几十名女知青的罪行。对此，不轻易发火的周总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愤怒地说：“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不要畏缩，要大胆管。”叶剑英元帅也拍案而起：“要杀一儆百，杀一儆千！” 　　


瞩目心惊的是，知青遭枪杀，湖南长沙六千知青大逃亡。长沙知青够惨的，与上海知青所有经历过的请愿、游行、绝食、卧轨，一一做过了，又遇到了民兵的枪口。这和湖南的上山下乡运动要早全国四年有关，和湖南64年的“彻底贯彻阶级路线”有关。


64年9月，长沙市六千初、高中毕业生带着这样那样的家庭问题，下放到了湖南偏僻小县江永和零陵等地。这些“黑五类子弟”占百分之八十五的16岁至20岁的年青人积极劳动，办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有的知青为病重的农民献血，有热心的家长捐款给生产队建发电站。知青榜样激励人生。高泽源林场的男知青汪某，因公去广西灌阳招募民工回场路上在突来的风雪中迷路冻死；大远公社两名刚满十七岁的女知青为保护集体财产在一场大火中丧生；男知青陈某，身体虚弱又不甘落后，在坚持犁完一丘田后咳血不止，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护几个小时之后就停止了呼吸。知青们以英雄为榜样，豪情满怀，写诗、写剧本，抒发自己的革命理想，颂扬村里的好人好事，自编自导自演，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不少人写下了豪言壮语：“誓把青春献给党，扎根农村干革命……”可是，到了67年8月13日，与江永毗邻的道县，由派性武斗疯狂演变为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集体屠杀，波及知青。社社队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成立，开宗明义：“斩尽杀绝黑五类，枪毙炮轰走资派，永保江山万代红”。一时间，杀声四起，血雨腥风，城乡墙壁上画大红勾的杀人布告层层叠叠，赫然醒目。持枪民兵不顾部队官兵制止，杀人手段之残酷之罕见。整个江永县笼罩在血腥之中，“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及其子女个个遭灭，一条白水河成了污血河。

龙行天下

上山下乡大势乱，
居然杀人大逃难，
明明选择下乡地，
队里前事摆一摊。

侯明明

步入中年的侯平发，一年前从工商局调入了县酿造厂。实现了他从小当酿造家的愿望。
　　幼时，每到8月，红鲜鲜的辣椒摘下来的时候，他都要见母亲做胡豆酱。儿子的事就是用铡刀将木盆里的红辣椒铡碎。嘭嘭嘭的铡刀声常常响到深夜。他看见母亲用铡碎的辣椒拌上经煮熟、发酵、晾干后的胡豆瓣，混合入盐、各种香料、菜油、生花椒等，装入土坛密闭。半月后开坛香气喷鼻。更羡慕的是，母亲用祖传的配方和多种中草药及麦麸酿制的套醋更是一绝，无论是做汤、拌菜或直接饮用，都非常爽口。他立志要做一个象母亲那样能干的人，做出多种美味佳肴，当一个酿造家。现在这套技术在这个厂派上了用场。刚接手的时候，这个厂像个烂摊子，人心涣散，生产上不去，经济效益差，上级派去的干部不愿去。信奉“党叫干啥就干啥，我是一颗螺丝钉”的侯平发，听从组织安排，接手了这个老、大、难的国有企业。走马上任后，他关心群众生活，冒着“生产挂帅”的风险，带领全厂干部职工，群策群力，改善生产条件，开发新产品。对内制订规章制度，加强企业管理，对外，寻找市场，带领员工四处搞推销，扩大产品销路。在保证正常的生产情况下，依靠老工人，挖掘、研制、生产了108种中草药配制的古配方“屏山套醋”。
　　屏山套醋原名屏山晒醋，又名药曲味醋，问世于清乾隆年间。侯平发幼时听母亲金秀说过，也亲眼看母亲酿造过，琥珀色的醋食用起来酸中微甜，胃口大开，有滋有味。据记载，套醋为底坝后山的太洪寺高僧所创制。寺僧因常饮此醋，身体健壮，多得高龄百岁。后酿醋方法传到民间，开坛作坊，后继不绝。这个神秘的醋，是以大米麸皮和平共处108味草药制而成。其醋色泽棕红，酸而柔醇，爽口回味，异香扑鼻，久存不变。既可烹饪调味，又可代茶汤小酌。更有沁人脾胃、解烦渴、消饱胀、增进食欲之功，还有降血压、止咳嗽、去感冒时疫之效。故屏山套醋闻名遐迩，被人们誉为“金浆之露”。
　　此醋还有种说法，是400多年前的道长张三丰所创。相传“大元遗老”的张三丰，年轻时赴卞京赶考，途中夜宿小旅店，被强人所殴，五孔出血，奄奄一息。恍惚中，真武神君飘然而来，降临床前，向他传授医术和拳法。醒来，他元气恢复，力量倍增，精神大振。上路时，又遇一伙强盗来洗劫，他便运用神授拳法，把这伙强盗打得入入而败。从此，他研究总结，自成一体的十八种马步步法、36字的练手本及残、推、援、夺、牵、捺、逼、吸、贴、蹿、圈、插、抛、托、擦、撒、吞、吐18字，以及“夺字猛如虎，迎风招架中。回身势莫夺，分推气更雄”的张家拳，名震天下。其本人身怀绝技，疏远功名，浪迹江湖，时隐时现，行踪莫测，新建立的明王朝觅之不得。永乐年间，为躲避成祖遣使屡访，“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寒来暑往一衲衣，雨雪天气蓑衣着”的他，一身轻功，出武当山，过青城山，云游到金沙江边的锦屏山，隐居在山顶的太洪寺。修炼空隙，他总结医术和拳术，在深林采集百草，与麸醋相配，酿造出来的醋，酸中带甜，绵绵流长，越陈越香，越陈越醇，多年不会变质。食后明目醒脑，健身强体，后人称之为套醋。
　　有人说，提起屏山套醋，有两个人不得不提，古有张三丰，今有侯平发。也有人说，太洪寺的醋传到民间，经过历代不断总结完善，特别是侯平发担任酿造厂经理后，带领老师傅，钻研此套酿醋技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科学配方，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品牌，功不可没。还有人说，屏山套醋，体态浓郁，酸味柔和，香飘四海，胜过山西的老陈醋和四川的保宁醋。
　　就在屏山套醋名声鹤起，酿造厂有了新的起色，出现生机时，侯平发由于日夜操劳，劳累过度，病倒了。经过屏山县医院、宜宾市一医院的医生诊断，他高血压、冠心病、脑动脉硬化，一股脑儿出来了。厂子里的钱是发展生产的，一分钱作两分用，不能动，厂长要以身作则。病也不能不医治，他与妻子商量，准备卖掉自家的房子治病——屏山中学对面的两楼一底，十一间房。200多平方米的清代古宅，以1900元的价格就卖给了蔬饮公司。卖掉老宅，搬迁新居，新居在城隍庙。侯明明下乡前的75年仲夏，全家人依依不舍，离开住了25年的老宅，把家搬到了姚贤图所在单位的城关小学宿舍——城隍庙偏殿，居住了下来。搬进新居，也就是明朝老房子的第一天，侯明明三弟兄在自家屋前，挖的挖土，浇的浇水，栽了一颗梧桐树。
　　搬完家不久，侯明明也下乡了。时间是75年8月28号，一个初秋的日子。下乡的整个家当就是一口箱子，一床被子，一个温水瓶，一把锄头及父亲赠送的《雄文四卷》，装在一个大背篼里。他与母亲轮换背着，冒着清晨的细雨，从城里出发，中午过后，才抵达新的家——红椿公社田坝三队。
三队依山傍水，云雾缭绕，二三十间房子四面环山，瓦房间杂着草房如梯田般错落，倒映在田间。
三队队长姓陈，叫陈习夫，一个瘦小的中年人，在自家的土屋里热情接待了他们母子。大队支书、生产队副队长、贫协组长等一干人闻讯也来了，嘘寒问暖，闹闹热热。头包白帕，脚穿草鞋的支书双手握着侯明明的手笑哈哈，“黄栀树儿弯又弯，屏山来到红椿弯，田坝大队欢迎你，把你载上青山岗。”说笑中，大家一起在陈家吃完豆渣混青菜煮的“忆苦饭”，便把侯明明送到了坡上的知青屋——养猪场。养猪场的外墙上刷了一行标语：家中存土豆，心中就不慌。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养猪场共一大一小两间屋，大的屋喂了集体的10多根猪，小的屋约10个平方米，便是侯明明的栖身之地。土墙筑的草屋，又霉又潮，几根小碗粗的树棍，搭起简易的床和桌，做饭的土灶挨近家门口，竹篾编的墙把小屋二分之一隔开，空间窄小，只能容身。家门必须紧闭，外面臭气熏天。左面是一墙之隔的十多平方米的粪坑，飘浮着绿茵茵、黄焦焦的粪便。右面是一墙之隔的生产队养猪场，“嗯、嗯、嗯的猪叫声不断传来。
　　“咋个是这个样子？咹，咹！”一同来的五十多岁的支书看到周围环境，皱起了眉头。支书姓侯，叫侯成娄，是个当了10多年的老支书，在当地颇有威信。他摇摇头，说：“条件太差了！咋个向知青办交待。”
　　“条件就是这个样子，三队的情况你支书未必不晓得。自然环境差，夏天稍好点，一年三季要么大雾罩起，要么雨雪落起，冷球得很！”队长肚皮缩了缩，提了提蓝布补疤裤，转动着小眼睛，“人多地少，要不是毛主席发号召，农民欢迎知青？球！”副队长接话道“三队在早之前，也来过两三个知青，有的干了几天活就跑球了，影影儿都看不到。那个郭知青郭四儿更安逸，在队上挂了个号，打了一转，就跑球了，人花花儿都看不见。”
　　“郭四儿到攀枝花去了，不可能回生产队了”，侯明明说，“郭四儿，郭家祠的，我熟悉，是我大娘的女。”
　　侯明明知道，前段时间，郭四儿在屏山城还闹了场风波。听说她到县医院治病，被医院的照光师非礼，同在医院当医生的照光师的老婆与老公大闹后吃药自杀。郭四儿的新婚丈夫范娃儿提起菜刀四处寻找照光师算账，又找郭家人大闹，称养女不教。郭四儿到处躲藏，患病的父亲在家里又气又急，死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守灵的时候，凄风苦雨，全家哭声一片，既要预防范娃儿来捣乱，又当心郭四儿的安全。送灵柩上山的时候，侯明明跟着大人，抬着花圈，冒着风雨，踏着泥泞，走了十五里地的山道，在一个叫中甸子的地方把郭四儿的父亲下了葬。人们说，郭驼子死得不值。与此同时，范娃儿找到医院，见到昨日的朋友，今日的仇人照光师，冷笑道：“你咋个呐，朋友之妻不可欺！欺负到老子头上来了！”甩手就是几刀，丢下菜刀即逃走，当天在城西关被抓。被抓的时候，他哭了，伤伤心心。抓他的人也是他在人保组的哥们。看着亲人死的死，躲的躲，抓地抓，郭四儿心头一团乱麻，含着悲愤，哭哭啼啼，离开是是非非的屏山，远走他乡。这件事一时成为屏山人的话料。
　　“郭四儿不回来，她屋头的东西咋办？铺盖都怕长霉了。”副队长说，“干脆撂球了！”
　　“咋这样说呢？”支书制止，“人家的东西不能随便动，烂都烂在屋里。人家回来咋办？”
　　“回来啥子嘛，乡坝头有啥子呆头哦?干活累，生活差，饭菜没有油星星。”陈队长拿起一根叶子烟就点，“哪个知青呆得长？一年半载就跑了，球球球！”
　　“啥子球啊球的，在人家姚老师、侯知青面前文明点。”大队支书拿出包“金沙江”，四处散烟。“毛主席派来的知青就交给你们了哈，生活、生产上的事要好好关心，出不得纰漏。你们都是党员。”
　　“党员党员，肚皮儿吃饱了才圆。”陈队长燃起一杆烟，“我这个党员，是你支书估倒拉我入伙的，队长也是估倒要我干的。干就干嘛，还要弄我来栳刘少奇，天天被那些龟儿子押起在田坎上转......”
　　“我也栳过刘少奇草把把在田坎上转，这是几年前文革初期的事了嘛！事情过去就算了嘛，牢骚不要这么多嘛。”支书的大嘴喷出一口烟，“上级党委经常开会，要我们放下思想包袱往前看。大家都被斗争过，大哥不说二哥，怪谁呢？怪群众，怪文化大革命，怪毛主席？敢不敢怪？文化大革命不搞，我们贫下中农就要回到解放前，受地主老财的苦......”
　　“受啥子苦？支书啊支书，解放前你跟我一样，在这红椿湾湾头帮人家陈眼镜的老汉干活，这个地主凶不凶，吃了啥子亏？大家心头清楚，咳！工钱照拿，生活不见得比现在差，栽秧打谷，人家还割肉打酒办招待......”
　　“你这是立场问题，阶级立场问题，我又要批评你了，再乱说，以后整党，弄你来当典型，到时候你又吃不消。你陈队长死脑筋，把这些事情淡化了就算了，好好抓生产，支部晓得你抓生产有一套，是个好把式。”
　　“我们陈队长抓生产不摆了，做起活路来，条是条，道是道。虽然有时对社员有点凶，但大家心头还是服。”副队长拿起一把扫帚，打扫屋子，“三队的生产，不是吹，在全大队，全公社都是数一数二。”
　　从摆谈中，得知这个忙得不亦乐乎的副队长姓彭，叫彭汉，二十来岁，是凉山来的“娃子”。他的父亲解放前在红椿、老油坊一带做小生意，赶溜溜场，一赶就赶到大凉山，贩麻椒、辣椒等干货，被奴隶主抓了“娃子”，后娶了当地彝族女人，生下了彭汉，不久病故。前些年，长大成人的彭汉从凉山来红椿寻根，见此地物产丰饶，胜过母亲的大凉山，就不愿走，落户在当地了。不久，他入了党，当上了三队副队长兼记工员，又专司本队计划生育。每天收工，这个单身汉挨家挨户上门，扯开嗓子喊人家屋里人到公社医院“男扎管”、“女安环”，惹得社员背地里咒他“找不倒婆娘”。
　　陈队长是个精明人，麻烦的事就甩给副队长做。刚才听到支书及彭队长夸他抓生产有本事，心里也就了然，皱巴巴的猴子脸，露出了笑容。“生产上的事，就是要把细，人欺庄稼，庄稼就要欺人。庄稼是种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今年，三队的大春，看样子要丰收。队上的保管房，要好好弄一弄，房顶上的瓦要重新揭一遍，谨防漏雨。”说到此，他望着侯明明，“侯知青，从今天起，你就是本生产队的人了，客气话就不说了，整公房的格钉，你要想办法弄到喔！”
　　

侯明明

下乡的地方选择哪里呢？当时的下乡政策是集体安置，也可以自由选择。四川屏山富荣公社，虽然地处二半山，但气候好，交通方便，离县城20多里，这是首选。为此，父亲带着侯明明，利用周末，专门到该公社当知青办主任的表弟家做客，了解情况。
　　“这个地方来不得，来不得哟。”宋主任一边泡茶，一边这么说，“按说，我应该欢迎侯明明来，我是公社知青办主任，又是侯家的老亲戚。但是这个地方硬是来不得。莫说这个地方生活、生产条件，就是人复杂，知青在这里好多吃了亏啊！”
　　“吃了啥子亏？”侯平发睁大眼睛，不解道，“有啥子亏吃哟？”
　　“亏吃得大哟！我们当公社干部的，都感到丢脸。”宋主任回答，连忙泡茶，招呼侯平发父子喝茶，“这是福荣高山茶，清爽可口，味道甘甜。慢慢地喝，龙门阵慢慢地摆。摆完了喝酒、吃饭。”30多岁的他，瘦精精，嘴巴呷了口茶，慢悠悠地摆起了知青事。“前年子，我们公社来了一批宜宾知青，二轻系统的，其中有一个女知青姓唐，年轻漂亮，是宜一中的校花......”
　　“是不是有人打她的主意？”侯平发唅笑，插话问道。“或者你老弟想把人家弄成自己的兄弟媳妇。”
　　“不是不是，完全不是。我是知公社青干部，不能够胡思乱想”宋主任嘀咕，摆摆手掌，娓娓而道，“我说的是正经事，人家唐知青在学校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一发出，她就向全校师生倡议‘广阔天地练红心，扎根屏山志不移’。屏山是宜宾地区最穷的山区嘛！毕业时，她带领班上的八个女同学，打着红旗，来到我们公社插队落户。她们一共9个，大家戏称‘九朵金花’。公社党委专门开常委会，把她们安排在这河沟对面的杨椿坝、、、、、、”
“离公社近，有照应？”
不等侯明明问话，宋主任只顾自己滔滔不绝，“她们一致要求同吃一锅饭，同住一间屋，誓死不分开，实行战时共产主义。这个唐知青很有组织能力，把这八个同学招呼得热热乎乎，规规一一，晚上一同学毛主席著作，白天一同劳动，3、6、9一同赶场，赶场一同上茶馆喝茶。去年端午节，她们就惹到麻烦了，我们公社党委书记的幺舅子，人称“赖剃头”的二杆子，对这伙姑娘早就垂涎欲滴，心怀鬼胎。这小子喝了端午熊酒，醉汹汹来到场头的茶馆，生拉硬扯要插到‘九仙女’这一桌喝茶。喝嘛就喝嘛，他在一伙街娃子的怂恿下，发起酒疯，抱起旁边的唐知青又亲又啃，‘尝尝这个糖甜不甜’。气愤以极的唐知青对着“陈剃头”甩手就是三耳光。其他女将一拥而上，对他又抓又咬又踢。那还了得，挨了打的“赖剃头”挣脱出来，护着脸，惊抓抓喊：‘日死你妈哟！你们几个知青婆娘敢打老子，打老子就是打贫下中农。贫下中农要教育你们！’边说，边招呼同来的街娃子扑上前厮打。架打大了，唐知青突围出来搬兵。知青是一条心，赶场的其他知青听说女同胞被欺负，齐扑扑涌向茶馆，围住“剃头”一伙就乱打。一个街娃子流着鼻血跑出来，直喊：‘知青打人呀，打死人啰！’搬来了更多的兄弟伙及附近的农民一两百人。当地人为着当地人，这些人跑来，把二十多个赶场的知青包围在茶馆，硬是围困了一天一夜。知青们很倔犟，嘴巴硬，对着窗外的街娃子攻心：‘宜宾知青是打不完，杀不完的，知青哥又要来几百人了，荡平老油坊。’他们把桌子、板凳作为屏障，手提柴块子，嘴巴高唱语录歌，‘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巍然不动’，但心头还是虚。外面围的人越来越多，有些对知青不满的人，自发加入了围攻者的行列。为了援救围困的兄弟姐妹，在知青中享有盛名的唐知青显示了卓越的组织才能，一夜之间，全公社的五、六十个男女知青集中在了她周围。但这批人无疑是寡不敌众，飞蛾扑火，怎么办呢？”宋主任很会摆龙门阵，喝了几口茶，顿了顿，清了清嗓子，“唐知青这个女的很不简单，很会用兵。她用了个‘围魏救赵’之计，把三十多个男知青调去围困公社，要求我们公社干部出面保护知青，严惩调戏女知青的‘赖剃头’，驱散围攻者。这一着高超，减轻了对茶馆里同伴的压力，而自己率领余下的女知青，出其不意，直逼公社书记的家，来个决一死战。无可奈何的书记害怕家里的坛坛罐罐被打烂，更害怕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只得妥协。‘双方撤离现场，停止打斗，事情以后调查处理。’这一战，唐知青打出了智慧、打出了威风，和街娃子斗，占了上风。当然，也有代价，打碎了她在富荣公社入党的梦想。她屡次向大队党支部申请入党的愿望，这下子吹了。她成了全公社的‘铁姑娘’，那个惹得起？只要在街场上一走，‘赖剃头’这些街娃子见了她，就像老鼠见了猫，都要绕道走。后来，招工招生陆续开始，九朵金花分散了，这些金花们通过招工招生，先后一个个回到了宜宾，只剩下唐姑娘和她的铁杆追随者马琳、马知青，呵！哼，九个女知青扎根屏山山区，誓死不分开的誓言也成了泡影。”
　　“后来怎么样？”侯平发多少有点感到失望，关切道，“这个唐知青走了吗？”
　　“走了，走到阴间去了。”
　　“咋个了呐？”侯明明惊奇，忍不住插话，“咋个死了呐？”
　　“烧死的嘛。”宋主任随口回答，脸色沉重，眼睛有点红了，说话低沉，“上半年她们队上烧春荒，烧荒本身是男人的事，唐姑娘偏要参加，说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队上没法，还是让她参加上山点火了。本来荒地都快要烧完了，大家都准备撤走了，唐知青也在那山湾湾边喝水休息，哪晓得，背后的山火死灰复燃，被山风一吹，轰地燃开了，火龙卷来，阻断了退路。知青姑娘要么跳山崖粉身碎骨，要么乘烈火围拢之前，爬上后面的陡坡，求得生路。坚强的姑娘选择了后者，嘴巴喊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硬是穿过烈火，满脸是汗，满脸是血，活生生爬上陡坡，爬呀，爬呀，实在爬不动了，吃力地把手伸向头顶上的生产队队长哀求，‘救、救救我、救......’这个蛮汉队长站在陡坡边，只要抓住她的手一拖，她就得救了，不知是什么原因，队长不用手，而用脚把她踢到了陡坡下的火丛中......”
　　“是不是怕惹火烧身”侯明明插话，愤愤不平道“太没良心了嘛！”
　　“这个队长好心狠啦！”侯平发回应，脸色凝重，嘴巴连连叹道：“人啊！人哪！有时猪狗不如。”
　　“是呀！这个畜牲！”宋主任回答，眼泪行行，连忙掏出手帕抹了抹眼睛说，“后来公社理抹这个队长，这个队长虚得很，说，他当时很害怕，脑子一片空白，自己做了啥子事情也说不清。他不会害知青，更不敢害知青。唐知青对他好的很，经常从宜宾带衣物，粮票送给他。没过多久，他成了神经病，逢人便说，“唐知青是锦屏山太洪寺中的火神，要抓他，要烧他......”
　　“唐知青后来怎样呢？”侯明明问。
　　“唐知青后来被社员些救起，哎呀！一个白白净净的美女变成了一个吓人的丑八怪，全身大面积烧伤，黑糊糊的，鼻孔塞满烟灰，只有眼睛能转动，滴几点清泪，生不如死。惨啊！我这个知青办主任把她带到宜宾、成都、上海四处求医，医了三四个月，钱花了一大箩，还是死了。死前，躺在木板上断断续续说了句‘我想、想入党......’造孽啊！”宋主任摇摇头，叹息道：“唐知青走后，屋里只剩下了马知青，她一个人害怕，就把家搬到了贫协组长黄老汉的家。50多岁的黄老汉，有儿有女有孙，待马知青巴巴实实，就像待亲闺女一样。马知青对黄家也很好，有时到宜宾看望父母，回来都是一背一背的衣服裤子、糖果、糕点，送给黄老汉一家。大家关系好，亲亲热热。上过月，我们富荣场上放外国电影《海岸风雷》，天还未黑，黄老汉一家提前就把板凳摆在了电影放映机的侧边。这部外国电影马姑娘在宜宾早就看过了，加之身体困，就没来看。等黄老汉一家看电影去后，她就烧水在茅房头洗澡。农村的茅房，是竹篾编的扎扎门，扣不死。那黄老汉心鬼，以回来拿电筒为借口，半路转回来，乘马姑娘在茅房洗澡的时候，突然闯进去，把人家姑儿强奸了。唉！坝上的人说，这是老黄牛吃嫩草......老黄牛骑小马......”
　　“马姑娘呢？”侯平发问，“马姑娘咋样子了？”
　　“马姑娘受了刺激，披头散发、浑身裸体，跑出茅房，到处乱窜......”
　　“后来呢？”侯明明问，“后来怎样了？”
　　“疯了，马姑娘疯了，......不久，她搬出黄家，一个人住在生产队的公房，天天早晨，她饭不吃，水不喝，穿上黄军装，戴上黄军帽，拢上红袖章，扎上武装带，手拿毛主席语录，一个人在院坝头跳啊唱啊，唱毛主席语录歌‘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唱累了，跳累了，就坐在屋檐下，神咚咚看天.....不是就拿把扫帚把院坝打扫得干干净净...队上的老婆婆们看她造孽，拿包谷粑给她吃，她双脚下跪，含着泪水，连声道谢，孝道得很，比那些打骂父母的鬼冬瓜好到哪里去了。如果有哪个男的走近她，或从公房路过，她马上就亮出雪亮的菜刀......这样子不行，队上和公社通知他的父亲来接她回宜宾医病，她的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老工人从宜宾赶来，要求公社惩办强奸犯。他对公社书记说：‘我的女儿不是一颗米喂大的......’气得说不出话来，老泪纵横。咋个惩嘛？黄老汉晓得事情整拐了，吓得跑到竹楼上吊颈自杀了。”宋主任揩了揩眼睛，“女知青下乡造孽，不过，男知青稍微好点。山好水好不如人好，所以说，侯明明下乡，不要来富荣”。
　　富荣公社不能去，到哪里呢？父母又给他推荐了两个下乡的地方，供他选择。一个是离城十里的底坝老家，柴方水便，地势平坦，交通方便，条件良好。一个是离城30里的老高山，红椿公社田坝3队，出门爬坡，田地贫瘠，气候恶劣，条件艰苦。侯明明要跟生活赌一赌，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母亲说：“条件虽然艰苦，但山里人老实，民风淳朴，在那里当知青吃不了啥子亏。”父亲说：“路要靠自己走，自己闯，依赖不了别人。越是险恶的环境，才越锻炼人。人生的路，长得很！吃苦耐劳是人生的福气。”

侯明明

湖南知青遭遇少吗？


　　一石激起千重浪，各地迫害知青的案件随之进一步得到揭露。严惩摧残、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的举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与此同时，各地亦就李庆霖信中反映的走后门、贪污挪用知青安置经费及建房材料等行为进行了查处。总之，李庆霖“告御状”事件，使上山下乡运动中长期存在的具体问题得到缓解，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知识青年的人身权利，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 　　


　　　1973年4月29日晚　，在中央领导人会议上，周总理严厉批评说：“中央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机构，怎能只是设在计委劳动局下面的一个小组？这么几个人，怎么搞好工作？这个机构要加强，要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 　　


　　随后，国务院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周总理亲自主持，吸收李庆霖为领导小组成员，并要求各省、地、市、县也成立相应的办事机构。同时，放宽上山下乡的具体规定，使知青插队有更大的选择，并采取措施改善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


毛泽东利用李庆霖这封告状信的契机，表明他对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再认识，作了第三次指示。在给李庆霖的复信中，不再提知青下乡“大有作为“，不再提“接班人”，甚至也不再提“再教育”，只说吃饭问题了。给李“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国内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此信一复，中央对全国知青问题开始重视，并着手解决。一些损害知青利益的事件开始得到了处理。兵团中，有些侵害女知青的干部被绳之以法。尽管如此，广大知青还是不满，要求回城。
　　70年代以来，知青们通过大规模抗争、请愿、罢工、甚至卧轨、绝食等方式抗争，强烈要求回城。这引起上面关注，及时调整了政策，逐步允许知青通过招工、考试、病退、招兵、顶职等名义返城，缓和矛盾。六、七十年代下乡的几千万知青，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跟社会发展带来了后遗症。他们长期务农，学业荒芜，致使80年代中国出现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现象。90年代，这批人数众多的知青虽然回了城，但在下岗潮中，首当其冲，又当牺牲品，一批批被工作单位减裁失业，一个个无所事事。有的年近50的“老知青”，为生活所迫，重新扛起扁担，外出流浪，打工求生。
　　从1969年，毛主席在中南海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伟大号召起，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离开校门，以知识青年的身份，打着红旗，扛着背包，一浪接一浪地掀起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到当年年底为止，我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已达到1200多万，并涌现了一批金训华似的英雄模范。1975年当年，全国就有2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强制推行的上山下乡运动不得民心，在全社会抵触，“知青不愿，家长不满，农民反对”中，于1977年停止，以死亡51380知青为代价终于划上了句号，结束了使命。这一‘史无前例‘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最终走进了博物馆。
　　关于五十年代和文革后出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多少年后的1981年，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
　　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５０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１０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这个经验教训是国家花了巨额的资金，知青们则是付出了宝贵的十年青春而换来的沉痛的教训。
　　邓小平说，我们花了300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林彪等人在起草的“五七一”工程记要中指出，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
　　后人对这个在历史的长河中‘空前绝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作的评价是：得不偿失。整整延误了一代人，对国家、对民族、对个人，都是灾难。其灾难性的后果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如果要说收获的话，那就是历史造就了一种‘知青精神‘，促成了一代人的反思和觉醒，产生了信仰危机，并影响了下一代。这种精神是在政治黑暗，经济凋敝的环境中形成的，是在艰难环境中接受‘生存训练‘。由此，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引发了包括千千万万知青在内的中国人对极左政治的不满，离心离德。间接加速了“四人帮”的垮台，使痛定思痛的中国人民选择了邓小平，心甘情愿地沿着邓小平指引的改革开放的道路走。
　　评价归评价，路还是要走。
　　走毛主席指引的路，没有错。
　　侯明明要走这条路，这条光辉的路。他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战天斗地，锻炼成才。

侯明明

     知青中的“黑五类子弟”不少人上了黑名单。长沙市三中学生，校歌舞团乐队指挥、“红云诗社”主笔，连考三届大学，因出身问题未被录取下乡的知青王伯明首当遭难。22岁的他因父亲解放前夕为外公买了一张去台湾的车票而判刑坐牢几年，狗崽子身份暴露，被四个端着鸟铳的农民击毙。8月17日，王伯明惨死的当天，消息传遍了各大农场、各公社知青点，长沙知青极为震惊，悄悄地聚拢商议，不能坐以待毙，在当时已经荷枪实弹的民兵到来之前，只能逃跑。当晚，六千长沙知青的大逃亡拉开了序幕。8月19日，零陵地区的长沙知青9名死于枪杀，15名受伤。之后，桃川农场知青俞沛昌中弹后流血过多死亡。8月19日，连结交通要道的江永大桥被炸毁，对外联络中断，长途汽车停开。这些，跟知青们增加了恐怖。知青们纷纷逃亡，逃亡大致分为三路：一是经道县翻双牌山去广西全州；二是走麦岭；三是翻过都厐五岭去广西灌阳。8月17日，江永铜山岭农场跃进队的知青集中在队部“接受教育”，当场枪毙了两名地主、两名地主子弟，吊死了一名妇女，并说明今天处决的是第一批。在惊慌中度过了一天的知青，挨到夜深时99人悄悄地聚拢，一个挨着一个摸黑离开了队屋。连夜紧张行军，不敢有半点松懈，当太阳照耀着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时，同时也给予了大路上的民兵更为刺目的光芒。惶恐中他们发现不远处的一片田地里有部队战士的身影，机敏的一群人向着“救星”跑去。他们忘记了满腹心酸，忘记了饥饿困倦，绽开笑脸为军人唱歌，和军人一起割稻。部队派出了一部军车将他们送到接近株洲的火车站，上不了火车，一行人最后搭乘三部“运尸车”回到长沙。8月18日，一个“特派员”带着武装民兵来到桃川石枧村抓王伯明的妹妹立明，就在天亮之前，她和知青点的全体知青已被村民们送走了。石枧村的农民深明大义、可敬可佩，为了安抚悲伤中的立明姐妹（王伯明12岁的小妹因为学校停课闹革命也来到了石枧村）和愤懑不平的知青，生产队的青壮年农民都出动了，在村周支书的带领下，为知青挑行李，走四五十里山路，一直护送到驻军6950部队，眼见他们安全了才返回村去。这时的6950部队的大院里已成了难民所，逃亡知青首先想到的就是向部队求救，部队官兵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妥善安置。像凤亭农场、迴龙圩农场、桃川农场、铜山岭农场等几个大农场的知青，在部队的保护下，一批一批地走广西麦岭，再往全州火车站去。 翻越都厐岭的多是井边公社和大远公社的知青，当地人和广西灌阳的农民有一条往来的山路，因人迹罕至，只有本地人知道，翻过五座山岭就到了灌阳。井边知青先是十几人同行，沿途又汇集各路零散知青四十多人，山上叉路多，走到悬崖绝壁时幸遇灌阳方向而来的山民指引；虽几遭民兵拦截，几位领头的知青沉着冷静、机智应对，又有公社开出的红头证明作保，一路算是有惊无险。走了一天一夜后，队伍中发出了一个女生的虚弱的声音：“我再也走不动了，你们别管我，快走吧。”她说着身体直往地上倒。“这哪行？既是一起出来就得一起回去！”领头的周哥牵起她的手就走，另一名男生黄哥在她身后护着，俩人一前一后的不管山路多险，都未将她抛下。有一对恋人，女知青体弱，她能爬上千多米高的都厐岭就已经拼尽了气力，何况连续翻过了几座山岭，男生挑着两人的行李，边关照体力不支的女朋友，已经累得咳出了血。队伍中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在母亲怀里时不时发出饥饿的啼哭。其他人互相搀扶着前进，体力几乎耗尽。


伯明死后的三四天里，京广线沿途的郴州、衡阳、株洲以及广西的全州等地火车站所有的月台上，全被逃难的知青占据了。正值时局混乱，列车晚点，知青上不了车。这群人几天的疲于奔命，已是衣裳褴褛、形同乞丐，黑压压的一片，过路司机根本不敢停车。有一支从牛路口出发的队伍，在离全州火车站六公里的地方集体卧轨。这是卧轨者接到了知情人的报信和公社武装部长开出的一张路条：“本来今天晚上要杀你们，是武装部长说了明天再杀……”知青哪还敢有片刻停留，仓惶中连夜奔逃，几天水米未进，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线。有人有钱、有人还有湖南粮票，但是没有广西粮票，在广西境内连一个馒头都买不到。他们的代表向车站、司机多方请求，遭断然拒绝。绝望之中37人走上了铁轨，16名男生在前，21名女生在后，一个挨着一个躺下。相持几个小时后，车站被迫临时加挂了车厢。

8月底，历经千难万险的六千知青终于从各路回到了长沙。蓬头垢面、拖着褴褛行李的人，三五人一组、几十人一队，既看不出年龄也难分出性别，爬煤车爬货车回来的更是面目全非。家长看着自己的孩子就要落泪。在可以容纳几万人的体育馆里，回城知青为王伯明等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会后，上万人的游行队伍凝成的巨大悲痛，给动乱中的长沙城添了一层厚厚的阴霾。10月8日，中央安置办下达了《10.8通知》，要求知青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不要逗留城市。与此同时，《致全国贫下中农的一封公开信》发出，大意是：知青是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下乡的，贫下中农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接着，给回城的知青“9元钱、30斤粮票”的待遇停止。各级领导开始劝导知青回乡，并对其父母施加压力。长沙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针对知青的巨幅标语：“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刚刚惊魂甫定的知青，特别是父母还在监狱、五七干校、挂牌批斗、甚至生死不明的，看着心里就很难过。行动开始了，各区派出所公开抓逗留的知青，有的派出所一天可抓三四百人，关起来然后用大卡车送回江永。江永方面也积极配合，向知青宣传：回乡的每人可以领5元钱、一担谷。此时的知青家长更是敢怒不敢言，只能含着眼泪为子女作返乡的准备。有一位知青徐的母亲将仅有的两百元钱缝进了儿子的棉裤里，然后跳下了长沙北门的一口“彭家井”。那口井从此远近闻名。重回江永的知青中仍有不少人未逃脱被捆绑被殴打的命运，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再次成了斗争靶子，夜里和四类分子关在一起，白天在民兵的枪押下出工。68年底，江永知青纷纷转点，往沅江、浏阳等地，又汇入到68年的全国上山下乡运动的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