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传奇之文革

高宜

  没有人会觉得经历多一些，丰富一些，有什么不好。跟很多人比较，我的经历是太丰富了。这是我的骄傲，是我的光荣。当时光开始沉淀，当经历开始变成有益的经验，为什么不写出来，给大家带来阅历，带来经验，带来乐趣和未来前行的动力呢。如能达到如此目的，我写作这个十万字长篇的努力就算没有白费，这一番辛苦也就值得了。

高宜

黑云压城，大兵临境，天昏地暗，飞沙走石。黑风带来黑社会的猖獗，黑流卷起社会黑暗的污泥浊水，这是一段历史，这是一段回忆，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真实经历。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一

    中国古人的哲学，是人之初，性本善。而善良的本性经过社会的污染，然后出现恶。所以，恶，不是人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污染造成的。
    与中国哲学相反，西方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尤其是天主教更认为，人是带着原罪降生到这个世界中来的，人的一生，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而且，人应该为自己的原罪而赎罪。
    确实，人在童年的时候，最为残忍的。经常看到年幼的孩子，津津有味地虐待小动物，他们用手指碾死蚂蚁。有时纯粹出于好奇，撒一泡尿，把成群的蚂蚁淹死。当他们长大成人后，往往会忘记这种残杀的暴行，文过饰非。也有些人大彻大悟，成为走路小心翼翼唯恐杀生的善者。也有一些人，他们醒悟了儿时的残忍与冷血，他们深深自责，深感忏悔，默默地用各种善行，为自己的过去赎罪。
童年和少年，是无知而残暴的年龄，是人类最接近野兽的年龄。有人说，年轻人犯错误，就连上帝都能原谅。我不知道上帝是否真的能原谅所有年轻人犯过的所有错误。但很多少年时犯下的罪恶，确实是无法原谅的。无论是上帝，还是众人，甚至是自己。
我童年的时代，正是中国人狂热的东奔西突，忙碌于各种政治运动和清洗的悲惨时期。人们的良知被各种宣传口号反复清洗漂染。善良和罪恶，正义与反动都被染上一层真假难辨的外壳。在这样的氛围里成长，我的童年更加馄饨茫然。
我对美好事物的热爱，表现在对音乐，诗歌，欧洲童话故事和美妙工艺品的欣赏上，但这种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却与社会流行的风潮背道而驰。人的童年都是需要被表扬，被称赞，被社会承认的。但这种承认和赞许，往往久久不来，或者变成巨大的打击，把心中所有的美景打烂击碎，变成一滩肮脏丑陋的东西。
比如，从小就同班，同院的同学祝尼尼。他热爱音乐，衷情美术。去东北兵团之前，我陪他去商店购买了大量的颜料和宣纸。他打算在东北生产建设兵团大展才华，画出新一代工农兵的高大形象，以及现代农场的美妙田园风光。但是，一年之后，却传来他在东北农场被孤立，被批判的消息。由于把视角集中在简陋的茅棚，原始的耕作和冬日凄凉的残雪上，他的画被批判为消极，落后，仇视工农兵的反动作品。
我到农村后，曾给他写过一封热情洋溢而思维独特的长信。一个月后，接到他的回信，居然无缘无故，劈头盖脸把我大骂了一顿。从小就建立的友情一朝断裂，我们从此再也没有往来。
很久以来，我无法明白我这位少年时代的朋友为什么会反目结仇。因为那时，我还没看到善恶的界限呢。
其实，文革期间，正是我15至16岁的少年时期，那时的我，思想单纯，简单蓬勃，积极向上。在这样的人生初年，我们除了原始本性外，就只剩下被彻底洗脑后的偏执和简单执著。
文革刚开始，我所在的中学全校学生进入军营，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军训。1966年8月，军训突然结束，得到的消息是，军训是刘少奇派遣的工作组的阴谋，走资派力图调虎离山，把大部分革命同学调离，趁机打击少数坚决革命的造反派同学。
带着一脑门糊涂概念返回学校，每天坐在教室收听学校高音喇叭播放的广播。革命歌曲，革命口号，还有语气铿锵的报纸社论被高音喇叭日夜不停轮番轰炸。我们心中忐忑，知道一场遮天盖地的暴风雨即将来临。年轻的人，渴望热闹，渴望打破日常学习和生活的平静。终于有一天，一位高年级同学在高音喇叭里大声疾呼。同学们，大家不能坐在教室里了，这又是工作组的阴谋，北京广大的学生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要革命，要造反，要冲出教室，加入到革命洪流中去。
高声的呐喊，激动人心的语言，字字冲击着我们年幼而喜欢热闹的心灵。
全校学生动员起来了。先是造老师的反。所有老师都消失了，我们很快就知道大多数老师已被关押到一间大教室里了。各个班级可以自己组织批判会，从自己的班主任开始，寻找罪证，开展批判。全校沸腾，各班级批判会热火朝天。但很快，我们就发现这些老师，除了正常讲课，实在找不出可以批判的材料。班主任老师，虽然他们逼迫我们学习，要求我们必须考上重点大学。但归根结底，还是为我们好啊。于是，高年级同学选择新的目标。他们带头批判我们学校的那些高级教师，以此让我们这些低年级同学认识阶级斗争的尖锐与复杂。作为重点中学，我们学校很有几名很凤毛鳞爪的特级教师，他们德高望重，身份特殊。此时，炮火击中到他们身上，按照级别高低，他们被挑选出来，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同学们批判。当然，这个批判，从一开始就是带有浓厚的人身侮辱成分的。特级教师在北京市教育系统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师，但现在，我亲眼看到一位过去无比钦佩的老教师站在椅子上，头顶是一个用铁丝废纸篓临时做成的高帽。老教师没有硬抗，但也没有屈服，他神态倨傲，一言不发，任凭同学们在他面前用极其侮辱性的语言拼命叫喊。当天晚上，这位不甘屈辱的老教师就和他的妻子双双来到我们经常去游泳的玉渊潭公园，在湖水中沉湖自尽了。
我当时很不理解，不就是戴了一顶废纸篓的高帽吗，不就是被革命群众批判了几句吗？没捱打没挨骂，至于自沉身亡吗？几十年后当我自己接受了完整的高等教育，掌握了足够的知识以后，我才真正明白人格的尊贵，理解了人格屈辱对于正直人类的可怕伤害。知道了宁死不受屈辱的人格力量。
同样身份高贵，而且是高级干部的校长很快受到了更大的侮辱。我亲眼看到平时身份尊贵的李校长被高年级同学用理发推子剃阴阳头。一推子下去，脑袋正中一道秃痕，校长用胳膊象征性地抵挡了一下，就默默地接受了这个屈辱。与高级教师相比，李校长平日注重尊严，保持身份高贵。现在看，作为干部，他忍辱负重，承受屈辱的能力显然远远高于单纯的高级知识分子。
接着是斗争我们学校的付校长沈大逊。记住她，是这个名字太特殊了，更何况被拉上学校操场前的土台时，她是那样傲慢。戴着深度眼镜的脑袋高高昂起，让人不由而想起伟大的革命先烈，大名鼎鼎的江姐，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的抗日英雄赵一曼。我心里不由暗暗担心，怕组织批判的高年级同学会下不来台。但我显然太低估高年级同学了。一位同学大声喝道，说，你是什么人？
沈大逊校长昂头挺胸，无比傲慢地大声答道。我叫沈大逊，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低头认罪，知道你犯下了什么罪行了吗？
不，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绝不低头。
台下的我们登时有种衷心钦佩，产生想热烈鼓掌的冲动。
高年级同学并没有被共产党员的高贵气势压倒，他们革命电影也没少看。早就没有继续跟这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废话的闲情逸致。一位平常经常在学校沙坑练摔跤的同学，人高马大，他早就上台，双手交叉抱胸，站在沈大逊校长身旁。他是高年级同学组织者专门请来，对付伟大共产党员的打手。摔跤手双手交叉，站在气场十足的沈大逊校长身旁，轻蔑地低头说，你再说一遍？
沈大逊毫不气绥，大声重复一遍。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绝不低头！
土台上忽然烟尘弥漫。原来，沈大逊校长话音刚落，摔跤手已经一个大背挎，把她狠狠撩起来又横躺着摔在地上。沈大逊校长浑身尘土，脑门被摔破了，黑框眼镜被摔烂，斜挂在脸上。只一跤，沈大逊校长面目全非，但英气犹存。她竭力站直身体，大声吼，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绝不低头。
通，又是一声巨响，摔跤手一句废话没有，动作简单麻利。这下沈大逊校长自己爬不起来了。不知是真摔坏了还是气势彻底倒下了。沈大逊校长浑身颤抖，满脸血迹，说话的声音嘶哑了，情绪低落了。摔跤手抓住她脖领子，就像拎起一只小鸡仔子。这一跤，把沈大孙校长的气势彻底摔出去了。她嘴巴嚅嗫着，半晌没有再出声。等到她能够说话的时候，你感觉到眼前那位气势如虹的英雄消失了，出现在学生们面前的，是一个丢魂落魄的走资派，一个被革命群众吓破胆的卑微渺小的叛徒。她的声音微弱，低得几乎无法耳闻。
我，我是走资派，我，我对人民有罪。我低头，我认罪。
失望情绪登时笼罩了我们这群低年级同学的心头。本来以为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共产党人英勇不屈的活报剧，却突然变成变节投降的丑剧。我们太失望了，我们太悲哀了，我们太悲愤了。悲愤化作力量，化作高声怒吼，打到反动走资派沈大逊！沈大逊不投降就叫她灭亡！在沈大逊身上踏一万只脚！
其实，共产党员沈大逊已经垮掉了，屈服了，投降了。虽然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投降给谁了？她是代表共产党投降？还是代表反动势力投降？但无论怎么样，反正她已经投降了。
革命运动意想不到的顺利。我们第一次目睹了革命暴力的威力，无比巨大，无比威猛。紧接着，全校老师都被关起来了，天天批判，天天斗争，和平的，暴力的，和平加暴力的，暴力加和平的。但老师们屈服的屈服，认罪的认罪，自杀的也都自杀了，革命失去了斗争的目标。

                           

高宜

                             二

这时，沉闷的空气被一首对联打破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根据这个对联，出现了一个学生组织，叫做红卫兵。
谁也不知道红卫兵组织是怎么出现的，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开的头。反正只知道，红卫兵成员的老爸都是革命的干部，而且是高级干部。最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至少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干部。所以，作为高级干部的儿女，红卫兵当然是最可靠的革命战士。
当时，对于高干和普通干部，是以中央行政级别作为划分。十三级以上的干部，是高干。是革命事业的功臣，是革命依赖的力量。而低于这个级别的干部，为普通干部，往往没什么太大功绩，革命不一定要依赖这种干部。
高级干部作为国家功臣，他们的子女当然就是这个国家最可靠的接班人。虽然，学校里每个学生都会唱那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我们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只要高干子女才在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当之无愧的革命接班人。将来这个国家，理所当然要归他们所有。只是，平时，他们尽量保持低调。高级呢子的上衣外面，偏偏套一件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漂亮的锰钢自行车，宁可放在家里生锈也不骑。偏偏找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他们思想深沉，消息灵通，手眼通天。文革来临，他们是革命事业当之无愧的领导。
现在，他们亲手创建了红卫兵，有了一只完全属于自己的队伍。
我们学校干部子女比较集中，红卫兵的出现没遇到任何阻力。
我们学校的所在地是著名的祖家祠堂。
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所谓祖家祠堂的祖家，其实是明末清初的叛徒将领祖大寿的家族祠堂。
祖大寿投降满清朝庭，作为叛徒，却受到后人的敬仰和祭拜。原因，自然是因为他投降后不久，满清就统治了中华大地。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所以，叛徒祖大寿被戴上了拥戴圣主的桂冠，得到后人的颂扬。其家族的祖庙檐高门厚。香火鼎盛，气势非凡。直至最后，成为我们学校的校址。
从学校大门进入，第一进院，是校长办公室和高级教师的休息室。第二进院是几间高年级教室。第二进院后面向左拐，才是一栋四层高的教学楼，我们低年级的教室都集中在教学楼内。
红卫兵总部就设在第一进院，原来的校长室内。
由于我的家庭既是高级革命干部，父亲又因为有历史问题没搞清楚，算不上纯粹的革命干部。所以，能否参加红卫兵，我的身份非常尴尬。
我经常反诘自己，是不是就是因为这种尴尬的身份，才使得我文化革命的洪流中，没有随波逐流，没有欠下无法偿还的良心债？我很难解答。但由于平日的善良和懦弱，无疑在这种身不由己的浪潮中，避免了坠入罪恶的深渊。
但那时候，红卫兵是个非常松散的组织。虽然威力强大，但内部不毫无管理可言。一位出身高干的高年级同学，是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他对我印象良好，几次行动，都积极安排我参加。我就这样妾身不明地参加了各种红卫兵活动。
在红卫兵出现的初期，辩论对联成了红卫兵的主要任务。
             一天，红卫兵总部忽然召集我们集合。原来，东城区一间中学，红卫兵组织受到反动分子攻击，需要我们前往支援。
    火急火燎地组织好队伍，我们紧急出发，很快就感到东城区的那所学校。原来，那所学校中的干部子女人数很少，全校百分之九十以上同学都是工农家庭出身。虽然他们出身工农，但他们反对由干部子女发起并为主力的红卫兵组织。
    首先，他们反对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
    说起来人家也没什么错啊。他们的老子虽然不是革命干部，算不上英雄。但人家也是工人，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啊。所以，人家不服。为什么你们干部子女可以组织红卫兵，还当仁不让地充当红卫兵的主人？工农子女为什么就不能组织红卫兵。情绪所致，他们对那个对联也极其反感。
    辩论在各个教室进行着，该校邀请我们前来支援的个别干部子女，带着我们与那些反对对联的工农子弟学生激烈辩论。其实，那时辩论的论点本身就含混不清，谁也难以把话说明白。不知道什么时候，辩论忽然变成了一边倒，因为我们学校大批红卫兵前来支援，该校原来处于劣势的干部子女忽然元气大盛。很快，支持对联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带领我们前来的该校学生，和我们一起，把反对对联的同学挤到墙角。一开始还是口头辩论，只是声音越来越大，情绪越来越激昂。后来，不知道是谁人突然大喊了一声，打死这个资产阶级的狗崽子！许多拳头举起来，向墙角的同学猛捶。拳头上面，还出现了皮带挥舞的影子。混乱之中，耳中再也听不到辩论的声音了，而是反对对联同学的惨叫声。不知道是谁，把一根皮带塞在我的掌心。心里想着不要武斗，不要武斗，但皮带在手，情绪激昂，不由自主两皮带也抽了下去。
    这是我第一次打人。也是第一次尝到武器批判的威力。
    但那天，我的感觉就像吃了苍蝇一样。我抡起了皮带，带着无产阶级的怒火与威严。但我的皮带并没有落在反动分子的脊背上，并没有打在地富反坏右的身上，而是落在一个素不相识，刚才还跟我握手，双方决定通过辩论以理服人的同学头上。他的罪过，仅仅是不同意一首对联，仅仅是不能接受高级干部的子女独掌文革红卫兵大权的可悲事实上。
那一天，我到底做了什么？
而且，极其迟钝的我和其他中学生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副对联，其实是高级干部的孩子急于接班，急于掌握国家政权，获取自己和家族的利益的行动号角。直到几十年后的太子党纷纷上台，我们才在某一天，恍然大悟。忽然明天了几十年前的某个历史时期，热情洋溢的我们，早已经给一小部分野心勃勃的高干子弟，充当了忠诚血腥的打手。
只有打下江山的革命军人，革命干部才是英雄。那些工人，农民，即使帮过革命的忙，即使对革命事业充满同情，但夸赞他们可以，让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接班，那是绝对不能够的。他们只是革命的群众，但永远也别想当革命的英雄。
历史，就是由这种貌似美丽的居心叵测和荒诞可笑的愚忠一笔一笔书写了几千年，又花样翻新不断繁衍重复，直到今天。

龙行天下

文革初起特混乱，
老师校长生存难，
跑去外校搞支援，
挥起皮带为对联。

麻沙老农

      1966年，校园里“拿起笔做刀枪……”的新歌，代替了琅琅读书声，许多老师斯文扫地。我们班上第一个被同学押去操场扫地的老师，是教政治的陈老师。不知道同学从哪里了解到，陈老师家里非常有钱，解放前他家里的房产很多，据说占了省城的半条街，因此他父亲被人称为“陈半街”。用现在的话说，陈老师就是个高富帅，是丈母娘选女婿的最佳人选。但是在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学生眼中，却成了牛鬼蛇神的批斗对象。实际上，陈老师家里的房产在解放后基本上都充了公，而且他上政治课一贯是照本宣科，总是在宣传旧社会的黑暗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来没有出格的言论。真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高宜

第二天，我又参加了支援北京芭蕾舞学校红卫兵的行动。
北京市芭蕾舞学校，是一个纯粹艺术类的院校。学校中艺术气息浓厚，革命气氛自然低落。该校的红卫兵组织势单力薄，向我们学校请求支援。时间太早，红卫兵总部还没来几个人呢，我们七八个红卫兵就急不可耐地出发了。
    北京市芭蕾舞学校坐落在陶然亭公园北侧。到达后一看，形势果然严峻。芭蕾舞学校设立在一栋大楼内，一进门，就看到该校学生都聚集在大楼的楼梯上。女同学坐在楼梯台阶地面上，沉默不语。而男同学则在楼梯前，手挽手站成几排，显然在保护女同学。男同学们身材笔挺，脚步不丁不八，标准的芭蕾舞男主角的动作。就这样，这些反对对联的芭蕾舞校同学与该校为数不多的红卫兵支持者对垒。我们的加入，使得芭蕾舞学校红卫兵成员增添了巨大勇气。但虽然如此，我们都没有发动进攻的力量和想法。
    现场一片沉默。所有人都怀着自己的想法，做各种打算。芭蕾舞校的学生显然在防范我们的进攻。但我们是来辩论对联的。况且，当时的口号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
    无聊的对恃只维持了几分钟，校门外的喧哗提醒我们，对方大批援军来到了。
    不知道那个中学的学生大张旗鼓，排着整齐的队伍出现了。芭蕾舞校的学生受到鼓舞，他们迈着芭蕾舞的步伐向前挤来。我们几个人势单力薄，抵挡不住。很快撤到楼外，在陶然亭公园北门外地势稍高的地方站住脚跟。外校学生蜂拥而至，很快就把我们几个人团团围住，围了个水泄不通。
    我们出于劣势，但仍顽强地与包围我们的外校学生大声辩论。大家似乎在辩论着对联，但似乎对面学生对对联毫无兴趣。他们只顾起哄般地向前拥挤，如同洪水冲击着堤坝。我们心中充满了悲愤，眼前的情景，多像电影里出现的五四游行的场面啊。悲壮，激昂，壮烈。对面学生有人不耐烦了，伸胳膊打人，脚下也有人使劲踢。我们手挽手站成一圈，抵挡着学生的进攻。耳朵里乱哄哄的充满了叫喊，怒吼和我们高唱国际歌的雄壮歌声。
    这时，最富于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突然，所有的声音消失了，周围安静异常，大家都抬头看。
         芭蕾舞校三楼的一扇窗户，砰地一声被人从里面用力推开了。窗口出现一个年轻英俊的芭蕾舞男演员。男演员身材昕长，皮肤白皙，眉目清朗。宽阔的胸膛上雪白的衬衫上部衣扣全部敞开，露出宽阔的肩膀，发达的胸肌。他显然经常扮演王子的角色，形象非凡，气质逼人，充满自信。年轻男演员推开窗户，在三层楼上，居高临下，立在窗前，兴致勃勃地俯视我们。  
他双手叉腰，神情豪爽，看到我们被围攻的惨象，不由心头得意。突然仰起头来，发出一连串气势豪爽的哈哈大笑。笑声是那样欢快，那样愉悦，那样得意洋洋，又是那样震撼，声浪震得我们耳鼓嗡嗡作响。
    这一幕可惜不是出现在芭蕾舞舞台上，不是出现在记录历史一刻的纪录片上，只是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山呼海啸，直至今天。

龙行天下

斗个老师因家富，
芭蕾舞校遭围堵，
尴尬场面难忘记，
至今记忆都清楚。

高宜

                                三

    对联辩论只维持了短短数日。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站了整整一夜，终于见到毛泽东亲自出现。他身穿草绿色军装，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高高的一侧，向我们挥手。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一幕，宣布了红卫兵的彻底胜利。毛泽东对为他佩戴红卫兵袖章的首都师范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
领袖一句话，不但宣布了红卫兵的名正言顺，而且也掀起了始终被压抑着的打人的狂潮。
昨晚看到一个视频，北京教师袁鹏飞讲述文化大革命时宋彬彬给毛泽东戴袖章时，毛泽东说的那句，要武嘛。然后宋彬彬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宋要武。并且，她亲手打死了一个走资派。
也许袁鹏飞老师讲述的有一点点不够准确，我对宋彬彬改名的事没什么印象。但宋彬彬的学校师大女附中改名为要武中学，确有其事。并且，要武中学打死人在北京市中学中是非常有名的。另一个视频中，一个老者辩解说，他向身在美国的宋彬彬求证，宋彬彬证明自己在文革中并没有打死过人。这个老者确实是老糊涂了，向杀人者求证她是否杀死过人，这本身就荒唐透顶。另外，宋彬彬作为当时的红卫兵领袖，不需亲自动手，只需一个指示，她手下如狼似虎的女红卫兵们就会把很多人活活打死。我很清楚地记得，文革初期，北京师大女附中打死人是破记录的。这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事情，任何人都无法辩解。
     北京女三中也是北京市重点中学，女三中的红卫兵女战士打人绝对不逊于世界上任何残忍的男性。女三中的校长被批判后，关进一间两面都有窗口的屋子。突然，一边窗户打开了，一盆滚烫的开水猛地泼进来，校长被烫得高声哀嚎。嚎叫声尚未平息，另一侧窗户砰地被推开，一盆冰凉的冷水泼在校长身上。只这两下，德高望重的校长已经奄奄一息，勉强维持了几天，可怜的校长就咽气了。
    为了报复工农子弟对革命对联的冷漠和反抗，红卫兵小将把周围胡同的小流氓全部抓了起来。又是一轮半夜出动，疯狂抓捕。接着，就是拷打和审讯。各校校园里充满了小偷流氓的哀嚎声。被抓获的小偷流氓，几乎百分之百是工农子弟，或城市市民的子弟。许多被打死的小偷流氓，甚至不必通知家属，直接被卡车拉出去火化了。拉出去的尸体，无一不是伤痕累累，惨不忍睹。尸体中，有校长，有老师，有同学，也有周围的所谓小偷流氓。
     各校红卫兵战士，手捏皮带，双眼血红，竭力寻找下一个打击的目标。从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到抡起皮带扬起铁棍，打死老师打流氓。血红的目光四处搜寻，最后，终于定格在旧社会残存下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身上。他们不是还活着呢吗？他们的家还在，财产还在，他们的子女还在，气势还在。
名义上，打出的旗号是破四旧，立四新。其实，很少有红卫兵能具体说出来四旧是哪几项，四新包涵什么内容？
红卫兵的眼中，只有蠢蠢欲动的地富反坏右份子，需要把他们都抓起来，毒刑拷打，斩尽杀绝。
当时，最经典的红卫兵形象，是一名剃了光头的妙龄美少女红卫兵。她手拎彭德怀皮带，脚下跪着一个脑袋开花的地富反坏右份子，鲜血横流，魂飞魄散。
所谓彭德怀皮带。就是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的五十年代，史上第一次对解放军军官授勋。少将以上的军官，一律水獭皮帽，呢子军服，戴极宽的牛皮皮带，足登将校皮靴。
这种牛皮皮带是仿照苏军模式。皮带既宽且沉，顶头的铜扣粗大沉重，棱角尖锐。据说，当时有女红卫兵抡起彭德怀皮带，只一下，铜扣落下，地富反坏右分子头骨破裂，当场死亡。由此，可见这种皮带威力之巨大。
与继续不断落网的小偷流氓一起，押送进学校红卫兵总部受审的灰色身影变得苍老落魄了。很多已经无法自行行走，需要像拖死狗一般，被两个红卫兵拖拉着进入刑讯室。
我参加了捉捕小偷流氓的突袭。天色昏暗，红卫兵突然集体出动，按照已经核实的地址，撞开房门，直接进屋，把小偷流氓从被窝里抓出来，送到学校拷打鉴别。
小偷流氓的名单，大部分都是当时所谓的街道积极份子提供的。这些老太太为主的街道家庭妇女，就是成为街道居委会以及在北京臭名昭著的小脚侦缉队的前身。
一个偶然的因素，使我从一开始就置身于一个学校外面的，半独立的红卫兵团体活动中。
一天早上，红卫兵总部接到消息，一个大地主兼大资本家夫妇，半夜三更偷偷把大量金银首饰倒入下水道，造成下水道阻塞。引起周围群众怀疑，今早终于被揪出来了。那个临时设在地主兼资本家家中的据点急需支援。当时我正好在总部附近，高年级学生的总部负责人招手叫我过来，临时组织几个红卫兵，派到那个据点支援。

龙行天下

一声要武全乱套，
打人现在处处到，
小伙跟着抓小偷，
奉命前往据点跑。

皇城龙狼

多了一份沉重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