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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离别校园赴农村 上山下乡磨意志
高中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课余画画中,侯明明寻到了欢乐。
他想,自己对绘画情有独衷,应该在绘画上闯出一条路子。
怎么闯?画画是门艺术,也是门科学,首先要打好扎实的基本功。基本功就是勤学苦练,多思、多看、多学、多动笔,循序渐进,量变变质变。大自然就是老师,社会就是课堂。他调整心态,对学习画画作了这样安排:每天晚上睡觉前的一至两个小时在灯下画素描,表现对象就是家里的铝锅、菜刀、茶壶、水瓶、碗筷、桌凳等。白天,他随身携带一个速写本,利用课间或放学路上画速写。速写是生活的积累,是创作的源泉。素描是绘画的基础。星期天,他就带上颜色去城外江边或林中画色彩写生。每周再抽时间,临摹一至两张名家作品。他心想,只要天天坚持,持之以恒,日积月累,不断进取,总结经验,就会有收获。他把自己的习作,一捆一捆地寄往重庆的四川美术学院,自我介绍,求得该院老师指点。很快,四川美术学院教务处给他回信了,肯定了他作品的优点,并指出了他学习的方向和路子。这样的通讯求学活动,一直持续到他高中毕业下乡以后。
他习画的精神,带动了班上好几个同学,高中最后一期,班上转学来了一个叫张燕梅的漂亮女同学,受其感染,也拿起画笔画了一条大牯牛,贴在教室里的学习园地上。同学们说:“张燕梅画画跟侯明明学的,班上又有女画家了。”侯明明知道她是合江人,转学来屏山中学的目的,是因其姨父在屏山县委当秘书,有这个关系,读完书,好在屏山找个条件好的地方下乡。
下乡,一个敏感的词,拨动着屏中高75级学生的神经。
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每个中学生毕业出校门要走的必经之路。这条路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追溯到1955年,杨华、李秉衡等60北京青年组成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萝北县大荒原,垦荒造田。这些中国青年学习的是苏联。1954年初,苏共首脑赫鲁晓夫希望尽快改善不景气的苏联农业,忽发奇想,利用城市共青团员们的先锋精神,动员他们去开垦位于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三千五百万公顷的荒地。大批苏联青年响应苏共中央号召,打着青年近卫军的红旗,开到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垦荒。苏联的经验引起中国共青团中央的注意,团刊报道、评论,团中央组织代表团赴苏联学习,毛泽东赞赏并转发团中央的报告,接着组织知识青年团队到黑龙江北大荒去开荒。团中央于55年8月30日,为北京青年垦荒队举行盛大欢送会,带动了天津、上海、南京、南昌、石家庄等青年垦荒。中央把邢燕子、侯隽作为“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的先进典型,在全国青年中广为宣传。文革中,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达到清除了刘少奇等对手的目的,然后对数千万难以控制的制造麻烦的红卫兵,进行肢解。新成立的革委会,把这批数量巨大、摇旗呐喊、精力充沛,热衷政治的,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的头脑发热的无业青年,通通送到农村劳动。这除了解决就业等经济上的原因,主要是一种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
报载,“文革”以来全国首支下乡插队的知青队伍来自首都北京,人数共10人。他们于1967年深秋离开北京前往内蒙古草原插队,临行前集体在天安门金水桥畔向毛主席宣誓。他们的革命行动比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还早一年多。 另一支主动下乡的知青队伍于1968年2月出发,他们共有55人,来自北京多所中学,其中不乏名校学生。他们去到云南西双版纳农场插队。当地人称“北京五十五”。
报载,1969年2月,天津市湾兜中学30名红卫兵,步行一千多公里路程到山西省平陆县毛家山生产队插队落户。他们创造了步行下乡最远的历史纪录。 另一个历史纪录是由一队上海中学生创造的。他们在春天接到通知到祖国北疆的北大荒插队,但是等他们不远千里来到北大荒,结果却发现有关部门通知搞错了。 于是他们只好掉头向着另一个正确的方向———祖国南疆的云南西双版纳前进。 等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时间已经来到秋天,行程超过万里,因此他们堪称耗时最长、下乡行程最远的知青。
根据官方统计数字,仅1969年,全国下乡知青人数已经接近三百万人。至次年,达到五百七十三万四千人。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全国下乡知青总数累计已达一千七百万人。 66、67、68年三届学生,全部开往农村,人数近2000万。近10年中,有陆续有大量的青年下乡,其中小部分进入“生产建设兵团”,过准军事化的生活。全国东南西北的新疆、云南、广州、广西、黑龙江、内蒙古、安徽等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三个农垦师。大批的青年下乡,波及全社会的每个家庭,怨声载道。数十万的青年学生和红卫兵陆陆续续上京,向中央请愿、示威,产生了过激行为。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也被抄、被砸,工作人员两次搬家,转入地下坚持办公,并编印简讯《下乡上山战线》,同各地安置办公室交流情况,推动工作。在最艰难的时候,曾受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表扬和鼓励。
知青下乡到农村,生活艰苦,困难重重。1973年,温州一个知青家长李庆霖,斗胆写信给毛泽东发牢骚,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同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由王海容转交过来的这封人民来信,读到悲凉处,毛主席的双眼慢慢红起来,泪水潸然而下。毛主席当即给写信人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对李庆霖敢于坦诚直言很赞赏的毛泽东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寄给李庆霖,还问汪东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以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以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
李庆霖的信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并改变了千百万知青命运 。1973年4月29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高层领导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王洪文以及国家计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会议从晚上9时开到翌日凌晨1时15分。会上,周总理焦虑地说,"前门堵住了,后门堵住了,两边的墙塌了"。在宣读李庆霖的来信和毛主席的复信时,他充满激情地说:“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大家听取了国家计委、劳动部分管知青工作负责人的汇报,并着重研究了下乡知青的安置经费、口粮、疾病治疗、婚姻、安置布局、表彰先进、学习和教育、打击“坏人”、干部带队和组织机构等一系列问题。会后,国务院农村部军代表沙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迅速组织了一支党、政、军三结合的七十多人工作队,分12个调查小组,奔赴12个省、区调查了解情况,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召开做准备。
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后,各地有关迫害、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案件相继被揭露出来,并陆续反映到中南海的中国最高层。最先被揭露出来的恶性案件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第二师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几十名女知青的罪行。对此,不轻易发火的周总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愤怒地说:“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不要畏缩,要大胆管。”叶剑英元帅也拍案而起:“要杀一儆百,杀一儆千!”
瞩目心惊的是,知青遭枪杀,湖南长沙六千知青大逃亡。长沙知青够惨的,与上海知青所有经历过的请愿、游行、绝食、卧轨,一一做过了,又遇到了民兵的枪口。这和湖南的上山下乡运动要早全国四年有关,和湖南64年的“彻底贯彻阶级路线”有关。
64年9月,长沙市六千初、高中毕业生带着这样那样的家庭问题,下放到了湖南偏僻小县江永和零陵等地。这些“黑五类子弟”占百分之八十五的16岁至20岁的年青人积极劳动,办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有的知青为病重的农民献血,有热心的家长捐款给生产队建发电站。知青榜样激励人生。高泽源林场的男知青汪某,因公去广西灌阳招募民工回场路上在突来的风雪中迷路冻死;大远公社两名刚满十七岁的女知青为保护集体财产在一场大火中丧生;男知青陈某,身体虚弱又不甘落后,在坚持犁完一丘田后咳血不止,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护几个小时之后就停止了呼吸。知青们以英雄为榜样,豪情满怀,写诗、写剧本,抒发自己的革命理想,颂扬村里的好人好事,自编自导自演,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不少人写下了豪言壮语:“誓把青春献给党,扎根农村干革命……”可是,到了67年8月13日,与江永毗邻的道县,由派性武斗疯狂演变为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集体屠杀,波及知青。社社队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成立,开宗明义:“斩尽杀绝黑五类,枪毙炮轰走资派,永保江山万代红”。一时间,杀声四起,血雨腥风,城乡墙壁上画大红勾的杀人布告层层叠叠,赫然醒目。持枪民兵不顾部队官兵制止,杀人手段之残酷之罕见。整个江永县笼罩在血腥之中,“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及其子女个个遭灭,一条白水河成了污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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