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

龙行天下

战天斗地天山下，
迎来丰收笑哈哈，
终于熬成正式兵，
一年下来收获大。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6-30 08:41
战天斗地天山下，
迎来丰收笑哈哈，
终于熬成正式兵，

是的，周功煌的正式兵来之不易，他付出了太多的代价。谢谢您的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64

在新疆戈壁滩上的日子（五）

周功煌

因为我们属于“104团”了，连队要扩大。各个连队之间调动也频繁起来了。秋收后，一部分青年人被选调去了师值班连，有的去了师、团工厂，也有的调做教师、卫生员等。但这些都轮不上我，因为出身太高。走了一批人，也调进来一批职工和各地的毕业生。团部给连队分配来一位老三届大学生和一位中专生会计，连队从此又热闹了一些。新来的女会计是从农六师财校毕业的上海“阿拉”，大家都这样称呼她。因为她每每提到自己就会不自觉地说“阿拉”怎样，就给她起外号叫“阿拉”。“阿拉”比我们大一点，较胖，体态圆得有点可爱，人很好，很随和，好像我们的大姐一样，有时也称她“胖姐”。她有空会帮我们几个小伙子做些缝缝补补的事。我们几个没事儿也愿意与她聊天。我们的业余生活实在太枯燥。特别是冬天，几个“臭味相投”的姑娘小伙子一起天南海北地瞎聊，也是一种消遣吧。她比我们大，有一个当民航飞行员的男朋友。那时候的飞行员层次是相当高了。政治条件就不说了，身体、待遇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每每谈起，“阿拉”都会很自豪地给我们介绍男朋友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我们都非常羡慕。有一次我们在乌市还见过他，穿着飞行员制服，很威风的哦。后来谈到我们对将来的看法，我说“我想上大学”，而且多次表达过这种愿望。胖姐常常会善意地笑话我，你这个人太爱异想天开“做梦”了。是啊，对我来说，当时“上大学”确实是个十万八千里外的异想天开的梦想。因为当时客观上大学一直都处于停课和停招状态，何时复课，何时复招，又会怎样招生，怎样上课，谁也不知道。加上就算招生了，出身不好的人，哪有可能啊。所以她的话是对的，当时我只能有做“大学梦”的资格。至于八年后大学复招，我竟圆了戈壁滩上曾经做过的“大学梦”，那是改革开放的后话啦。过了一段时间，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胖姐因为查出舅舅曾参加过“三青团”（是真是假我们无从核实），她谈了几年的飞行员对象吹了。这对她是个巨大的打击啊，可是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劝她。
今年的夏管，人手就较多了，也有次序了。我经常被安排夜里给小麦浇水，当然白天睡觉。夜里浇水比较辛苦。新疆有“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谚语，说的是早晚气温变化大的意思。实际也确实这样。特别是接近天山的戈壁滩上夏天中午可以是三十多度，夜里接近早晨可以是不到二十度。我们白天穿着背心干活，夜里浇水常常要带上棉衣。
不过好处也有，因为有经验了，加上庄稼也长起来了，根系完善了，虽然是碱土，也逐渐被改良了，固定了，一般小股水已经不会把有麦苗的土埂冲坏了。我们提着马灯——一种有玻璃罩、不怕风吹的、可用于夜里野外作业的煤油灯，小心翼翼地拨好水流，让每个麦埂沟内都有一股小水流。每人一般管几十股这种小水流。我们连队小，地不多，一般一夜只给一斗渠水，可以放四五个毛渠，一般每人管一个毛渠。大约每人一次可放三四十个麦埂沟，从上个斗渠流到下个斗渠边，就算浇好了。然后把上面水堵死，依次移换到还没浇的麦埂上，同样操作，继续浇灌。我们一般固定好水流，就到下一个斗渠边去休息，等着，估计差不多了，起来去检查一下。把个别跑水的地方修整一下，就可以回去吃夜宵了。上夜班的人吃夜宵，是免费的，而且质量较好，一般都是肉包子。大家虽然辛苦，但还是很愿意上夜班的。因为免费的一餐饱饭，对于低工资的年轻人来说，还是很可观、很有吸引力的。炊事员也认为我们辛苦，尽量给我们多做点儿，做好点儿。
当然我们每次都不会客气，放开肚子，四个人常常吃掉一笼（一般有八十公分见方）八八六十四个大肉包子，吃完再去地里继续干活。当然浇麦子我们都会很小心，特别是浇头水，更加小心。要是浇坏了，就要影响浇二遍、三遍水，就会直接影响产量。浇苜蓿就不一样了。由于它是多年生的植物，根系又深，一般不会冲坏苜蓿地，有时可以大水漫灌。当然这样操作省工、省力，但费水。只有秋天庄稼都收掉了，其他地方用水不多时，才可以这样浇苜蓿。
冬天戈壁滩上几乎天天刮大风，室外也干不了什么，只好在家学习。偶尔天气好的时候，一部分青年人会被抽调乘轮式拖拉机去后峡主渠道口维修渠道。我们倒也喜欢去，因为戈壁滩上光秃秃的，待久了换到山里干活，还挺新鲜。这天，天气很好，蓝天无云。我们二十来个小伙姑娘几乎坐满了一拖斗，加上工具，拉了满满一拖拉机，排气管噗、噗、噗、噗……欢叫着，车上嘻嘻哈哈笑着，不知不觉跑了将近二十多公里，来到渠口附近的公路边。因为大渠在山沟底下，公路在山半腰，离渠口可能有二三百米落差，有一条“之”字形的土路下去，但坡比较大。驾驶员是个年轻人，慢慢把拖拉机开下坡路，好像排气管也不像刚才在路上那样叫得欢了，慢慢地静悄悄地下滑，车上的人还在嘻嘻哈哈。因为是下坡，车子越来越快。我觉得这时的速度好像有点超出拖拉机的性能了，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车子“叮铃哐啷”一阵乱响，车上的人东倒西歪，有的工具也飞出车外了。突然车头几乎转了120度，转回山上而把车厢的后半摔出悬崖，搭在那里不动了。我们赶紧下车，好险！两个后轮已经在悬崖外了，如果不是车头拉着，车厢可就翻下去了。大家唏嘘不已，都在说，好幸运没有摔下去，不然就再也见不着爸爸妈妈了。歇了一会儿，还得去干活呀，好在没有人碰伤。这儿离工作点也就一公里吧，留下司机和我，还有另一位我们曾在拖拉机上干过的人帮忙，其他人拿上工具，就步行下去了。我们歇了一会儿，镇静了一下，司机检查了一会儿，才告诉我们，下坡时，想省点油，挂了个空档滑下来的（实际上拖拉机下坡一般是挂一档而不能挂空档的）。没想到坡太大，车子滑得太快，已经超过汽缸的最大速度。后来是挂了一档的，但已经拉不住了，车速迫使汽缸被动运转，里面缸套可能都打坏了。好在他方向盘打得及时，否则翻下那一百多米的悬崖，后果不敢想象。车子不能开了，只好到水管所管理房打电话回去——那时连里还没有电话，只能打到水管所，请他们帮忙通知连队再来个车子把坏车拖回去。打这儿以后，我们坐拖拉机就都比较小心了。
春节过后，又要准备新一年的春耕了。这时连里放羊的老羊倌跟连长说，今年春羔比较多，他一个人忙不过来，让派两个人帮忙。连长认为我做事认真，让我和另一位同学大浩去帮忙。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跟老羊倌和大浩一起去放羊了。我们都穿着皮袄，这是新疆冬天野外作业人员必穿的工作服，出发了。说实在的，在我看来，不但戈壁滩上的放羊人辛苦，连羊都够辛苦的。由于雨水极少，本来就没长几根草，早让前些天从这里经过的羊啃几遍了。群羊再过，只有拔草根吃了。这样的地方，羊尽管低着头好像一个劲在吃也吃不到多少东西，因此走得很快。弄得我们只好也快步跟上。好在我们连队的苜蓿地还留有一些遗落的干草，麦茬地也有一些干杂草，够羊群吃几天的。不过羊吃草有个毛病，不管草好坏，吃一口就走，并且边吃边走，人不得不去追赶它，不过草多会走得慢一点。这时就听老羊倌在叫我们，原来有只母羊生小羊羔了。只见大半只羊羔已经生出来，只剩后腿了。整个羊屁股都是血水，羊倌上去帮了下忙，就出来了。他把羊羔交给我，回头帮母羊收拾胎衣。我要把小羊羔抱回驻地。可是这样湿漉漉的小东西是很容易冻死的。我看着这小羊羔可怜的样子，只好脱下皮袄把它包起来，听说老军垦都是这样操作的——宁可自己挨冻，也不能让羊羔冻死。包好后抱上，快步送回驻地羊圈的暖房里。就这样我们第一天接了五六只小羊羔，一连四五天，接羔任务也就完成了。我们的皮袄天天湿了又烤干，干了又湿，湿了再烤，羊骚味是越来越浓了，但发挥了大用场，心里很高兴，因为做这一切已经很自然了。这季大概添了二十多只“羊丁”。这也是我们的丰收果实啊！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65

在新疆戈壁滩上的日子（六）

周功煌

探家
我们不知不觉来农场已经四年了。按兵团规定，单身正式职工可以四年一次回内地探望父母，给三十天探亲假并报销路费。一般都是在秋天农闲开始施行。有个别同学开始请假回家探望父母。我打小离开父母，十多年了，也非常想回去看望父母家人和儿时的小伙伴，他们也该是大人了。“文革”这么多年，家乡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去团里军务股问了，是他们管这个事。股长说，你的调函还没有来，还不能批准你。好像听说，像我这样成分高的人，如果回函说你父母没有被“监督劳动”，就可以回去探望。我只好等着。又等一年，说函还没来，还不行。一起来的同学都回过一次了，就剩我没回过。我有点耐不住了，跑去政治处找到主任，要求让我回去，我让家乡公社里把函汇过来不就行了嘛。主任同意了，不过留下一句话：“如果你回来时还没有回函，是不能报销的啊！”我想，父母也没干什么坏事，哪会那么严重呢！后来知道我想错了，我太单纯了。可以先回家了，团里给我三十天假。但我手上只有十五六元钱吧，基本没有钱回家，我这种情况是不能从公家先借钱的。我不管那么多，先走了再说。只好自筹，我管与我关系不错的两位女生各借了二十元。那时候年前火车票十分难买，我选大年初一走，硬座票好买，从乌鲁木齐到家乡龙游通票加上到上海的快车票不到三十元钱，身上还有二十多元，够了。隔壁牧场的水管员老张夫妇是陕西人，都是很大方、也爱帮助我们的热心人。听说我要回家，知道我一个人在新疆，就帮我烤了五个大馕。说，你拿上够你路上吃的了。确实一天一个，也可以吃五天了。我就背上这五个馕，加上老张又给了些咸菜，上路了。坐在火车上，第一天第二天没事，第三天还可以，第四天烦了，心里很难受，小腿也肿了，没办法，只好忍着，又过几小时，终于到上海了。那时的火车说是“快车”，实际上一路到上海，咣当咣当，五千公里路竟用了九十多个小时。因为无心在上海滞留，直接转浙赣线的车回家。浙赣线上的票更不好买，这时就是站票我也得要了。就买了一张站票，十来个小时到了龙游，天快黑了，已经没有回我家的班车了，只好在车站附近一个小旅店住下。没想到夜里下大雪，北风夹杂着雪花从一指宽的窗户缝吹进来，冻得我直哆嗦。只好起来烧些开水喝，暂时御寒。好不容易挨到天亮，雪停了，太阳出来了，一下就暖和多了，馕也吃完了。在门口随意吃点早餐面，到车站买了票，又经大约两个多小时山区公路车程，历经六天的奔波，从祖国的大西北来到大东南，终于到了日夜思念的家乡。离开家时才十岁，回来已经二十多岁了。门前的山还是那座山，屋边的水还是奔流不息的那两条水。十多年前被大水冲坍塌了的房子好像更斜了一些。父亲母亲到门口来接我，父亲只是轻轻地说了句：回来啦。毫无疑问，虽然他们年龄说起来不算大，但岁月的摧残，促使他们已经与年龄不相称了，提前老了。弟弟妹妹长大了。面对父母，我本来准备了很多话，此时却无言。父亲接过我的行李，搬到房里。母亲下厨房了。中午吃得不错，因为是过年还留了一点好吃的。晚上聊天的时候，我把仅有的二十元钱给了父亲，因为我第一次回家什么也没有买啊，只能这样表示一下心意了。正月十五以前都是过年，但因为是“破四旧”，儿时的龙灯、茶灯、木偶戏都没有了，山村静悄悄的。我就趁机会拜访一下叔公叔婆、叔叔伯伯等长辈亲戚等。多年没见，大家都很客气，但说话也都比较谨慎。我也没有能力给大家带点什么礼物，只是空手拜年打个招呼而已。过了正月十五，因为公社号召“农业学大寨”，要干起来。生产队组织修梯田，从山上往山下田里挖土。当时部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回农村探亲的战士，要尽量与农民一起参加当地的农业劳动。兵团是半个兵，我就跟大家一起挖土、运土，当然得到了农民的好评。后来遇到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潘樟沂，我跟他反映了我的调函事，他告诉我有这回事，过几天给兵团回函，让我放心。我表示感谢。当时对他我还是有信心的。因为论起来是个远房亲戚，我该叫他表叔。而且听我奶奶说过，大概十几年前，他的腹部不知什么原因生了个大疔疮，差点要了他的命。恰好大伯从外地回家探亲，帮他治好了这个病，他全家都对此很感激的。几天后，假期过了一半，我该走了。这天母亲把家里唯一的一只下蛋小母鸡杀了，给我做了一顿有点油水的菜。我知道这年月中国农村是很苦的，但我十几年在外，无法知道父母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就是知道了，说真的我也没办法去帮扶，因为我在外最多也只能勉强顾了自己。
由于第一次回家，还想顺道看看温州的姑姑和抚顺的奶奶、伯伯、伯母及弟妹。姑姑也五十多了，自打七八年前姑夫因痨病（肺结核）去世之后，她靠自己一个人在工厂做工的工资，抚养了四个小表妹，也是勉强度日的。小时候姑姑对我很好的，我现在去看看她是应该的。但我身上已经没钱了。我刚到那天就写信给云南工作的叔叔，希望他能帮帮我，最终他给我寄了三十元钱，可能是他当时半个月的工资吧。我又找到当小学老师的好友淼哥借了二十元。就这五十元，够我挨到抚顺了。启程前，家里和亲戚给了一些自己产的茶叶、笋干、笋皮之类的土产。父亲又临时请人给我做了个小木箱，这些土产装了一小箱子，这下给姑姑和奶奶都有礼物了。临走那天，我妹妹替我挑行李，一直送我到遂昌县城转车，我就去了温州。从遂昌到温州，那时候班车要走一整天时间。近黄昏时，好不容易找到姑姑家。他住在温州西门外她大伯家的一个小厢房里。整间房子一共也就十来个平方吧，中间隔开分成两小间，里间可能有五个平米，支起来打了一个铺，全家人就睡在这个铺上。外间七八个平方，就是“客厅”啦，吃饭或其他活动都在这里了。我来了，她们就都去了亲戚或同学家，这里就让给我了。我在温州住了两天，周围转了转，当然也去了江心岛。第四天买了去上海的船票。那时需要去上海转车，只有坐船还方便点。在海上漂泊一天一夜，来到上海。买了个硬座，又奔波三十多个小时到了抚顺，见了奶奶、伯伯、伯母，终于安全回来了，他们十分高兴。我给她们的礼物就是家乡的土特产，茶叶、笋干，刚好也是他们喜欢的家乡味，多少年没有尝过了。伯伯说，闻闻都感觉到很舒服。我在家待了七八天。伯母跟我说，奶奶天天唠叨你，这次回来哪儿也别去，天天在家陪奶奶就是了。我真的哪儿也没去，因为同学都下乡了，母校虽然也复课了，但眼下正放假呢，老师们一般都不在。伯伯、伯母成天照样很忙，要“抓革命促生产”啊！我那不多的钱早已花光，我在寻思如何筹集回乌鲁木齐的路费。我跟伯母说，我路费还缺一点，希望伯母能帮我二十元。我知道少一点好开口，也容易要到。伯母就给了我二十元。我又去找那个“华侨”陈老师借二十元。这样回新疆的钱就够了。我辞别奶奶和家人，出门的时候大弟弟塞给我10元钱，我也就收下了。我知道他刚找到工作，没有几个钱，但我出远门，确实需要钱，弟弟的这份情谊也只好收下了。路过北京，去看了老同学和哥。他入伍了，在某军校后勤处服役，住在北京郊区，但在地安门附近有个招待所。我事先跟他联系过，过北京就住这里，家属免费优待。在此，我还真的好好吃住了三四天。先在北京天安门、故宫、北海、颐和园等有名的地方好好玩了三天，然后又去了他们学校及附近的“古北口”长城，总算体会了一次“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味道。

再次买了票回到了乌鲁木齐，到了连队。过了几天，找了团里军务股。负责人事的秘书跟我说，你老家的函是来了，但根据你的情况，你不能享受探亲假，就是说不能报销路费和不给回去这个月的工资。这意味着我将失去一百多元本以为刚好拿来还债的钱。我无话可说，顶着巨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回到连队。谁让你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呢？认了吧。从这儿以后，我默默地承受着，攒钱还债。先还两位女生的，再还老家同学的，最后还“华侨老师”的。整整用了一年时间。以后我还是每四年左右回家一次。最后一次是1980年，已经在上大学了，但我从来没有享受过一次兵团的“探亲假”。因为我“出身不好”，家乡公社的复函可能说的也不好。但我又是感激兵团的，我后来上大学四年是带工资上的。虽然不多，每月四十四元，可是没有这四十四元钱，我这四年学是上不下来的。

龙行天下

新建连队任务重，
吃苦耐劳奉献中，
回家探亲不报销，
只因出身成分重。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7-1 09:15
新建连队任务重，
吃苦耐劳奉献中，
回家探亲不报销，

谢谢龙行超版的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66

在新疆戈壁滩上的日子（七）

周功煌

炊事班长
探家回来后，发现绝大部分学生都被抽调走了，留下来的只有秀娥和小彭。这时秀娥是唯一的小学教师，小彭是卫生员，我还在大田里。有一天，指导员找我谈话，说连队支部讨论，认为我几年来干得不错，思想也端正，决定让我当“上士”，就是“炊事班长”兼食堂出纳和保管。我欣然接受了。
说是“炊事班长”，实际工作范围不仅是“炊事班”，还要负责全连的吃、喝，因此养猪、菜地、米面食油供应、肉类副食供应都要管的。有些物资自产，如猪羊肉、土豆只要按连队方案分配给大家即可。有些自己没有而需要到别的连队或团部调拨的，像米面、食油、白菜（这里太凉而不能种）、糖、奶粉、粉条等，常常要去团部或其他厂、队调拨。那时连队没有汽车，都靠那驾三匹马的马车拉。这样差不多每周要出去一两次。虽然几十公里不算远，但也得起早贪黑来回两整天，而我是当然的“押车员”。工作不算累，只是每次一吨多货物在库房装车、卸车基本上是我和赶车人的事儿。在外住宿，夜里需要帮忙喂马草和水。路上我只是睡觉和看风景了。没想到有一次出去拉货，回来时可能装得太重了点，半路上竟把一个轮子内胎压爆了。车上没带备用胎，只好由我回驻地去取个新内胎。驭手卸下一匹最老实的导向马给我，让我骑着回去。因为车上也没带鞍子，骑着光背马。平时也这样骑过，简单、安全，掉下来也没事。我骑着它，只好跑一段，走一段。快到驻地的时候，我想快点走，两脚夹了下马肚，它随即跑了起来，再使劲夹两下，跑得就更欢了。正跑着，没注意，前面遇着个不大不小的土坑，在坑边上它竟来了个“马失前蹄”，突然跪下了，由于跑的时候我双手抓住马鬃了，我生生地从马头上一个跟斗滚了下来，马也立即起来站住了。马有这样的习性，背上的人要是掉下来，它不会跑掉，而会在一边站着等你。我还好是滚下来的，没有受伤，倒是马前腿跪下时碰破了点儿，可能也无大碍。不过我吓得不轻，要是摔出去，会摔伤的。放羊时也多次骑过马，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到了马号里取了内胎，这会儿放上鞍子骑上，把内胎也放上，骑上回到半路交给驭手。我们一起用千斤顶顶起车，卸下坏轮胎，换掉内胎，打足气，再装回去，天都要黑了。驾好马回到驻地都十二点了。厨房炊事员很好，专门给我们做了热热的羊肉汤面，我们好好地吃了一顿。回去洗漱休息。这时我才觉得屁股很疼，到卫生室叫卫生员一看，原来骑光背马把屁股上的一片表皮都磨破了，不是流血，而是流黄水，很疼很疼，这是不常骑马的人常有的事。所以我们平时除非有急事，一般不去骑马的。卫生员给我清创、垫上棉花、包扎，总算完成一项任务。
因为我和司务长在食堂吃饭是包伙，每月交大家的年平均数十五元伙食费，随便吃。每次拉货回来，老炊事员认为我们很辛苦，会为我们留些好吃的或另做有肉的饭菜。我们觉得作为食堂管理人员，更不应该特殊化，就跟炊事员说，不必专门为我们留或专做饭菜了，因为几乎每顿都会有剩下饭菜，也都新鲜。我们回来，有什么就吃什么吧，只要在锅里热热就可以了。以后出门回来也就不再特殊做饭菜了，在我们连队食堂这个做法就一直延续了下来。
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我买了几十只小鸡。我的养鸡方法很独特，在宽阔的打麦场边上盖一个大点的鸡窝，里面搭几根木杆，鸡就放里面。早上把门开了，它们就自己在麦场周围找吃的，发芽和不发芽的麦子尽够它们吃的了。场边还有一条小水沟，可以给它们提供水。所以不需要专门去喂它们。就这样两三个月就可以下蛋了。我每天在家时，一天可以去捡两次鸡蛋，不在时叫炊事员帮忙。收获不少，每天可以捡到二三十个蛋，基本上是低成本的。这样几乎大家常常可以有鸡蛋汤喝，而且也给偶然的病人或产妇提供些鸡蛋。大家都很满意。

谈恋爱
那时候，我们这群姑娘小伙子们二十刚刚出头，青春十足。除了干活以外，也该开始谈恋爱了。但在“文革”中，“恋爱”几乎是“资产阶级情调”、“不革命”的表现，因此一般不谈。谁谈，会被耻笑，甚至被革命小将耻骂。但骂归骂，笑归笑。到年龄了，还是有人悄悄地谈。我的一位比我大两岁的高中校友范垂藻姐，当时找了乌市一位汽车司机，我看也不错，有时他会开车来驻地看她。不少“革命小将”都看不起他们，有个北京的“革命派”姑娘，甚至在他汽车走的时候，朝汽车后面扔泥巴块儿，以示她是“革命的”。弄得藻姐很不开心，与大家结下了怨气。不久她也就结婚调到乌市去了，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而我的三个好友也都在悄悄地谈，虽然她们没有公开说，但从平时的言语和小动作上都可以感觉到。治安和挺妹、嵩和“蒙古包”、杰和开明，他们常常晚饭后分头去戈壁滩“交流思想”的。
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也懂事一些了。“文革”也将近十年了，那种极端革命的思维慢慢也少了些，也确实到该谈婚论嫁的时候了。恩格斯曾认为：“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七十八页)。当时毕竟是在“文革”中，更能体现出其政治和经济的考量。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谈对象好像都是女的选男的，男的基本是被动等待状态。女生选择的标准常常主要看“出身”：一是现役或转业军人，二是城里人，三是贫下中农出身，四是家庭至少不是黑五类。特别是所谓“三块钢板”（转业军人、贫下中农和共产党员）最受欢迎，当然“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无可厚非。但出身不好的男生几乎是没有资格谈对象的，所以我虽然也有心中的想法，但当时至少不会有什么动作的。我也不是一点没有过，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一家子两口子不识字的，还是雇农出身，总让我给她写家信。她有个哥哥在农二师，就让我帮她写信给他哥哥嫂子。回信也得我帮她读。我就当作学雷锋吧，就常常帮她写，她说什么我就写什么，她们也很满意。她哥哥也好像识字不多，回信也是别人写的，写得比较粗糙，看得出来写信的人最多是个高小生。打听后才知道是她哥哥的丫头小嫱写的。她也就十八九岁吧，初中没毕业就因为“文革”停课而辍学了。当时就和父母一起在二十九团农业连工作。写信多了，对她家和她的情况就有了更多些的了解。由于当时兵团纪律很严，她父亲原是“天山九场”一个连队的连长，因为说不清楚的“作风”问题而被撤职“流放”南疆农二师劳动，全家只好跟着受累。那时她才十岁吧，跟着去南疆也吃了不少苦头。我慢慢对这个姑娘产生了好感。我脑袋一转，何不借帮她姑姑写信之机，附带写个信试探一下。第一次她有回信，只是平常的客气话。以后我就单独给她去信了，介绍了自己的基本情况，她也没有嫌弃。慢慢地加深了一些感情，互相还交换了照片。一次她提出来要来看看姑姑，实际上也是想和我见见。转过年，我们见了面，正当我们准备深入了解之际，她姑父、姑姑坚决反对，把她好一顿骂。原因是“我们贫雇农怎么能和‘地主’家结亲呢？这是原则立场，你爸妈知道了也不会同意的呀”。她把意见告诉我，希望我拿个主意。就当时我的处境而言，我不得不承认，出身不好，又没有钱，确实是没有资格谈恋爱的。哪位姑娘跟了我，是要倒霉的。确实自己有点不自量力，还是算了吧。她既然那么远来了，好大一个原因是为了我，应该送她一程。因为当时交通很不便，去南疆要先坐火车到吐鲁番，再转坐汽车去库尔勒。我就去火车站买了去吐鲁番的夜行车票，在火车上也没感觉太冷，因为我们有皮大衣御寒啊。约半夜时分，在吐鲁番下了火车，因为我口袋里只有几元钱了，不够我们去住旅店的，只好在车站过夜。候车室里有一个废油桶改造的火炉，烧得倒也挺旺，可就是空间太大，窗户缝也大，还是不暖和。候车室虽没几个人，靠炉子的椅子倒都有人占了，大都躺着在长椅上睡觉。我们找了一个离炉子相对近一点的长椅子，想躺一会儿。可是刚躺下一会儿，虽然盖着皮大衣，也抵挡不了从大窗缝里刮进来夹着雪花的风带来的透骨的寒气。没办法我们只好起来，想找一个没有风的地方躲躲。我们来到车站后面，平房的走廊门开着，我们进去，黑咕隆咚的也看不出什么，不过倒是没有风。走廊中间好像有一个皮大衣裹着个人在睡觉。我们就走到走廊尽头，站了一会儿。我们穿着皮大衣也挡不住透骨的寒。我建议两件大衣接起来一起用，我们俩站一起，可以互相取暖，会暖和点儿。她也顾不得那么多，不这样可能今晚会把我们冻死的。就这样我们裹着两件皮大衣一直站着相拥着，我把她就当作自己的妹妹了，静悄悄地度过了那个漫长的差点把我们冻死的夜晚。第二天一大早想在街边找点吃的，没想到，这样的大冷天有谁愿意起大早摆摊呢？只好饿着肚子去了汽车站。人却也不少，早已排起了长队。我们在后面等着，直到七点半才开始售票。快轮到我们了，售票窗突然关了，广播响了，告诉当天去库尔勒的票已售完，不要再排队了。没办法，只好再等一天。这夜我们只好在汽车站售票处排队过夜了。因为排队人多，加上室内好歹有两个炉子，有工人常来添煤，还不算太冷。就这样排着队又勉勉强强过了一夜。不过我们排在前面，第二天买票不会成问题了。我到外面买了两个馕，要了一碗水给了小嫱。看她吃了，我得回去了。她说她不要紧的，一定能买上票的，让我放心回连队。于是就与她告别，坐火车回了乌鲁木齐。我回连队以后，竟连续发烧躺了三天，我知道是冻的结果。打那以后，因为她姑姑、姑夫的态度，我不好再给她去信了，尽管她后来也来过两次信。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67

在新疆戈壁滩上的日子（八）

周功煌

自那以后好长时间没敢去想这件事。连队原来一起来的姑娘小伙因为各种原因大都调走去了团部附近的工厂和副业队了。
连队一起来的学生只有秀娥、小彭和我三个人了，平时一起，聊天也比较多，加之我常跑场部和乌鲁木齐，她们两个女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只要说一声，我都会去帮的。秀娥当时也找了个对象，是部队上的一个排长。小彭是长沙人，也是因为家里父亲“历史”比较复杂，使她遇到很多麻烦和不公平的待遇，秀娥有意想帮我和小彭拉拉“皮条”。我担心可能不行，但秀娥一直鼓励我，希望我们能行。秀娥可能跟她也说过，但不久小彭就调到离团部较近的副业连去当卫生员了。我常常要去团部拉货经过那里，会有意无意地去看看她，她也很热情地接待我，但从不提起其他。因为她是个相当聪明的湖南姑娘，我知道她有很多想法，谁不想找一个各方面条件称心如意的对象呢？她也会比较自己的条件，衡量男方的情况，能适当契合才行啊。因此虽然看我身体、人品、相貌都还不错，致命的就是“出身太高”。
小彭的身体不太好，小时候得过风湿性关节炎，已经影响到一条腿走路，手指关节也肥大，这种病从医学角度说是会影响生育的。我考虑到自己的条件也不好，如果就人品而言，只要小彭愿意，我会愿意将来照顾她的。
1973年夏天，秀娥调团部附近子校当老师了，连里串联来的学生剩我一个人了。本来秀娥调走了，有人推荐我接她的班当老师，但还是由于“出身不好”，落选了，最终连里决定由一位才小学四年级程度的人接替。由于我曾经连续三年种过试验田，团部生产股张参谋把我看上了。经过参谋长同意，把我调到了“种子连”。
这年秋天，在我多年努力下，连队团支部讨论了我的入团申请，经过团支部讨论，认为我已经符合团员标准，一致通过，同意接纳我为共青团员。这个即使在当时普通人最多也就考察一年的事，对我却整整考察了十年。在我即将离团的年龄点上，接纳我为团员，也算是我人生的一大节点吧，确实不容易啊！这件事也深深地反映了我的性格和思维方式。
由于我的工作出色，第一次被评上了“五好战士”。

种子连——武装连
我在团场技术员鼓励下，利用业余时间种了一小块试验田，主要试种玉米、豆角、西红柿和高产小麦。因为我们这个地区地势较高，气候凉，一般玉米种不熟，籽粒不饱满。小麦产量也不高。除土豆外的蔬菜生长得都不好。针对这里气温高、天气短的特点，我把种子泡一夜再下种。下种时用草木灰、厩肥和土按比例拌种，促使种子尽快发芽、生长。这样确实比平常操作方法缩短三分之一的出芽时间，长得也快。加上按方案及时施追肥，对小麦加强田间管理。夏收的结果是，麦子折合亩产500斤，玉米棒子特大，折合亩产800斤，西红柿和菜豆角都及时挂果成熟，结束了我们这个地区只能种小麦、土豆，不能种其他作物和细菜的历史。正因为我有这样的爱好，被团技术部门看中，就被调到了团种子连，也是我团唯一的武装连队，参加为全团的育种工作。
春天，我来到了当时的二连，即“种子连”。我们在技术员带领下搞育种试验，同时参加连队大面积育种工作。它生产的作物对全团非常重要，关系全团第二年的生产。我参加了当年春季播种和试验活动。技术员是安徽农大毕业的，他教给我们很多育种技术，我们都很认真地学习。
秋天，我们忙着收割试验田里的种子。不过都要用人工，靠我们自己用镰刀收割。我们试验组只有四个人，连里其他人要忙大田里的作物。虽然只有十几亩地吧，但品种很多，光小麦就有二十多个品种，还有玉米、大豆等，都要一点点收回来，决不能混杂的。每个品种收回来后，要放到库房里一个固定位置，挂好标签，等全部收回来后，再把它们脱粒、称出千粒重，计算单产，评估其优劣，做好记录。然后与平时的观察记录一起，写出评价报告。当时的指标主要还是考察它们的产量和抗寒、抗旱、抗贫瘠的性能，至于其他指标都还没有提上日程。就这些我们几个人也足足搞了三个月。
因为我们“武装值班连”的组成多数是转业军人和出身较好的年轻人，配备有不少武器，而我是以“技术人员”身份，由参谋长特批调来的，就不再做“政治审查”，否则以我的“出身”是调不到这里来的。全连的任务就是夏天种地，为全团育种；秋天，忙着收割试验田里的种子；冬天，除了继续整理原来没有完全整理好的资料外，就是跟大家一起学习、训练，还有就是值班了。
说是“值班”，就是夜里武装看场。因为小麦已经全部上交，而苞米却全部留下了，堆在了打谷场上，一大堆一大堆的，像一个个小山。我们当时也弄不懂，为什么苞米不也拉走，拉走不就省事了嘛，也许是留种才放下的吧。那么冷的天，我们轮流，一人一夜，几乎一个冬天可以轮上两三次吧。每个值夜班的人都发给皮大衣、皮帽子。为了防身，发给一支带六发子弹的三八大盖。也不知道是以前日本鬼子投降时接收的，还是自己仿造的，反正还跟新的似的。枪管、枪身、枪栓都擦得锃亮。我值班那天，大概是月初，没有月亮，而且麦场与连队隔了个小山。麦场在山后边，它的前边就是茫茫的戈壁滩。因为附近有稀稀拉拉的沙枣、胡杨树林，也有稀稀拉拉的村庄，有牧民、羊群，当然就会有野狼。我就有点害怕。跟指导员说，把手枪也给我吧，他也就给我了，上面带有十发子弹。那时在兵团值班连队，枪支使用管理不是很严格的，谁需要枪支子弹都可以领到。我穿了皮大衣，带了皮帽，背了三八大盖和指导员那支“五四”式手枪，全副武装就上场去了。
新疆的三九天可真是冷啊，就是穿着皮袄都会哆嗦的。我拿着手电筒，边照路边循着打谷场边巡查。我绕着打谷场巡查一周，又绕那几个大玉米堆各巡查一周。我想，也不会有啥事，哪来那么多“阶级敌人”来破坏呀！我爬上一个最高的麦草垛，也许有三米来高吧。爬上去之后，在顶上扒了个麦草窝，人钻了进去，只露个头。这样风就吹不了了。穿着皮大衣，外面加盖一些麦草，暖和多了。把两支枪放在左右身边，我可是把子弹都上了膛的，并且开了保险。有事我可以立即开枪，就不害怕了。我的眼睛一直看着前面，那里是一片收过玉米但还有玉米秆的地。虽然黑乎乎也看不见什么，但我还是非常警觉的。下半夜，迷迷糊糊好像要睡着了，因为有麦草盖着，毕竟还有点热气，实际是自己的被滞留的热气罢了。突然，好像听到前方玉米秸秆地里有悉悉索索的声音。我大喊了一声：“谁？出来！”声音随即停下。过了一会儿，又响了起来。我又问：“谁？出来！”他照样悉悉索索响。我想可能不是人吧？既然是野兽，那就给它一枪。我趴在麦草垛上，也没有下去，对着黑咕隆咚的麦田发声的地方，扣动扳机，“叭，叭！”就是两下。“不要打，不要打，是我！”顺着我的手电光看过去，从玉米秸秆地里面哆哆嗦嗦走出一个人来。他穿着婆娑的旧棉衣棉裤，戴个破棉帽，提个破布袋，里面好像有点什么东西。我提着手枪和电筒过去，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想来地里捡点散落的碎玉米棒子。”这时我才看清，这是一个大约五十来岁的男人，可能跟我父亲差不多大。我说：“怎么不白天来?”他看我手里拿着枪，不知是冻得还是吓得，哆嗦着说：“不敢，连里不让。”我检查了一下，袋里只有四五个干巴小玉米。我不假思索地说：“你走吧。”他没有吱声，转身蹒跚着走了。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记忆。
还有一次巡逻时，我料想不会有事，就把手枪扳机打开，放到头边，倒头呼呼就睡。突然，一阵悉悉索索响声把我惊醒，迷迷糊糊中，伸手摸到头边的手枪。只听“叭”的一声，子弹就出去了。这时我已经完全醒了，定睛一看，吓我一跳，枪口正对着我冒烟呢。我有点莫名其妙，不知为什么会这样，半天才醒过神来。原来刚才似睡非睡中摸到了枪把，我不小心碰动了扳机，子弹就出去了，随它出去的强大气流碰到了麦垛边上的障碍物，使枪口调转回来。如果是自己迷迷糊糊拉回来的，我就可能提前见马克思去了。

龙行天下

炊事班长当得好，
只是恋爱谈不了，
串联同伴全调光，
种子连里值夜闹。

中国知青张希伟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7-1 22:23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67

在新疆戈壁滩上的日子（八）

新疆戈壁滩的日子，写的很生动啊，看了一后，放不下。周功煌同学是个很出色的同学，本来到谈婚论嫁的年龄，由于自己“家庭成分”，女孩不敢问津。如果当时某个女孩勇敢的与功煌同学结成伉俪，晚年生活一定是幸福的。可惜当时无人敢冲破世俗观念。一个好的文章是会给读者留下些许悬念，《在戈壁滩的日子》就是这样的文章，在我脑海里，常常浮现出周功煌在戈壁滩的生活，他后来怎么样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