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77

岁月留痕（三）

焦焕文

上岛下岛
上岛后我被分配到了三二八五部队二营五连，原以为要参加新兵训练，由于工作需要，我们没搞新兵军训，而是直接下到班、排。当时我们连在大连523厂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我在一留守老兵带领下，与其他几名新兵又下岛去了523厂，我被分配到守备一排八二炮班，班长是1965年兵四川人，叫万启禄。当时大连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大多数单位停工停产，全市实行了军事管制。我们连在523厂执行支左任务，面对全厂工人实行“五不一宣传”，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动气，还有什么不，忘了，以毛主席语录本为武器，坚持宣传毛泽东思想。我跟随老兵每天在各车间走来走去，一天在二车间看到满地都是76炮炮弹壳，原来这是一兵工厂，抗美援朝时制造炮弹支援前线，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老英雄吴运铎工作过的地方。可这撒满英雄汗水的地方，如今分成两大派，一派驻厂内黄楼，一派驻厂内白楼，两楼对峙，经常发生武斗。我们全连住在白楼内，晚上徒手站岗，可群众组织的工人却携枪在楼内走廊晃来晃去，当时刚入伍的我，对此感到了莫名的滑稽。我们在厂内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促进两派工人大联合，为此，当时的军管会主任、旅大警备区司令员邓岳将军还亲自到厂开大会讲政策，做团结工作。我们两个连队的战士坐在礼堂二楼朗读毛主席语录。可任凭司令员在台上苦口婆心讲话，一楼的群众根本听不进，高呼口号，根本不把邓岳的讲话当回事儿，我们的工作收效甚微。我原以为当上兵就能摸到枪，照张照片寄回家，如今是这般光景，心情憋闷极了。
为城市站岗
形势发展很快，1968年七八月份，旅大市酝酿成立“革命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我们连被调到市府大楼驻防，担负执勤守卫任务，并负责全市街区及重点部位的巡逻任务。每天我们坐在卡车上，手持钢枪行进在中山路上，有时车一直开到海港里面最东头海边，而不必和门卫打任何招呼。在那个年代，解放军是最受尊重的，只要穿着军装，尽管不带枪，也可以到任何单位和地方，出入如入无人之境。作为普通一兵，不能深入到文化大革命深层次去观察其走向，对国家上层建筑究竟是怎么回事更不知晓，但由于我们的存在，保卫了这座城市的安宁，为尽快恢复社会常态做出了贡献。
入党清队下乡
就在这年的九月末，我由于入伍后的积极工作，刻苦努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我努力学习，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觉悟，在接下来“三小一道”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中，使我对这场浩劫开始有了点点滴滴的认识。1968年末，我们连被调到了大连市中山区桂林街道。因为根据形势的发展，“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建设它、巩固它，就要清理阶级队伍。当时有一种理论，说不论什么人，晚上都要下班回家，落脚点就是街道，直至居民委、居民组。当时文件不是说党里、政府里、军队里都混进了坏人嘛！所以搞好小工厂、小作坊，还有一小忘了，直到街道人员的清理工作，就能挖出坏人来。当时还传达学习了一个外地的什么狗屁经验——“刮台风”，说有的地方一天就刮出了几个国民党的少将，还有蒋介石的特务。我们也要“刮台风”，让牛鬼蛇神无处藏身。后来证明，这些被刮出来的人，其实都是我们党和政府早就掌握并记录在案的人员。事实证明这是一条极左的路线，把问题扩大化了，结果伤及无辜，造成了恶劣的后果。仅我在的桂林街道一个月内就死了两个人，一是有个地主出身的老太婆用口对着自家煤气炉的煤气嘴，扭开阀门把自己熏死了。还有一个是某机床厂的工人在街道南面小山上，在一棵不到两米高的小树上上吊身亡，这都是我亲眼所见。也是这一年，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我的同学都下乡了，去了北镇吴家公社。我从家中来信得知，大妹下乡去了锦县，二妹去了清原县湾甸子，三妹去了抚顺县。家中六个孩子一年之中离家四人，现在想一想，对父亲母亲的心理冲击该是多么大呀！母亲从此患上高血压，十年之后突发脑溢血离世，不能不说这是一个祸根。
从连队到机关
1969年3月党的“九大”召开前夕，连里领导说，咱们马上就要回岛了。后来风言风语说，再不走恐怕要撤不回去了，因为上面已经意识到是执行了一条扩大化的路线。我现在依稀记得，在“九大”开幕的当天，我们全连告别了这座城市，回到了大长山岛。“九大”的召开，党员取消了预备期的规定，我提前转正并当上了班长。这一年爆发了中苏“珍宝岛”之战，全军抓战备，一是训练，一是国防施工。我学会了“八二”迫击炮的发射技术，学会了游泳（守岛部队游泳是必训科目），并在1970年打了一年坑道，由于表现好被提为排长。因我是高三毕业生，在当时的连队中也算个小知识分子了，排长活儿没干多少，做了几天连部的文书和营部的书记后，就被调到守备区宣传科，继而调到要塞区政治部宣传处做宣传干事工作。辽宁的外长山群岛和山东的内长山群岛扼守京津门户，是两大要塞。当时战备任务很重，为促进训练和战备任务落实，在此期间，部队先后在金县大黑山、长海县獐子岛举行了两次登陆演习。记得有一天起床后，我突然发现营区边的公路上有好多辆红旗牌小轿车，后来得知是观看演习的首长凌晨乘登陆艇上岛的。据说獐子岛演习时，党中央、中央军委来了好多大干部。在那段日子里，我们宣传部门特别忙，各级首长每天都要了解、掌握、分析部队的思想动态、战备状况。当时我每天通过电话向所属的三个师级、五个团级单位的宣传科、股收集、汇总部队的思想动态，写成简报向总部及军区领导机关报告。记得有一次总政治部还向全军转发了由我编写的一份部队抓战备训练和战备教育的情况简报，受到了处里同志们的赞许。

龙行天下

回到学校又从军，
当兵来到大连行，
三支两军任务繁，
进步很快工作新。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7-10 07:40
回到学校又从军，
当兵来到大连行，
三支两军任务繁，

多谢龙行超版的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78

岁月留痕（四）

焦焕文

下基层
部队首长下连当兵，或者带领机关干部深入到连队蹲点，抓思想教育和训练，总结推广经验，是我军的优良传统。而我从连队调到机关不久，一切都觉得新鲜，跟随首长几次下部队，收获很大，在我人生成长的道路上受到了锻炼，提高了觉悟，是部队这所大学校培养了我。记得有一年我和司令部通信参谋卜照生同志、侦察处长赵文贵同志陪同要塞区成兴宝副参谋长到海洋守备区守九连蹲点。我们一行四人乘侦察艇从大长山岛到海洋岛，小艇三分之二的艇身脱离水面，在海上简直就是在飞！到海洋岛码头后，守备区刘兆司令员迎接我们并在招待所安排了酒饭。虽然我是一名小小的干事，因陪着首长下基层，自然被高看一眼。刘司令敬酒，轮到我时我说不会喝酒，刘说当兵怎么能不会喝酒！无奈之下，我一连数口将半大碗（足有三两）白酒喝下肚。当时只觉得天旋地转，我说自己要去卫生间，扶着墙我走回房间，一头趴在床上就人事不省了。天哪！我当时只有二十几岁，是生平第一次喝白酒，等我醒来已是第二天下午了。第三天我们乘车去守备九连，该连驻守在海洋岛西南端的龙头山上。我们的吉普车沿着崎岖的盘山道爬行，有的路左边是山石，右边则是直上直下的悬崖峭壁，下面就是波涛汹涌的大海，我紧张极了。后来听说有一年大连春节慰问团上岛慰问，演员上龙头山时，女演员都吓哭了，以后再来的慰问团，演员们宁可爬山也不坐车。我们到了九连营区，只见营房是一栋二层小楼，坐落在一个山窝子里。第一次到海洋岛，感到一切都新鲜，俗话说山多高水就多高，这么一个小小的海岛，吃水的水井就在炊事班的厨房里，淡水清澈甘甜。连队开饭了，我发现战士们都皱着眉头，原来饭桌上副食全是鱼，蔬菜很少，战士们抢着吃咸菜。海洋岛周围鱼类资源丰富，炊事班自己有船，每天都能钓百十来斤鱼，有黄鱼、黑鱼，战士们都吃腻了。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和全连官兵促膝谈心或聊天，共同学习毛主席著作，并帮他们总结学习经验，交流心得体会，记得那次蹲点共三个月，回机关时天已凉了。还有一次是我随同我们处长杨焕明同志，陪同要塞区司令员去小长山守备区守四连蹲点。首长闫大芳同志是全国战斗英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生活上虽有警卫员照顾，但他坚持要同全连战士同吃同住，连队无奈，只好每天都改善伙食，大伙与我们一样，每顿饭都好几个菜，有鱼有肉，要不然闫司令就不吃饭。后来听说，我们蹲点结束，全连伙食费大大超支，这只有守备区给补贴了。这次蹲点最使我难忘的是参观岛上的核潜艇坑道工程。因闫司令与沈阳军区工程兵夏政委是老战友，恰逢夏在岛上检查施工工作，所以我们才得以参观，否则是不行的，因当时这是一项绝密工程。该工程施工难度大，坑道内可对开两列火车，可见规模之大。作业面上百十号人作业，战士是四川人居多，十分能干。我们去前几天因塌方刚刚牺牲了几名战士，但士气仍然十分高涨，饭后联欢会上，战士们自编自演节目，歌颂英雄事迹，十分感人。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79

岁月留痕（五）

焦焕文

九•一三事件后的整训
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去大连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同志大都回到机关，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部队进行了全面的整顿训练。记得当传达九•一三事件的中央文件时，礼堂里静极了，连掉到地上一根针都能听到。副统帅自我爆炸，为稳定部队情绪，分级陆续传达中央文件，我们学习了半个月，天天海参鲍鱼，伙食好极了。学习结束，全面大抓军训，由于多年光突出政治，活学活用，部队训练荒废了，有的炮兵部队的炮筒子里成了鸟窝，都孵出小鸟了。我就是在这期间学会了手枪、步枪、轻重机枪的使用方法以及步兵的战术动作和连排指挥技术的，实实在在地提高了自身的军事素质。从这儿我感觉到自己像一名军人了。军训期间，我接到了家中父母亲的来信，再次催促我抓紧时间解决个人婚姻大事，当时自己已经二十七岁了。同志们知晓后，都热情帮忙，经组织处李光祥处长介绍，我与大连铁路卫生学校教师傅晓虹相识了。我们通过书信往来了解后，于1973年8月7日结婚。记得当时请了亲友共三桌酒席，花了六十二元钱。有了小家庭自然多了一分心思，部队领导很关心，安排我们在原大连动物园附近的招待所暂住，晚上睡觉，常听到动物园的猴啼狮吼声。转过年的5月，我女儿焦阳降生了，家里增添了几分欢乐。在当时，我除了搞好战备值班、做好宣传干事的本职工作外，少不了利用各种机会下岛到大连光顾一下老婆孩子。1974年下半年，根据政治部人员的工作情况，部队领导决定四个人转业到大连工作，记得有组织处干事张大宽同志，宣传处除我外还有两位姓于的同志。记得临离队前部队首长与我们集体谈话，说毛远新（当时是辽宁省委和沈阳军区的主要领导）有个讲话，要加强大连的地方工作，部队转业干部，非大连地区入伍的同志可以安排到大连工作。说这是一个机会，在部队不能干一辈子，趁年轻可到地方好好发展。王国英副政委又对我们在地方怎么工作，怎么接人待物，如何持家等讲了好多肺腑之言。我至今仍记得他说，过日子家中必须有存款，否则，就等于欠债，这句话使我终生受益。从1968年3月14日入伍到1974年9月，我当了七年兵，脱下军装，我复杂的心情无法形容，再见了长海——我的第二故乡，再见了我的战友，再见了我的大学。

龙行天下

跟随首长下基层，
认真调研感触深，
结婚生女终转业，
来到大连机会珍。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7-11 09:55
跟随首长下基层，
认真调研感触深，
结婚生女终转业，

多谢龙行超版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80

岁月留痕（六）

焦焕文

入仕（1））
1974年10月1日，我到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组织科报到上班。该所位于大连市中山路一二九街，是一日式二层多院落建筑。文化大革命前系保密单位，对外以代号信箱联络，全所一千多人，系科学院的大所。文化大革命初，党委瘫痪，科研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有不少享誉中外的科学家受冲击，如物理学家张存浩、楼南泉，色谱分析理论奠基人卢佩章，催化专家郭和夫（郭沫若长子），其中从美国归来的导弹火箭专家肖光琰夫妇被迫害致死。在“工人阶级要占领上层建筑，要领导一切”的口号下，大连电瓷厂派出的工宣队进驻全所各研究室，继而军宣队也进驻所里，工、军宣队队长掌管全所一切权力，全所秩序趋于正常，科研生产逐渐得到恢复。我到所里上班时，正赶上胡耀邦同志主持科学院工作，全国各行业各领域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正在进行科研领域、工业领域、交通运输业等全面整顿，胡耀邦同志贯彻这一精神，全院的工作步入正轨，蒸蒸日上。在所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全所各研究室均设一支部，配书记一人，工宣队师傅一人），我跟随科长深入到各支部调查研究，了解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情况。此时的我，感觉自己似乎走进了社会，因当兵时周围都是军人，且生活较之地方比较单一。如今在所里接触的是各类人员，有普通工人和实验员，也有研究生和各专业的科学家等高级知识分子，给我的感觉是全新的。每天都很愉快，但好景不长，记得是1975年春节后，科长告诉我，科学院已经开始批邓了，胡耀邦已经靠边站了，还说他们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原来是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科学院的新领导叫柳忠阳，系科学院一团干部，“文革”中的造反派。不久柳把胡耀邦、李昌二同志弄到大连，在所大礼堂开他们的批判会。我身临其境，只见无论主持人批什么、质问什么，胡耀邦同志总是说，我没有做好工作，我有错误。面对这场面，我感到这么大的干部被弄到一个基层的研究所批判，官场里真是险恶莫测。不久，国人经历了失去周总理的悲痛，经历了唐山大地震的劫难并失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四人帮”被粉碎了。全所同全国一样，各项工作翻开了新的一页，我每天行走在各研究室之间，看到儿时心目中的科学家每天穿着白大褂查文献、做实验，甚是羡慕。有的同志甚至对我说，他们的工作与宇宙飞船上天、与核潜艇下海都息息相关。如激光技术的应用、激光手术刀等，都有他们的劳动成果。这时，我突然觉得，自己年纪轻轻，当个小科员一天到晚在研究室晃来晃去，似乎不妥。应当学点什么本事，将来有个立身之本。一天从广播里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欣喜若狂，找到了所教育科长刘金叶同志，提出要报考大学，但他不同意。在那个年代，那个体制下，人都是被单位管着的，不像现在有跳槽一说，第二年大学继续招生，刘仍不同意。如今想来，刘不同意我高考，事出有因。因为化物所除科研技术人员外，党委、行政机关也是需要年轻骨干的，只是当时自己浑然不觉罢了。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81

岁月留痕（七）

焦焕文

入仕（2）

十年动乱结束，百废待兴。科学院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全面开展了“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工作，此时军宣队已撤走，在工宣队的领导、参与下，所里成立了“运动办”，开展内查外调，我们十几个复员兵和转业干部自然成了主力，我记得自己先后与工宣队师傅去过黑龙江哈尔滨市、天津、北京等地出差，调查诸如当年是怎么把胡耀邦、李昌二人弄到大连批判，所里哪些人参与了策划，应负什么责任等事情。记得1978春节后，我从北京出差结束回大连，途经沈阳时，因工作忙未能下车回抚顺老家看看，那几个月也没抽空给家中写封信，3月8日母亲因突发脑溢血离世，母亲走了，我至今懊悔不已，终生遗恨。清查工作结束，恰逢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业大招生，我轻易考取并当上了班长，那一两年虽然自己家中孩子小，家务活儿多，但我坚持业大的学业，每天都感到很充实。1980年，大连市委组织部通知市内一些大的单位选拔年轻干部，由市委统一组织到辽宁师范学院在职进修，这次所领导选了我。我们全市共一百人经过大半年的预科复习后，通过正式考试进入辽宁师范学院党政干部专修科（大专）学习，也称“干部班”。入学后的第二天，我虽然已是三十五岁，仍把这消息写信告诉了父亲。父亲回信问我，这是真的吗？可见上大学绝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这里寄托着父辈的期望。时光如流水，两年后我们拿到了大专文凭，我在所里工作如常。一天在市纪委办公室工作的刘兆富同学给我打来电话说，市纪委要调我到经打办（全称“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系市纪委所属一副局级单位）工作，并说所领导起初不同意，无奈市纪委秘书长郝维桢同志亲自出马，已来所同党委商定了。当时我心情十分高兴，心想能到大连市的最高首脑机关工作，当一名普通的办事员也行。科研单位是知识分子一统天下，我走吧。到1984年7月，我在化物所整整工作了十年，十年光阴，转瞬即逝。
1984年7月1日，是党的生日，也是我到市委报到上班的日子。是巧合，是缘分。中国的1984年，全国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拨乱反正，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各行各业大干快上。由于当时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双轨制，使一些人钻了空子，投机倒把、倒卖批文，大发横财。连带产生的行贿受贿、贪污诈骗等经济犯罪案件逐年上升。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提出要一手抓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两手都要硬。自己调入市委的第二年被提升为副处长，在经打一处（基层处）协助老处长王敦茂同志抓工作，负责大连的五县（即长海县、庄河县、金县、新金县、复县（现瓦房店市））和五区（即西岗区、中山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旅顺口区）的经济犯罪案件的查办、检查、督促、指导、协调工作。在进入市委机关工作的最初几年，自己与在化物所的感受有很大的不同，似乎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更全方位地接触社会了，认识了不同行业不同事情的不同的人，当然是表面的、肤浅的。但通过办案子使这种认识深化了，由于当时全国的经济犯罪案件呈频发态势，上级党委要求各级领导要实行包案制，亲自督办大案要案。当时自己充当了市委副书记卞国胜同志包的一个案子的联络员，该案是市内某区政府基建办主任贪污案，该案业已经市、区两级政府经打办查结并移送司法机关。这时一熟人找到我。说只要我告知该案现在办到什么环节上了，就给我一个数（一万元）的好处，被我拒绝了。对此我想，刚入仕途，拿捏不稳，砸了饭碗，得不偿失。时光年复一年，我们处负责五县五区，年初布置工作，年末检查总结工作，并统计上报县、区立、结案数量。在全经打办各处中，我们始终名列前茅，比负责各委、办、局及工矿企业的处室都要高。对此我感觉工作顺心，每天出入市委机关大院也感觉很有面子。在那个年代，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国民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电话、彩电、洗衣机、空调进入家庭，出租汽车出现了。社会上流传，“发了海边的，富了摆摊的”，还有什么方向盘、听诊器都是人们羡慕的行业，更有什么“搞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等。面对社会大众，再反观自己，老感觉囊中羞涩，轻易是不打出租车的。有一次，我去大连中山区青泥洼桥街道调研，听书记主任讲，他们每年年终奖都是一两千元，而有的如工商、税务远不止此，有的垄断大国企如石油七厂每年发一大件，或冰箱或彩电，春节的年货都用大编织袋装，单位开车送到家。而我们市纪委机关，对此是望尘莫及的，就连元旦基层同志到市委机关送本挂历也是绕过纪委而直奔组织部。对此同志们自嘲说，不贪不占，稳稳当当，只捞个好下水。在这方面，机关中各处室都羡慕我们一处，说你们到县、区有吃有喝还拿出差补助费。对此我不以为然。在那几年，据我观察，经济犯罪案件不仅数量逐年增多，犯罪金额也逐年攀升，且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如诈骗案、贪污、渎职案多了，如什么拆船的案件，有的几十万上百万元。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反腐败斗争的逐渐深入，党政机关的腐败现象也变换着面目和方式而不断升级，虽然我在反腐败的一线工作，也感觉到了这种势头，如当时听说政府有的局公款出国所谓考察，局级干部已出完了，现在处级干部正出国呢！有的大国企领导出国花巨资购买先进设备，回大连自己大包小裹一样不少，可设备资料却丢得一干二净。一天局领导找我说，局里决定派你去北京参加监察部的干训班，为期三个月。我高兴极了，那次学习正赶上国庆四十周年庆典，“十•一”晚上我们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看了首都群众歌舞表演。这次学习，我们系统学习了刑法、刑诉法、经济法、行政法规等，由北京政法学院教授亲自授课，以案说法，自己收获颇丰。三个月的学习很快结束了，监察部领导尉建行、何勇看望了我们并合影留念。回大连后我感觉自己身上的担子重了，似乎命运也有了转机，我决心快马加鞭大干一场，于是我和局里另外几个同志报考了中华律师协会举办的函授大专班，心想要好好学习，将来若是机构改革，当个律师也不错。现在想来，我当时如能按这条路走下去，跟上时代的脚步，自己的人生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因为当时的资料显示，中国要搞法制建设，当时律师奇缺，占人口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但历史没有假设，事情的发展由于自己办的一个案子而与律师失之交臂，可见机遇人人有，抓不住就不是机遇。当年，金县（今金州区）石河粮库主任王德森诉县粮食局长那绍忠受贿三千元一案惊动了监察部，部里派处长王信同志来大连督办，我们局派一副局长及我和另一同志参与其中。该案历经数月，那局长受贿一事始终落实不了，反而查出了王德森本人的问题，其粮库在他主管期间，从温州玉环县买进鱼粉一百多吨，属劣质饲料，猪都不吃，放在粮库数年，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因粮库属国营企业，为慎重起见，我们请大连市检察院派员介入协助调查，由于检察院老徐同志身穿警服，我们乘船去玉环县，并经县监察局协调后转乘小船去某乡找当事人取证时，惊动了有关人员，大喇叭里喊的什么我们也听不懂，结果当事人逃之夭夭，我们只得无功而返。该粮库主任的一个什么亲属是名华侨，多次为该主任的事到中纪委监察部上访，并拿着辽宁省委一副书记的批文告到大连市，为主任王德森喊冤叫屈。而监察部王信同志则抓住粮食局长那绍忠的所谓问题不放，我们讨论案情有时竟闹到脸红脖子粗的地步。经过一年多的工作，我们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出了恰如其分的处理：粮食局长调离，对粮库主任追究了刑事责任。对这种结果，监察部王信处长不以为然。从这个案子的办理过程，我又一次感觉到官场的吉凶莫测，由于一年多在外办案，回机关时老处长已退休，我在处理的工作已由另一位同志主持了。这时私下里有人说，焦处长干了八年副处，办了一个粮库案子把官办没了。对此，我也十分苦闷。当时社会上已刮起了下海经商的风潮，不少机关干部停薪留职去乡镇企业发展，那些年全国党政机关多次搞机构改革精简人员都收效甚微，喊了多年的实行公务员制度也遥遥无期。此时大连市委市政府专门下发了文件，提倡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人员办停薪留职去参与或领办乡镇企业，并制定了好多具体的政策、规定。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我走也。从1984年7月1日到1993年初，近九年的官场生涯，我觉得没有一点值得留恋的地方，不像七年当兵，留下了许多战友情，至今仍保持，更不像高中阶段，人与人之间那么纯朴、自然，有的只是勾心斗角、你争我夺。当时要用相当大的精力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处、为职务的提升挖空心思，买官没钱，跑官不会，如今我解脱了，再见，市委机关大院。

龙行天下

进入一家研究所，
政局混乱不知措，
九年嗑碰决心下，
离开这里另拼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