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张翟西滨 于 2022-9-14 09:09 编辑
【转帖】《插队纪事》之一：余大爷（下） 作者/徐宏宪 本文作者1974年3月15日，插队于陕西省咸阳市 马泉公社大泉大队3小队。图为作者自画当年小队知青院。 （五） 冬季来临，天寒地冻，队上的农活也少了许多。这天中午，我们几个知青吃过饭，闲坐在院内土墙下一堆玉米秆上晒太阳。这时，保平从社员家里借来了一摞《大众电影》旧杂志。于是，大家便津津有味地翻阅着，你一句我一句地闲谝着。 从电影《地道战》中的高传宝，谝到《平原游击队》的李向阳；从东北“九.一八事变”，谝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当话题扯到抗日战争是打了八年还是十四年时，因看法不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时，我想起了下乡前曾看过一本书《吉鸿昌》，是抗日英雄吉鸿昌将军的遗孀胡洪霞撰写的。于是，我便讲起了冯玉祥、吉鸿昌将军早在一九三三年初，如何率领西北军奔赴张家口抗日前线，如何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又如何在长城内外打击日寇、收复多伦等地的英勇事迹。 当我讲得正起劲、大家也听得入了迷时，却不知啥时候余大爷已站在面前。我楞了一下，正准备接着讲下去，谁知余大爷不由分说地抢先讲开了。他越说越激动，语速也越来越快，满嘴唾沫星子乱溅，拄着木棍的手不停地颤抖。尽管他的讲述有时含混不清，但是，我们听明白了，他讲述的是自已在抗日战场上杀鬼子的亲身经历。 我们正听得入神，余大爷却突然不讲了。只见他高昂起头，失明的右眼大睁闪着光，残疾的左腿跺着地，声嘶力竭地吼起一首军歌：“同胞，同胞，万众一心，我们是……”那气势，那神情，令人动容。 当他吼着唱完军歌最后一句，便静静地挺胸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如一尊塑像。 我们惊呆了。我们明白了。站在我们面前的长者，是西北军二十九军的一位老兵，是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一位老兵，是四十多年前打鬼子的一位抗日老兵。 还没等我们缓过神来，余大爷已默默地转过身，一瘸一拐地走进土窑，轻轻地掩上了窑门。 （六） 一九七五年的春节，是我下乡插队后过的第一个春节。尽管每天好吃好喝，东窜西逛，但心里却惶惶不安，仍惦念着咸阳西郊黄土塬下的那个大泉。 元宵节刚过，我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队上。 几天过去了，始终没有见到余大爷的身影。土窑门一直关着，锅台上还留有残雪。向社员一打听，原来余大爷病了，病得还不轻，被他的侄子接到了余家养病。听到这个消息，我既忧又喜。忧的是余大爷的病情，喜的是余家叔侄俩终于和解了。我想，纵然他们之间以前有多大的过节，有多深的积怨，但毕竟“打碎骨头连着筋”，血缘和亲情还在。这样，余大爷也能老有所依了。 转眼到了四月底，地里的麦苗正在拔节抽穗，一片葱绿。趁着三夏大忙还没到来，我想回家一趟，改善一下伙食，理一下头发，再泡个热水澡，过罢“五.一”再回来，迎接即将来临的三夏大战。 我和保平找生产队长请了假，背上挎包正准备出门，建设悄悄对我说，余大爷病得快不行了。我和保平一商量，决定先去看望余大爷。 走进余家昏暗的厢房，只见余大爷平躺在土炕上，骨瘦如柴，双目深陷，已不成人样了。我俩轻声叫了几声“余大爷”，他毫无反应。屋里静悄悄的，能听到他微弱的气息声。我心里一酸，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这恐怕是见余大爷的最后一面了。我和保平默默地站在炕边，举起右手，郑重地向这位抗战老兵敬了一个军礼。 （七） 五月一日清晨，大泉三队上工劳动的钟声，异乎寻常地没有响起。社员们早早地来到余家，院内院外黑压压一片，连门外猪圈的矮墙上都站满了人。 一具粗糙的无漆薄棺，摆放在院子中央。没有灵堂，没有遗像；没有花圈，没有礼幛；没有哀乐，没有哭声；没有香烛纸钱、挽联灵幡，也没有人披麻戴孝、三跪九叩……一切丧葬礼仪程序都被省略了。有违习俗，有悖常理，显得荒诞而又离奇。 时辰己到，生产队长从窑洞中走了出来，高喊一声：“敲钟一一”，现场顿时一片静寂，悠扬的钟声在村子的上空回荡。 钟声停歇，喊声又起：“起灵一一”，只见一群十几岁的碎娃笑嘻嘻地围上前去，抬起轻飘飘的灵柩缓缓走出了院门。队上的男劳们肩扛铁锨，跟随其后，排着长蛇阵，向西沟道北坡走去。 围观的社员们乱哄哄地又说又笑，指指点点，有人嗷嗷地高声起哄，有人扯开嗓子吼起了秦腔。咋看都不像肃穆悲凉的出殡，倒像稀松平常的出工。有人即兴编出顺口溜：“一生无儿孝子多，欢欢乐乐上北坡”，引来一片叫好声…… 第二天早上，社员们在地里一边干活，一边还在热议昨天的丧事。我听了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想起去年秋天，一队有位老人病故，队长派我和几个社员一起去抬棺。那隆重的祭奠仪式、气派的出殡场面和华丽的龙头棺罩，都使我记忆犹新。相比之下，安葬余大爷却如此草率和寒伧，简直是云泥之别。 我想，余大爷虽然不是生产队的“五保户”，也不是贫下中农成份，但也非地、富、反、坏、右这“黑五类”分子，为啥受此歧视，如此不公。就因为他曾当过国民党兵？他可是为抗日上战场流血负伤的老兵啊！ 为此，我疑惑，怅惘，久久难以释怀。 （八） 余大爷走了。我们八个知青心里都空落落地，如同土崖下这孔空寂的土窑。“老九不能走！”这是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台词。但是，我们的“老九”确实已经走了。 晚饭后，我常常坐在院子里，望着紧闭的窑门和尘封的锅台发呆。余大爷的祖籍在哪里？何时落户到了大泉？在战场上怎样受的伤？与侄儿一家为何积的怨？四十多年里都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和磨难？这些都还是一个谜。 更为蹊跷的是：两年多来，我们两届八个知青都没见过余大爷背回过粮，更没见他磨过面，但他的口粮却从来没有断过顿。肯定有人暗中悄悄送来粮食，并巧妙地避开了人们的视线。我们猜想，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秘密约定。 三伏酷暑的一天晚上，一丝风都没有，闷热难耐。我们几个知青坐在院子里闲聊，夜深了方才散去。 万籁俱寂。突然，一声轰响，惊天动地。住在院内的三个老知青被猛然震醒，他们慌忙跑出屋外。待弥漫的扬尘散去，借着夜色一看：窑，塌了。 第二天清早，当我走进知青院门，顿时惊呆了。土崖塌出个大洞，土窑变成了废墟。门框门板被压在大土块下，窗棂风箱的碎片散落一地。 我们几个走上前去，无意间发现土块间露出门板的一角，上边写有一些文字。于是，我们搬开土块，拂去上面的浮土，只见被砸裂的门板上，写满了白色粉笔字，密密麻麻，工工整整：麦面多少斤，包谷面多少斤，包谷糁多少斤。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无疑，这是余大爷生前记下的送粮记录。再仔细一看，没写送粮的日期，也没写送粮人的名字。失望之余，我们惊喜地发现，在门板的右上角，写有两个大字：余信。 从此，这个名字和他的故事，便刻进了我的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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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9-14 09: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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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9-16 08: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