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光焰（作者：谢鲁渤）

大乌珠

十三、《回故乡之路》

（老照片·浙大龙泉分校物理实验室。 原书插图）

 

回故乡之路 （1）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一月，尚在黔北遵义的浙江大学，已经有了回迁杭州的氛围。二号那天下午，出差贵阳的竺可桢和外文系教授黄尊生一起去了西南公路局，托局长谢文龙帮助解决“浙大回杭时之赴渝车辆”；回到遵义后，又于十日给原农经系主任梁庆椿去了封信，“请梁于秋间回杭州浙大”。作为校长，竺不仅已开始谋划复员之事，且回杭后的教学打算，也在安排中了。在那时的浙大师生中，“回杭”成了一个时间概念，譬如黄尊生，竺有意请其出任训导长，商谈后黄虽然答应了，但提出“以至杭州时为限”。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因文学院院长梅迪生的病逝，在遵义的浙大本部师生主要忙于梅的治丧。追悼会是一月二十七日开的，会场设在何家巷五号，图书馆的阅览室楼下。会前竺可桢接陈布雷电话，说蒋介石得知当天追悼梅院长，特地关照他送上一幅“人师典范”的挽词。那一年的春节较早，此后没几天，二月二日就到了大年初一了，这也是浙大师生在遵义过的最后一个年。

年后竺可桢去了湄潭，一路上心情不错，注意到了“油菜花已满野，但尚未盛”，是日“晚月色甚佳，兼满天星”。到后第三天，也就是二月九日，竺即召开了会议，“讨论复员迁家问题”。其时湄潭校区已成立了复员委员会，参加这个会的除委员会成员，还有各系主任，计十九人。会议开了两个小时，谈论最多的自然是经费问题，当时的黔北浙大已有师生员工及家属近三千人，匡算下来的复员费用需三点七四亿元（法币）。

竺可桢在湄潭呆了一个星期，期间还去了一趟永兴。虽是为学校回迁，但竺对教学质量和校风等问题，依旧格外挂心，在永兴听分校主任储润科谈到上一学期的一年级学生，二分之一科目考试不及格的，有十名，照例应予退学，但学生提出能否转到先修班补习，竺态度很明确，“二、三、四年级既以二分之一学分不及格而退学，一年级岂可有其他便利”，未允。不过也并非一退了之，对有些因战乱离散，已经无家可归的学生，可以由学校介绍另谋生计。

浙大准备复员的消息传开后，引起了在湄潭的浙大附中师生的不安。附中是浙大迁来遵义后办的，现在浙大要回去了，附中将停办和解散之说不胫而走，知道竺在湄潭，校长朱希亮把他请去附中，给学生们做个迁校报告。竺可桢报告是做了，浙大复员的事倒谈得不多，只强调说附中停办与解散全是谣言，但因杭州校舍紧张，停顿一个时期是难免的，浙大本身也有这种可能。在竺看来，附中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随迁，而是“近来成绩较差，管理亦渐松”。之前朱校长已经先批评了学校发生教员和女学生恋爱的事，竺可桢就顺此由头讲了许多学风和校纪方面的话，竺用了一个词，叫做“校风丕变”，勉励学生们“到浙以后必须更加努力”，让人感觉附中还是要走的。

回到遵义的第三天，竺可桢接到教育部公文，得知大学复员会议将于二十五日在重庆举行，“商量各校迁移之秩序”，便决定把原定于二十三日的校务会议提前到了二十一日。那个校务会议很杂，差不多开了一天，从上午九点的福利委员会，十一点的稽核委员会，到下午的杭州校舍委员会、复员委员会，突击商议了一大堆问题，盖因竺可桢次日将去重庆，在与教育部商定浙大回迁事宜之前，学校的财务、杭州校舍的安排、复员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情况，等等，都必须先行做出一个大致的计划，一整天也未见得能讨论透彻。

复员会议从三点开到五点，除遵义、湄潭、永兴三地的复员委员会成员悉数到场外，附中和学生自治会的代表也列席了。这次会议可以看作是浙大复员行动的正式开始，会上决定划分几个小组，实行分工负责，推举出了各组主任：总务长谢家玉管运输，教育系心理学教授陈立负责公物处置，机电系教授易修吟统领分配事宜，校医务主任李天助仍司职卫生，总务处庶务主任魏春孚保障供应，工学院院长王国松，则着重调查与协调，相比九年前的举校撤离杭州，这一次的大行动不仅从容，且有序。

抗战胜利了，颠沛流离的日子行将结束，浙江大学很快就能回到她理所当然的杭州校址，竺可桢心情舒畅。二十二日赴重庆，竺搭乘的是第四军官总队队长余锦源的吉普车。1944年冬，余锦源率第十军过境，浙大学生曾组织慰劳，此番正好由十四军军长任上调驻重庆，故邀竺同往。那天车开得很快，虽然一路颠簸，“到重庆时，满身骨痛不已”，竺可桢仍兴致勃勃地不忘沿途观景，“十二点过松坎，见桃李已开，……至青杠坡，见满山均有黄色之迎春。至东溪则麦高尺许，豆将结实”。其时的竺校长还不能想见，四个多月后的七月七日，当他重回杭州大学路校舍时的心绪，那天情景，他是这样记叙的：

今日在校长公舍楼上依栏远眺，见院中花木如故，一枣一柿，宛如昔日。尚有紫薇一对，罗汉松一对，桂花一对，皆左大而右小（东大西小），想因土之肥瘠耳。前面池塘蛙声通宵不绝，东北角有猫头鹰“汪”“汪”作声，Owls hooting whole night,此则与遵义迥不相同耳。

（朱希亮  1900－1977，江西临川人。中国现代著名的心理学家 ，格式塔学派在中国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心理学会的创建人之一。1921 年考入燕京大学心理学系,1924 年毕业后,到江西省私立心远大学教书,1926 年由江西省教育厅派往美国考查教育,随后得到江西省教育厅和清华大学的留学资助,到威斯康辛大学研究院学习，并于1928 年获得硕士学位后,耶鲁大学到耶鲁大学心理研究所学习实验心理学,于1930 年获得科学硕士学位。归国后，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心理学和统计学教授。1935 年经胡适介绍,赴四川大学任教。1938 年蔡元培先生邀请他到重庆中央研究院任学术秘书。1940 年,他应南昌中正大学校长邀请担任该校教授和训导长。1942年至1950年在浙江大学担任心理学教授。1950 年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1年被分配到湖北省教育学院任教。朱先生去世前,适逢“文革”后心理学的科学地位得到重新确认,以及国际心理学界纪念科学心理学创始人冯特( Wilhelm Wundt) 于1879 年在莱比锡大学创建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100 周年。朱先生接到有关国际国内心理学会议的通知,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准备论文,就在准备论文期间,不幸去世。 编者）

 

（待续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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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浙大师生撤离遵义时的情景。 原书插图）

 

回故乡之路 （2）

心系复员的竺可桢精力充沛，到重庆的第二天，用完早餐就去了教育部长朱家骅的寓所。朱显然知其来意，立刻就先表示了部里的态度，“主张重庆附近者先搬”。这一点竺可桢并无异议，他于会前来见朱，其实主要还不在迁移，而是浙大设立法学院、医学院，以及保留师范学院等事项。遵义时期的相对稳定，促使了浙大教学质量的提升和学校规模的扩展，西迁之初仅有文理和工、农三个学院，截至复员前，文理学院已分设，师范学院趋于成熟，法学院正待聘院长，新建医学院的计划也已经完善，竺迫切需要部里给与相应的支持，以期率领一个崭新的浙江大学回归杭州。

朱家骅那天因胃病发作，精神不佳，但还是给了竺可桢很大满足。朱表示师范学院“可以仍在浙大”；对法学院院长人选，则建议可聘中央考试院的范扬或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李浩培；“医学院亦主设立”。既办事，就须有钱，竺请部里批给“法学院开办费五百万元”，“杭州修理费五千万元”的要求，应该都是在复员费之外的，朱家骅虽未当面应允，却也没有封口。

这一天竺可桢还分别去见了交通部次长龚学遂、公路总局局长萧庆云和西南公路局长谢文龙等人，意在征询浙大回迁之路径，虽无非一陆路，一水路，但究竟怎么走，此前已闻知众说纷纭，竺并未轻易决断，交通部官员的意见，抑或更须参考。龚的意思是走陆路，因五六月间重庆将拥挤不堪，自遵义至衡阳，七天可达，衡阳有火车通汉口，而乘船由重庆下水，也仍须经停汉口。但萧庆云却是劝浙大从重庆走水路，理由是“走公路费用太大”。在钱的问题上，这个公路总局局长显然是不肯通融的，好在“萧、谢二人均谓车无问题，但酒精自备，且需油布”。一校之长的竺可桢，事无巨细，皆得盘算，酒精油布之类，连公路局掌柜的都特别提醒了，就更须上心。

自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始，教育部的迁校会议连开了三天，之后竺可桢又在重庆逗留了四天，所忙之事，一是落实杭州校舍修理经费，二是迁校途径，三是回杭后的相关人事，期间，还为浙大原训导长费巩失踪周年事，在重庆卫戍司令部和中美合作所之间奔波查询。

按竺可桢得计划，浙大回迁准备和杭州的校舍修理必须同步进行，所以对修理费抓得很紧。二十五日上午去教育部报到时，就先让总务司贺师俊开了两千万元支票，交浙大总务长谢家玉带回，余下的三千万请贺“于一周内寄出”，当时贺有些为难。但三月二日，竺又去找了贺，“嘱再发三千万至杭州”，丝毫也不肯松动。期间又去公路总局和救济总署，对三千浙大师生员工回迁的陆路或水路经费反复了解和比较。离开重庆的前一天，竺则专门去了梁庆椿家，“约梁于秋间回浙大”，继续任农经系主任。但已在中央农业银行任职的梁庆椿表示银行方面坚留其在行，“故势难却”，后经竺一再说项，梁松了点口，“愿来杭教课，不愿再任主任”，也算见了成效。忙完了这一切之后，竺可桢于三月五日经松坎回到了遵义，在碓窝井校长寓所，他又一次地从内心感觉到了春意：“院内桃、李开花，梨花亦初开，棠棣亦盛开。尚未见燕子”。毫无疑问，这将是浙大复员前在黔北的最后一个春天了。

竺可桢1946年2月10日的日记中，提到过一个叫幸必达的人。那天他刚从遵义到湄潭，在文庙用过晚餐后，“附中毕业生幸必达、陈效仁、许乃章、吴光南来”，是来探望还是谈事，竺未记录。

幸必达是农经系四年级学生，时年二十四岁。幸进浙大前就读于附中，前后在校七年，一直是个热心公益事务的学生。那年的八月中旬，能够自己走的师生员工，基本上都已经离校了，学校紧急征募一百名学生，做为负责物资押运和照顾随行人员的志愿者，幸应征并被录用，最后一批撤离遵义。

军用卡车停在了遵义浙大本部子弹库的操场上，终于要走了，今后还能不能再回来，谁也不知道，与这片相濡以沫多少个日夜的土地告别，师生们的心里可谓百感交集，许多人都跑来抢着和卡车合影。车头上挂着块牌子，上书“国立浙江大学复员专车”，车的周围上下，从最前排坐在地上的，层层往上，竟至摞了差不多九层，近三十人。这应该是最经典的一张浙大东归留影，辛必达即便不在此间，想来也会在另一辆这样的车前。

（老照片·浙大复员专车出发前。 原书插图）

 

（待续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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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浙江大学复员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本首页。原书插图）

 

回故乡之路 （3）

那一天是九月四日，幸必达在事隔六十年后写的《1946年浙大由贵州复员杭州纪事》一文，这样写道：

……上午，我们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准备出发。一百辆十轮大卡排列在子弹库校本部广场上，已经装车待发，蔚为壮观。押运同学先期已开过会，自动推举了一批负责人，商定了九条公约，要求大家遵守：1.车队统一出发，保证一路同行，经贵阳直驶长沙，到长沙接待站交卸物资为止。2.同行老师及员工子女眷属优先坐驾驶室，其余人员及物资统安在车厢。3.乘车人员每人先交一万元作途中生活费用，沿途集体办伙食；负责办伙食的同学先采购一些大米、干菜、腊肉等装车备用；估计行程六天，早、中、晚都统一用餐。4.每天到站后住宿都尽量借住学校、庙宇，以省宿费。5.每天到站后由负责住宿的同学安排住处，负责伙食的同学（以女同学为主）上街买菜和下厨做饭，统一进餐。6.晚上买蜡烛分发各处照明。7.黎明即起，统一早餐后上路，中午在途中饭店就餐。8.车抵长沙前结算伙食账，多退少补。9.互助互让，同甘共苦，照顾好老师及老幼眷属，服从统一指挥，争取平安到达。大家一致同意。 

浙大复员的亲历者鲜有文字留存，尤其是当年的原始记叙，幸先生六十年后的这段回忆，充满着浪漫气息。那时候的浙大学子，年轻、激情，于清苦岁月中放飞梦想、蓄养精神，无论是从杭州一路西迁来黔北，还是从未到过杭州，抑或将从黔北东去杭州，只要在浙大求过学，都会对杭州深怀故乡般的亲情，以为那里才是浙大的根。有一首歌叫做“绿叶对根的情意”，浙大在贵州的遵义、湄潭和永兴，历七年之箪食瓢饮、自谋生机，竟至奇迹迭出、绿叶满枝，想那所谓绿叶对根的情意，就浙大师生而言，既在黔北山水人脉，也更在钱塘风云气场。幸必达所述九条公约，虽为具体事项，传递的心情，却是贯穿于浙大复员整个过程中的兴奋、向往和踌躇满志。

按照幸必达的记叙，这支浩浩荡荡的复员队伍，可谓水陆兼程，走了差不多二十余天，直到九月下旬，方才抵达杭州。这中间有十几天的时间未行动，而是滞留武汉候船，其时所有师生的身份，都是难民，浙大的复员机构在长沙设立了接待站，由公共科目主任舒鸿教授主持，在这里可以领取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提供的难民证，免费搭乘车船，获得基本食宿，这是竺可桢为节省开支，于三月初在重庆时，和救济总署接洽的结果。

离遵义后的陆路行程，车队走了六天，先是经贵阳、玉屏出贵州，再由湖南的芷江、黔阳、邵阳到长沙。相对西迁时的战乱环境，胜利后的复员之途至少不再那么枪林弹雨了，曾经的前路难卜，也变得指向明确了，所以在幸必达笔下的六天行程，食宿都还顺利。逢到天气晴朗、道路平坦,“驾驶员十分尽职，车辆没出过问题”时，师生们也都不免聊发“秋山红叶、老圃黄花”之兴，“一路谈笑风生”。到邵阳的那天中午，因伙食账算下来“颇有结余”，还在邵阳大饭店搞了一次聚餐，席间又请同行的胡哲敷教授在白绸子上书写了“今之王良”几个大字，所有师生都签上名，当作锦旗送给辛苦了的驾驶员，“大家高唱校歌，欢声雷动”，这情景很像是在如今电视剧中经常能看到的那种样子。

至于水路行程，除了等船时间长些，上了船却只须三天就到南京了，是一艘载重六千吨的美国登陆艇“绥远”号，船上有淋浴舱、消毒饮水，吃的是军供品的剩余面包、牛奶和罐头牛肉，一日两餐，虽然大多数人都吃不习惯，但也知足了，毕竟只是一艘难民船。据说全船载有七百余人，其中浙大师生三百多，约占半数，余为国立东方语言专科学校二百多、西湖国立艺专一百多。头一天晚上船泊九江，三校师生还合起来组织了一个联欢会。幸必达的文章说，“宽阔的甲板上灯火通明。各校节目有古琴、琵琶、南胡独奏、抗战歌曲大合唱、轮唱、女声独唱和舞蹈等，丰富多彩。师生和外籍船员同乐，岸上也有不少观众，直到午夜方罢”。较之西迁，东归的气氛是完全不一样了。

幸必达个人回忆的真实性应该没有问题，但遗憾的是，除了这最后一批人员物资的集体行动，那些先期已自找交通离校的师生员工，他们是怎么走的，一路上又经历了怎样的艰辛跋涉，却还无从知晓。据说那些人员的总数，占全校三分之二多，先后达二千余人，因杭州校舍尚未修复，学生们可以先回原籍，待十一月开学后，再行返校。学生年轻，无拖累，或结伴，或独行，都还好说些，但是那些拖家带口的教授们呢？ 

（陈立1902－2004，字卓如，曾用笔名方正，湖南平江人。我国工业心理学的创始人，智力理论和心理测验研究的先驱。1928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193O年留学英国，师从著名心理学家斯丕尔曼教授。1933年获得英国伦敦大学理科心理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英国工业心理研究所、德国柏林大学心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35年回国后，任中央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合聘的工业心理研究员。1939年起，任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浙江大学教育系主任，浙江师范学院副院长、院长，杭州大学副校长、校长等职。并曾兼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学术委员兼研究员，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浙江分会理事长，浙江教育学会副理事长，浙江省科普协会主席，浙江省科协副理事长，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编者）

 

（待续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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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培 1906—199，上海市人。中国当代著名国际法学家。1928年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1936—1939年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研究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比较民法。回国后历任武汉大学教授兼法律系主任、浙江大学教授兼法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和国务院法制局外事法规委员会专门委员，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外交学院国际私法教授，外交部法律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九三学社中央文化委员会委员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事仲裁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还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编委会委员兼国际私法分支主编等。1985年当选为瑞士国际法研究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特设国际刑事法庭法官。 编者）

 

回故乡之路 （4）

自重庆回遵义的第二天，竺可桢一早就去学校，阅处来往公文及信件，文学院院长张其昀交给了他一封信，系浙江省民政厅长阮毅成所写。在接洽李浩培之前，竺曾有意请阮出任法学院院长。阮在信中谈到，浙大回迁杭州后，新校舍的择址可考虑凤凰山。看了信，竺可桢的意见是，假如在凤凰山一带建校，必须有平地，但清波门外之地不易得，不如先考虑“钱塘江边之陆军营”。这当然得与军政部部长陈诚沟通了才行，正好张其昀十七日将去重庆出席参政会，竺希望张能先和陈诚谈一次。竺对复员后浙大的扩展，打算已经很具体了。

几天后的三月九日，学校再次召开了复员会议，竺通报了教育部会议的大致内容，很简略，只说了二十分钟，留出时间讨论浙大自己的“迁校途径、行李多寡、人走先后等等问题”。在此会开过后的二十多天里，学校的一切工作依旧是如常运作，并没有显出即将大规模搬离的忙乱。正值毕业的各系大四学生纷纷开始举办谢师宴，九日当天晚，是机械系学生陈贵耕、王赞基等五十余人；二十三日晚，则为教育系、土木系的学生；二十四日，物理学教授、教务长张绍忠做学术讲座，讲的是原子弹，听者达三百余人，竺可桢亦到场，近两个小时，因所讲极抽象，且无图表，竺发现“听者未必能全懂，但走者甚少”；之前的三月十七日，浙大话剧团还在湘江大戏院公演自编自导的话剧《万世师表》，纪念已故文学院院长梅迪生，且为其子女募集教育基金；二十九日，电机系学生集会，为王国松任系主任十周年、杨耀德任教授二十周年志喜，竺可桢到会说，“劲夫以院长而尚教十二小时之课，杨公虽已教书二十年而对于电学孜孜研究，其精神为补可及，后生模范典型”，并称王、杨二先生在校均达二十年以上，堪为浙大“中流砥柱”。复员前夕讲这番话，竺自是有其深意。

尤其有意思的是，三月二十一日，竺可桢还在史地系学生钟恒的婚礼上做了征婚人。竺对学生一向爱护，关系亲和，身为一校之长，却能够对“成绩优良在平均85以上学生”了如指掌，学生或约看京戏，或上门问责，好恶轻重，一概公平待之。钟恒是史地系二年级学生，时年二十三岁，湖北黄梅县人，因将随浙大复员去浙江，女方家人特将新娘送来遵义，先行完婚。竺可桢为师生证婚，并非第一次，单单那一年，钟恒及新娘赵元复，就已是第四对了，故而竺在致辞时还开玩笑说，“证婚成为大学校长之副业，政府应准挂牌，如律师、医师，乃所以奖励生产也！”如此笑言，还真是只有在大好心情下才会激发。

进入四月后，学校对复员的安排似显紧锣密鼓了。一号那天，浙大假座湘江大戏院举行校庆典礼，这是在三月十二日的行政会议上定下的，拟为“创校十九周年”。关于这一提法，竺可桢在会上做了个说明：“本年为浙大十九周年成立纪念。第三中山大学乃于民十六年八月一日成立，但因八月一日适在假中，故过去未曾举行。去春校务会议，劲夫提议改于四月一日，即民十七年改为浙江大学之日期，今实为第一届也。”也就是说，此次校庆，是以1927年第三中山大学的成立为浙大之诞生，而非上溯至求是书院。

现在看来，那一年的校庆，虽为纪念浙大成立十九周年，就庆典而言，实际却是第一届，从颠沛流离八年多后，终于将复员回杭的意义上说，这首次庆典的举行，便具有了更深一层的含义，它的纪念点，尤其在于战火中自强不息、凤凰涅槃之新浙大精神。机械系易修吟教授时有贺校庆一诗：“春风吹暖到山城，郁李秾桃次第荣。立达功能参造化，新兴士气仰陶成。千年道统斯堪托，十载贤劳孰与并。马首欲东人意快，弦歌又共浙潮鸣。”写得十分透彻。

第二天，也就是四月二日，学校又一次召开复员会议，遵义、湄潭、永兴的复员委员会成员和学生代表均与会，作出的决议已是非常具体：四月十日前派舒鸿及总务处事务组马宗裕赴汉口、长沙沿线，勘定合适地点设立接待站；五月十日前，第一批人员出发；先修班和二分之一不及格的学生，这次也一起走；在教职员工方面，甚至细致到走长沙的有多少家，多少人，走重庆的有多少家，多少人，以及其他如走柳州、广州者，又有多少人，总务长谢家玉还报告了杭州校舍修复的情况等，从下午二点一直开到六点。

（王仁东1908－1983，原名裕大，上海人。应用力学家。浙江大学化工机械创始人。193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学院。1937—1938年任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副工程师。1939—1946年先后任浙江大学副教授、教授。1946—1949年经竺可桢推荐，赴美国考察，兼任美国西北大学机械系客座教授和阿立斯却默斯机械制造公司顾问工程师。1949—1983年任浙江大学机械系、化工系、力学系教授。逝世于杭州，享年75岁。 编者）

 

（待续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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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操南，1917年12月生于无锡南门刘源昌号。字肇薰，号冰弦，江苏无锡人，教授、作家。学术成就涉及古典文学、科技史、古代史、文献学、戏曲学、章回小说与诗词书画等多方面，蜚声海内外。1942年毕业于贵州遵义国立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并留校任教。建国后因院系调整，自浙江大学中文系而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从教。1998年3月29日因病去世，终生为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享年81岁。）

 

回故乡之路 （5）

三号，接着开行政会议，讨论设站问题、借车问题、公物处理问题、教职员离校领取费用问题、学生复学等等，规定了赴杭之教职员，“七月以前薪水照贵州待遇开支，八月以后全体依杭州待遇”。即便动迁前诸事繁杂，学校还是决定于五月十六日招收一批新生，“一年级与研究生同时招”。其时正值教育部下达了复员经费数额，不足以浙大支用，竺可桢决定再去重庆教部。七日，抵渝后的当天晚上，竺就去见了朱家骅，但朱的答复却是“复员费不能增”。

这一次竺可桢在重庆呆了近二十天，四月二十五日回到遵义，距离五月十日第一批人员离校，已经很近。次日一早，即到校召开行政会议，决定复员费的标准，规定学生九万九千元，外加三个月的学费，先走者每人“发十二万元”，但这是不包括中央公务员子女的，公务员子女的领取属借支，须于下学年开学时归还，如隐瞒身份冒领，“一经查明须开除学籍”（这一点很不简单，在今天看来尤其发人深省），拿教职员工和学生相比，则教授多三万元，副教授多二万元，讲师多一万元，助教和雇员都只与学生持平。然而这个明显向学生倾斜的方案公布后，还是有一些学生来找竺可桢，反映钱太少，但竺认为“浙大所发已较他校为多”，表示“凡无家可归或无钱可借学生只能留黔，至九十月间与学校同行”。浙大的复员回杭终于进入了倒计时，考虑到应届毕业生或为第一批离校者，故毕业典礼日定在了五月五日，但实际举行时推迟了一天。

毕业典礼推迟了一天，但复员的出发日没变，恰好是“五月十日前”的五月七日，第一批人员正式离校。那天早晨，竺可桢五点就起床了，六点半到校，“送校中同人出发，由长沙返里，计共三车”，包括外文系主任郭斌和一家、机械系教授王仁东夫妇、史地系副教授王维屏夫妇、中文系教师刘操南、部分家属及学校工作人员，一向喜欢摄影的竺可桢还乘兴为众人拍了几张照片。

此后数日，差不多每天都有车辆离校，譬如十日三车，十一日七车，十二日六车，湄潭、永兴的学生，也于五月八日由学校派车四辆，接来遵义，然后自行设法找车，沿不同途径上路。手头多少有了些钱，加之归心似箭，虽然一下子有这么多人同时撤离，交通很是紧张，但还是转眼就风流云散了。至十三日，该走的学生全部离校，剩下的，“留遵者三四十人，湄潭二十四人，永兴亦如之，合不达一百人”。复员大举，说来艰巨，一旦行动，竟也意外顺达。五月十五日学校作出决定：浙大遵义总校工作六月一日结束，另设留守处，教育部公文一律改送杭州，教职员工七月之薪水津贴，亦改寄杭州。

浙大的遵义时代，将要结束了……   

竺可桢是1946年五月十六日离开遵义的，经桐梓去重庆，二十天后的六月六日由重庆飞南京，十日至上海，次日乘沪杭铁路之西湖号游览车返杭，七点五十分开，原本四小时的路程，因误点，到杭已是过了十二点了。下了火车当即去学校，先是与浙大杭州校部主任路季讷、农学院院长蔡邦华、总务长沈思玙等谈了半点钟，草草吃了碗面条，赶紧阅处积压信函，随后去西迁前的工学院、文理学院走了一遭，沿途情景如下：

见大礼堂、大办公室及单人宿舍与工学院之北大楼、图书馆、工院礼堂、化工、电机诸室大致修竣，但工院方面水电未装，且仁斋已毁而信斋未修好，因白蚁已将房屋蛀坏也。西一、西二均住家眷，养鸡、洗衣，杂乱不堪。子弹库尚未悉数移出，而本校空地荆棘满地，不像一大学也……

1936年6月11日《竺可桢日记》

 

八年离乱，劫后逢生，回迁后浙大面临的当务之急，显然是校园整治，除了老校舍的加紧修缮，新校舍的规划与建设，也当在刻不容缓，但是竺可桢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却是学生运动。杭州学生联合会已定于六月十三日集会游行，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因浙大杭州校区也有学生参加，国民党省党部主任罗霞天特地约见了竺可桢，要求加以阻止，竺不甚配合。竺可桢的意见是，“大学方面只有劝导，阻止必无效”。话是这么说，但事发次日的六月十四日，竺还是召集了参加集会游行的一百六十余名浙大学生谈话，名义上是报告“贵州迁校经过情形及建筑计划”，实际为恳谈浙大学风，“以求是、不分党派门户、维持学术标准为向来传统之要点”，希望学生们能保持此种精神。竺可桢对学生的告诫，不仅在当时颇具力度，日后也被亲聆者长久铭记、广为引用。竺说：国家政治不清，亦需要纯洁不自私的人出而当国，故吾人正需要青年以治平天下为己任。但切弗做大官之后而发大财，如此之人没有不贪污的。 

（安葬于杭州南山公墓的刘操南墓。编者拍摄）

 

（待续98）

大乌珠

（王季思 1906－1996，浙江永嘉人，生于南戏的发源地温州，祖籍龙湾区永中街道永昌堡。学名王起，字季思，以字行。笔名小米、之操、梦甘、在陈、齐人，室名玉轮轩， 1925年，考入东南大学中文系，1929年大学毕业后，初在浙江省立十中，后在江苏松江女中执教。1941年，在金华出版诗集《越风》。建国后，一直在中山大学任教。作为著名的戏曲史论家、文学史家，被誉为“岭南文化的最后一颗文化灵魂”。 王季思于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病世，享年90岁。 编者）

 

回故乡之路 （6）

竺可桢之为浙大校长，其个人地位在一般人眼里是很特殊的，既是著名气象与地理学家，热衷教育，富有民主思想，又和国民党高层官员多有往来，其中不乏私交甚笃者。竺的这种地位，有利与不利因素兼具，在方便为浙大谋求更多诸如发展经费、保护学生之类的条件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更多的直接责令和制约，譬如这次杭州学生联合会集会游行前后，除省党部主任罗霞天要求竺出面阻止浙大学生外，省政府秘书长雷法章也来找过他，告之主席沈鸿烈“对于此次学联游行极注意”，连蒋介石都来电询问，“希望浙大能早复课”。对此，竺可桢当然不能置若罔闻，所以在六月十八日，便又召集起全体教员谈话，也和前些天与学生们谈话时一样，先是“报告黔校迁校情形及杭州建筑计划”，随后要求教员们“明日起照常上课”，因其时杭州方面的学生尚未结业。

整个六月，竺可桢在杭州的工作时间，连头加尾总共十二天，从十一日到二十二日，始终都在为浙大新校舍的建造奔波，一是找地皮，除了向军政部杭州办公处讨要被军械局子弹库占用的保国寺，又向邵裴子探询地价，竺看中了刀茅巷浙大体育场外的十亩地，以及另一处原属虎林公司，后抵债划给了浙江实业银行的二十八亩地产，四处托人打听是否愿意出售；二是跑银行，先后找了中央银行经理张忍甫、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行长金润泉，以及浙江地方银行常务董事邵裴子等，目的自然是为了贷款；三是建筑招标，浙大的此项工程，是一单大生意，据说投标公司已多达三十七家，有一家甚至在竺可桢到杭的当天就找上门来，表示要送竺一套木器家具，请竺吃饭，竺“均却之”。虽然在这十几天里，诸多事项还不能说都已经一一落实了，但在竺可桢去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会议之前，还是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效：六月十九日，“浙大杭校已复课”；二十一日，“决定一年级新生在华家池，故筑学生宿舍二幢在在大学路操场，四幢在华家池。筑教室两幢，于文理学院之南，女生宿舍于大礼堂（净庵）西，教职员住宅十七所（住六十八家）于刀茅巷操场。在华家池造嫘祖、神农两馆及办公厅，单身教职员宿舍于大饭厅，共计一千五百（注：不知是指平方还是房间数）。决定大学路大门在省立图书馆之北。”从这份工程单上可以看出，竺可桢决计要让战后已“不像一大学”的浙大，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

转眼就到了九月了……

九月的杭州，已是夏去秋来，荷花慵懒、桂子飘香。十五日是个星期天，竺可桢忙里偷闲，去杨绫子巷37号约三姐霞姊游西湖。先到的岳坟，再去玉泉清涟寺观鱼，十年前来杭长校浙大时，这些景点自然都是到过的，旧地重游，心境是大不一样了：“池中之鱼已有战前不同，多为青色鲤鱼、鲢鱼、青鱼，间有黄色之鲤，不及战前之美”，出玉泉又去灵隐，复回至楼外楼午餐。

也是在这同一天，浙大遵义校区的最后两辆复员车启程，留守处工作将于次日结束，而湄潭的办事处则在前一天，也就是十四日，已经关闭，这意味着浙大的回迁事务，到此为止，因而在十天后的九月二十五日下午的行政会议上，学校做出决定：旧生于十月十一日报到，二、三、四年级十一月一日开学，新生的报到和开学时间推迟一个月，为十二月一日。

竺可桢1936年“本年事要”中的九月二十五日一栏，只记了一条：“贵州浙大迁杭告终”。董桥说他早年读徐志摩的新诗，惊叹其白话里蕴涵的千锤笙磬和百炼玑翠，“任人怎么颠扑都注定毁不了他一身蓝缕、万程筚路开拓出来的温山软水”，竺可桢以寥寥八字给煌煌巨著般的浙大西迁史彻底画上的句号，所传递的也正是怎么颠扑都毁不了的“一身蓝缕、万程筚路”……   

沈鸿烈（1882－1969），字成章。湖北天门人。18岁中秀才入日本海军兵校学习，1911年回国，成为张作霖、张学良的心腹，是东北海军的实际缔造者。沈鸿烈一向对蒋介石不满，背后骂蒋介石祸国殃民。但这样一个心中无蒋介石的人，却成了蒋介石的得力工具，当上了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去世于台中市省立医院，终年88岁。^[

 

陈  诚（1898年1月4日—1965年3月5日），浙江青田高市乡外村人。字辞修，乳名德馨，别号石叟。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历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台湾当局“行政院院长”，台湾当局“副总统”等职。陈诚主政台湾期间，对稳定国民党在台统治作用甚大。陈诚是蒋中正的亲信，也是自黄埔成立后蒋中正执政的心腹之一，有“小委员长”之称。国民革命军内部由陈诚领导的派系亦有土木系之称。陈诚因肝癌病逝于台北，享年68岁。

 

罗霞天 1898—1980，浙江临安於潜景村浪山人。早年于杭州读书，被选为杭州学生会会长，杭州各界联合会总执事。后留学德国柏林大学经济系。1919年创办《浙江日报》，主持笔政，兼办《上海民国日报》浙江分馆。1921年赴德国柏林大学政治系学习。1924年毕业回国，历任广州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黄埔军校航空班教官。1925年秋中央航空学校成立，续任政治总教官。参加北伐战争，任中央军校杭州特训班教官。1930年任中央政治学校训导长，庐山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主任教官。在台湾病逝。著有《唯诚论》等。  编者

 

（待续99）

大乌珠

【编后语】

在这第十三章里，我们又看到了不少并不知晓的人物——黄尊生、朱希亮、谢家玉、陈立、易修吟、李天助、魏春孚、范扬、陈贵耕、李浩培、贺师俊、阮毅成、李浩培、杨耀德、马宗裕、郭斌、王仁东、王维屏、刘操南、徐志摩以及政界人士余锦源、龚学遂、萧庆云、谢文龙、陈诚、罗霞天、雷法章、沈鸿烈、张忍甫、金润泉。

    在编辑过程中，除了仍旧在网络上搜索与书中相关的人、资料、图片外，正好又用上了上次去杭州南山公墓拍摄名人墓地中的刘操南照片。并在搜索陈诚的资料时，一个贫穷农村出生的，从一个只是上尉连长，在四年时间里就升任为中将的小个子，展现在我的眼前，一生的英雄，一生光辉，让人看到了旧时代人生搏击的轨迹。同时，也从搜索到的资料中，见证了有才的诗人徐志摩年轻的一生。

 

附：52

（背景大图为胡适题字徐志摩墓地。 编者）

 

徐志摩（1897年－1931年），浙江海宁硖石人。现代诗人、散文家。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兄。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学美国时改名志摩。曾经用过的笔名：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 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1926年任中央大学（49年更名南京大学）教授。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徐志摩是徐家的长孙独子，自小过着舒适优裕的公子哥的生活。沈钧儒是徐志摩的表叔，金庸是徐志摩的姑表弟，琼瑶是徐志摩的表外甥女。

1931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大雾在济南附近触山，故飞机失事，因而遇难，年仅34岁。蔡元培为其写挽联：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徐志摩的墓地在历史上一共经过3次变迁：

第一次：徐志摩的墓地原来在东山玛瑙谷万石窝，由胡适之题写“诗人徐志摩之墓”碑文。早年间胡适题词的这块徐志摩墓地，在动乱中荡然无存。

第二次：徐志摩老父徐申如对于胡适先生题字的墓碑感觉过于简短，又请到徐志摩生前红颜知己，被称为闺秀派才女的凌叔华，请她为徐志摩再题一块碑文。凌叔华欣然应允，她所题碑文取自曹雪芹“冷月葬花魂”的寓意，转化为“冷月照诗魂”。此块墓碑也在动乱中丧失。

第三次：徐志摩的墓地，因动乱坟陵早已损毁，故乡百姓为了表示纪念，由政府拨款把徐志摩的墓地迁葬到西山北麓白水泉边。徐志摩的外亲、著名建筑学家、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设计并撰迁墓记。西山墓地古典雅致，白石铺地，青石为阶，半圆的墓台恰似一弯新月，有诗坛“新月派”的寓意。墓碑沧桑厚朴，海宁籍书法大家、曾任西泠印社社长的张宗祥先生根据胡适之原文补题碑文。墓碑两侧各有一方白石做就的书形雕塑，刻着徐志摩《再别康桥》等名诗名句。编者

 

第十三章·完

大乌珠

十四、《湄潭朗月照钱塘》

（费巩 1905—1945，原名：福熊，字：香曾、寒铁，江苏吴江同里人。1923年 考入复旦大学。1925年 参加“五卅”运动。是年冬，与袁世凯孙女袁慧泉结婚。1928年 赴法留学。1929年转入英国牛津大学主攻政治经济学获硕士学位。1931年，费巩毕业，回国任《北平日报》社评委员。1932年 回复旦大学任教，讲授中国的政治制度。1933年秋 应聘到浙江大学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史，并兼注册课主任。1935年 “一二.九”运动时，他支持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多次保护中共党员及进步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后，费巩随浙大内迁至贵州遵义。1945年1月，费巩应邀赴重庆复旦大学讲授民主与法制。2月，他在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字。为了讲课和著述，他广泛调查国民政府的腐败情况。3月5日凌晨，费巩准备到北碚复旦大学讲学，在重庆千厮门码头遭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遇害，尸体被投入硝镪水中化掉，年仅40岁。解放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费巩失踪案件的调查，也非常关怀费巩的家属。1950年，华东军政委员会专门派员到费家慰问，并带来周总理的问候和总理亲自批示的优抚金。1978年9月5日，上海市政府正式追认费巩为革命烈士。 原书插图）

 

湄潭朗月照钱塘 （1）

湄潭朗月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八月，费巩就任国立浙江大学训导长。八月十二日那天是个星期一，天气晴好，学校在遵义街上的一家影院集会，正式宣布费巩任职，并请他发表施政演说。

费巩的前任姜伯韩，本名姜琦，年长费巩十九岁。之前做过南京暨南大学的教务长，浙江第一师范校长，上海暨南大学校长。去浙江第一师范做校长是蒋梦麟推荐的，可以说是个教育家眼中的教育家。

姜先生为什么请辞，费巩不清楚，他是一个月前才知道消息的。那一天是个周末，课后他去参加一个联席会议，由学校的出版委员会和学生会出版审查委员会召开，会上遇见文学院院长梅光迪，谈及姜的辞职，梅对费说，竺校长打算由你来继任呢。费听了一愣，连连摆手说不可，一是自己非党员，不合适；二是本人也无意于此。费说，还是请梅先生转达对竺校长的谢意吧。

次日，费巩应邀去好友郭斌和寓所吃饭，生物系教授张孟闻亦在。快吃完时缪钺也来了，缪和郭同在中文系任教。四人年纪相仿，郭稍长，费最小，平素关系密切，相谈甚好，就一起坐着喝茶闲聊。竺可桢有意费巩出主训导之事，三人也都听说了，都觉得好，一致劝费接手，但他笑而摇头，固执己见，且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好意皆可感，而余意未动，不愿任之也。”

三位教授劝费巩接任学校训导长是有道理的，在他们看来，费先生一向敢言直谏、热心校务，学生情结尤其鲜明。

两年前的1938年三月三十一日，教育部颁布训令，规定中等以上学校实行导师制。时隔不久，费巩就撰写了《施行导师制之商榷》一文，从其时大学教育之弊端入手，精辟论述了他对这一制度的理念和识见。文章的核心之言，是以学生为本，以民主科学为旗帜。因行文犀利、直言不讳，此文在《浙江大学师范学院院刊》发表后，颇得师生赞赏。过了半年，出于对浙大前途之隐忧，他又给竺可桢校长写了一封信，从学生的一句“悔来浙大”说起，坦率陈言，句句关乎学生健康、课业、经济之疾苦。

费巩的文章和信，三位教授都读过。费巩字香曾，和许多同事一样，他们也把那份《致竺可桢校长函》的意见书称作“香公奏议”。训导长最直接的工作对象就是学生，心里装着学生，敢为学生说话之人，当然是最合适的。

竺可桢也是这么想的。他对费巩的好印象，不仅来自费给他的那封信，早在赴浙大长校之初，他就已经有所感知。为前任校长郭任远开除进步学生一事，费曾与郭起过激烈争吵，其正直秉性和爱惜学生的品质，很受竺的赏识。在教育部训令下达之前，竺可桢已在浙大尝试导师制，费巩谈实行导师制的文章，与竺的办学思想和教育理念颇多吻合。姜伯韩请辞后，急需有人继任，竺可桢心里盘算的第一人选，就是费巩。

让费巩出任训导长虽然理想，却也不乏难处，最要紧的一点，即训导长必须是国民党员，但费不是。竺可桢知道，依据费的思想，要其入党决无可能，而逾格求贤，恐也难以获取官方认可。事实上在担任训导长后，费的非党身份也一直为教育部所皱眉。但竺可桢还是力促了此事。

其实就费巩的心理而言，对是否担任训导长一事，也是很矛盾的。在郭斌和家吃饭的第二天，费去参加了一个会，还在会上做了演讲，演讲的题目，恰恰又是“施行导师制之吾见”。费巩显然喜欢谈论这个话题，对此也很有见地，但是说归说，于训导长这个职务，却又是看不起的，以为形同督察，沾上了不免有失教授的尊严和清高。所以在随后的几天里，他觉得“本来天君泰然，乃以是否就训导长一事而心绪纷烦”了。

演讲那天的会场气氛，很令费巩兴奋。在他讲到训导人员应该经常到学生宿舍去看看时，底下响起了一片掌声；讲到不能把学生训练得如绵羊一般，场子里又是一片掌声；等到演讲完毕，热烈的鼓掌更是经久不息。

此后梅光迪又来了，说已经把他的态度转告给了竺校长，但竺的意思，仍是希望他出主训导，实在不愿意，再另请别人，费说那就另请吧。这是演讲次日晨间的事，到了晚上，史地研究所所长张其昀把他请了去，听说要另请训导长，张下午特地跑去找了竺可桢，力持不可，竺便请他再行说服费巩。张除了在史地系和史地研究所任职外，还负责《思想与时代》杂志，费与之交往颇多，两人谈到夜里十一点，直到费许以考虑，张才放其返寓就寝。

睡是睡下了，却是辗转反侧，次日一早，费巩即起身操笔，把自己的心绪和想法，都写在了纸上：

……乃以是否就训导长一事而心绪纷烦。出任则可以一展抱负，为学生解除痛苦，但完全牺牲、任劳任怨，亦觉太苦。不出则惧此一席复不得人，莘莘学子拯拔何日？思维再四，夜眠不安。晨起故以所欲施行之诸点，诸如如何改善学生生活，如何切实推行导师制，一一写出。

                         费巩日记：1940年七月十七日

 

犹豫之中的费巩没有想到，竺可桢竟也亲自登门了。就在那天午后，先是张其昀来，得知费的想法，又力促了一把，费刚巧送他出门，就看见了校长。反正已是摆在面上的事了，毋须绕弯，竺可桢就直说了。不过话还是很客气，说是请费“勉任巨艰”。费巩明白到了这个份上，继续拒绝就未免矫情了，他只希望不作即刻答复，容再细思之，如可以，为学校为学生那就当仁不让，并且会先拿出相关的措施给校长，可行则就，不可则罢。

费巩的这个态度，对竺可桢来说，当然是“甚善”的，连声应允后，便高高兴兴地告辞了。

竺校长这一走，就只当事情是定了，余后就要看费了。接下来的一周，费巩可谓殚精竭虑。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既征聘及余，以全校学生之幸福托之，正可要求便宜行事之权为种种改革，以一申其夙志，则虽牺牲亦觉值得。”费巩心境清朗，举事诚挚，一旦投入，日思夜谋，竟至脾火虚旺，牙龈肿痛，发烧到了卧床不起的程度，偏偏这个时候，又听说了一件令他动怒的事。

（老照片·左二为在浙大遵义时期的费巩。 原书插图）

 

（待续100）

飞宇

   祝大乌珠朋友新年快乐！这么详细的资料其收集和考证的过程之难是难以想象的！辛苦朋友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期待着有一面之缘的机会，，，

大乌珠

以下是引用飞宇在2014-1-5 20:38:00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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