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

张庆先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7-31 08:37
确实相当典型了，写得也很好。
加油！握手！

谢龙行超版，我将继续努力。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09

那个年代那些事儿（五）

张庆先

终圆大学梦
1966年5月，我们高三年级毕业考试已经结束，正在紧张复习，准备迎接7月5日的高考。同时，各大学的《招生简章》和“专业介绍”也发下来了，私下里正在研究报考志愿的事。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停课闹革命”了。起初说高考延期，可是事情越闹越大，干脆批判起招生考试制度了，谁也不敢再提高考的事了。在学校和社会上整整闹了两年多，再往后就是上山下乡、进工厂，大学美梦化为泡影。然而，真是不可想象，粉碎“四人帮”后，开始拨乱反正。1977年，国家竟然做出了关于恢复招生考试制度的决定，并且破格允许66、67届高中毕业生报考。我的心里真是又激动，又祈盼：这一辈子如果真的能上一次大学，也算没有白来世上走一遭啊！可是考远一点的院校，家庭条件又不允许，只好报考就近的。经过与爱人商量，她也咬紧牙关同意我报考。我便怀着满腔热血报了名，填写了志愿。复习功课只有宝贵的一个月时间。我白天要忙工作，只好利用晚上；时间紧，只能按复习提纲草草做一遍。全厂报名考试的有五六百人，都集中到子弟中学礼堂由老师领着辅导，我根本去不了。好在我的高中功底好，十多年了还记忆犹新，一过目就可以了。1977年12月1日，考试在抚顺二十二中进行。我比较顺利地答完所有四科的卷子。后来一发榜，我的总分是357分，位居全市第二；其中政治卷答了98分，据说是全省最高分。政治卷分高，得益于我在厂里当政治理论教员，把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搞得滚瓜烂熟。石油一厂只考上两名。我被抚顺化工学院录取。在无机化工专业读了半年，学校分家了。我的专业需到沈阳化工学院就读，但我的家实在离不开我，又费了好大劲，从沈阳转回抚顺石油学院，改为石化机械专业。机械专业开的科目多，是比较难学的专业。第一年靠吃老本还过得去，第二年就跟不上了。我一看不努力不行了，才开始下苦功。但是，毕竟年龄大些，加上穷困家庭的拖累，学习成绩总是一般。再也没有了初高中时的风采，更谈不上深一步的造诣了。
四年大学读下来，真的不容易。我是住宿生，实际上根本没在学校住几天，下了课就往家里跑。我家那时住葛布新地号的平房，没有暖气，没有自来水。做饭取暖要买煤泥，打煤坯；用水要到一百米以外的压水井去挑，挑水要排长队。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排队，只好先做作业，到半夜再去挑。到了冬天，水井冻了，必须带一壶热水，把井头烫一下才能把水引上来。无论冬夏，都要骑着自行车跑来跑去。可见，四年大学是勉强对付下来的。
我经常在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学校的同学肯定绝大多数都能考上大学，而且相当一部分人可能上名牌大学。但时过境迁，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多数人没有了这个机会。相比起来，我还算幸运的。但全体同学凭着自身良好的素养，经过不懈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总算实现和证明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又是值得欣慰的。
苦尽甜来
1976年9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并对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了彻底清算。紧接着，全国上下展开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被称作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逐渐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彻底否定，对毛泽东主席的功过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在这以后，又切切实实地开展了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工作。并对“文革”中的“三种人”进行认真清查，严肃处理。所有这些，对于多年来遭受“血统论”重压的人们来说，无疑是第二次人身解放。
1982年1月，我大学毕业，又回到供职多年的石油一厂。当时，由于“文革”的影响，企业人才青黄不接，我们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凤毛麟角。毕业不久，就先后被列为厂和公司的后备干部。在基层任职期间，我以饱满的政治热忱、忘我的工作责任心、踏实的工作态度、严于律己的精神，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但可能是由于性格和气质的原因，无法应对社会现实，更不会处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在领导岗位上二十年，确实是平淡无奇，少有建树，五十六岁时就提前下岗退居二线了。
如今，我们这一代已经是年近古稀的人了。回首往事，浮想联翩，思绪万千。思来想去，觉得我这一辈子，大致可以用四句话概括，那就是：工农商学兵样样工作都务过，酸甜苦辣辛样样滋味都尝过，风霜雨雪霾样样磨难都经历过，红黄蓝白紫样样角色都扮演过。回顾几十年复杂而多彩的人生经历，我觉得，首先应该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培养和教导，使我由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长为具有崇高信仰和远大理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我还要感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是他们在国家万分危急的时刻，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也使我们这样的人政治上获得了新生；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政治上、身心上受尽了折磨，在生活上吃尽了千辛万苦，终于把我们子女都培养成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今年清明节，我们全家人来到父母的坟前祭扫。我们告慰地下的双亲，你们的冤情已经得到洗雪，你们的子女都开始过上了好日子，你们尽可在地下安息吧！
我们又来到当年亲手盖起的老房前面留了个影。我即兴作了七律诗一首：
清明祭扫返家乡，往事钩沉欲断肠。
水绿山青知冷暖，人非物是走炎凉。
当年吃尽千般苦，今日修来万世康。
老院门前留个影，寻根念祖福无疆！

龙行天下

终于圆梦上大学，
一高底子不简单，
工作也算挺顺心，
如今满意再增添。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8-1 11:42
终于圆梦上大学，
一高底子不简单，
工作也算挺顺心，

感谢龙行超版的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10


那一年冬天（一）

赵青
1947年10月16日出生，原三年四班学生，班级生活委员。1968年9月下乡到北镇县吴家公社徐家大队三小队。1971年9月抽调回城在抚顺市劳动局任科员；1980年9月～1984年9月在辽大经济系经济管理专业函授毕业；1982年在抚顺市计委任计划员；1984年9月～1985年7月在辽宁财经学院计划干部进修班结业；1986年任抚顺市计委经济研究所办公室主任，经济师；2000年1月退休。


那一年冬天选自1968年冬天的四则日记，标题均是后加的。
翻车
中午吃过饭，我便早早地来到了队部。这是由五间瓦房与三间西厢草房围成的院落，东边是院门，院门两侧和南边都是用泥砌成的院墙。初冬的阳光暖暖地照在地上。人还没有来齐，早到的五六个乡亲正在边晒日旸边聊着。我看见了停在院子里的牛车，那是我跟的车。车老板姓田，长我几岁，我喊田哥。他也是个近视眼，可是从没戴过眼镜。振宝还有几个小伙伴，看我也是戴眼镜的近视眼，便善意地调侃说，他下班回家看见自家菜地里有个黑影，以为是猪，便论起鞭子就抽，谁曾想是他老爹在侍弄园子。当然，这是个被夸大的玩笑罢了。自从下乡到三队，我曾跟着大伙儿割了几天高粱，接着是掐高粱头。可是我这不分瓣的手，却怎么也不能用套在大拇指上的刀片，把高粱头从高粱秆上掐下来，真是笨死了。王队长一看不行，就叫我去跟车，搬运捆好的高粱头，算半个体力活儿吧。看见田哥晃着小鞭子，赶着牛车慢悠悠地走着，心里痒痒的，总想试一把。
田哥还没回来，机会来了。我与几个乡亲打过招呼后，便向牛车走去。我以为，只要会喊“驾、喔、吁”就差不多了。于是我便坐在左侧的车辕上，操起了小鞭子，就喊起了“驾！”，谁知任凭我喊，有如微风之吹牛耳，老牛对我这个陌生而又稚嫩的喊声毫不理睬。我便生气地在牛背上敲了一鞭，老牛这才很不情愿地慢吞吞地动了起来，径直走向院门。我刚松了一口气，突然发现牛车正对着院门的一侧。再往前走，牛能过去，车辕子可要撞在院墙了，情况十分危急。我急忙喊“吁”，喊、喊、喊什么都不管用了，老牛兀自走着，车辕重重地撞在了土墙上，但是老牛仍旧顽强地拉着。牛车慢慢地立了起来，接着向右侧翻立在地上。我急忙收起双腿，就势转身滑落在牛车的右侧，牛也被扯倒在地。几个乡亲见状，赶忙跑过来帮助抬起牛车，可是牛被缰绳系绊，怎么也拉不起来。田哥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他不言语，把牛肚带及缰绳解开，拿起小鞭子，连打带喊地把牛拉了起来。大家松了口气。这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干活了”，遂散去。田哥重新把牛套好，也摇着小鞭子，赶车离去了。我愣愣地站了好一会儿，一切都归于平静了。只有院子土墙上多了一道深深的划痕，记录下了刚才惊人的一幕。
这件事给了我极其深刻的教训。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要想在社会生产实践中磨练，必须虚心请教，勤于学习。靠一时冲动，靠一知半解必将酿成大祸。摆正位置，虚心接受再教育，不断地再学习，把此事作为前车之鉴，将是保证我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的重要前提。

温暖
听乡亲们讲，我们这个县大致分三种地形。西北部是山区，为医巫闾山的余脉；中部是平原；而我们所处的沈山线以南，是逢雨必涝的低洼地区，土很黏人。用乡亲的话讲，这里的泥土很“亲”的。记得刚来不久的一天，夜里下了场大雨。这里的规则是下雨就歇工，到了上午雨停了，我便想到队里看一看。嚯！真是一步一脚泥，鞋是越走越沉。看见一条雨后的小水沟，想迈过去，前脚过去了，后脚却光着脚丫过来了——黄胶鞋留在了水沟那边，早已变成黑泥坨坨了，露着圆圆的鞋口正在那里傻笑呢。看着几个乡亲也是贴着墙根，分开双腿，晃着身子蹒跚而行，着实让我体会到了什么是“路边行人欲断魂”的真实感受了。这里的泥土是很“亲”呀，但是我觉得这里的乡亲人更亲。
这里的生产队都习惯了打冻场，确实是跟这里地势洼、土质黏软有关。地开始上冻时，就在队部附近平出一块场地，并不急着打场，而是先用马拉石磙子压平，一边再浇上凉水，让地面冻得更加实诚。这样从收割到打场，需要经过个把月的时间，中间还要看天气变化。割下的庄稼堆放在场院四周，需有人看管。我便被王队长指定，给原来看场院的孙玉海当助手。这是一位五十多岁的退伍军人，也是队里唯一一名老党员，说起话来有膛音，却从不多言语。说来惭愧，我这个助手却处处被人照顾。每次吃过晚饭到场院时，孙叔都已早早地烧过了窝棚里的小炕，并小心地处理好余灰。他说这看场，就是要防火、防盗。从前每到这个时候，就有个别私心重的人，把自家的猪狗鸡鸭鹅等偷偷散放出来祸害庄稼。我们这里经常刮东北风，把窝棚搭在场院的西南角，就是为了防止窝棚因烧炕不慎，引起火灾烧着庄稼，同时如有家禽猪狗来也能顺风听到动静。这里真有学问呀！是啊，场院四周堆放着这个生产队一年辛勤劳动的收成，这是队里几百口人的指望；还有应缴的公粮及生产队来年的种子和储备，千万马虎不得。
我们商量两人分上半夜和下半夜。上半夜很好过，围着场院绕几圈，很快过去了。下半夜很难熬，寒冷、饥饿加上困意不断袭来。每次上半夜睡觉时，我和衣躺在温热的被窝里，用棉袄盖过脖子，戴着棉帽子，以抵御从秸秆搭成的窝棚的间隙中吹进来的寒风，常常是睡过了头。醒来看见孙叔依旧没有睡。看见我醒了，只是说“你醒了？”直白的语言，没有抱怨，没有责备，有的是宽厚，有的是质朴，令我倍感温暖。
利用休息时间，我走遍了三队所有乡亲们的家。队上除了队部是瓦房外，各家都是草房。泥垒的山墙，木头的脊檩，搭着用高粱秸秆捆扎成的椽子，上面覆盖着稻草。大多人家四壁空空如也，好一点的家里有个炕衾柜，或有个地柜，地柜上面摆着两个瓷瓶，墙上挂着一两个装满照片的镜框。个别人家还有个古老的座钟，算是稀奇物了。西头最穷的人家叫孙玉环，老婆一条腿，一个孩子，三口人住在一个“人”字形的窝棚里。整个大队在我们下乡到来之前，才由公社出资接上了电灯。就是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乡亲们，待我们这群知青像亲人一样。记得一次到饭点，老李家大婶坚持让我留在她家吃饭。吃的是高粱带皮磨的面做成的红红的馍馍，就着咸菜吃，直拉嗓子。全家围坐在炕桌旁，只有我的面前放着一碗特意为我蒸的鸡蛋糕，令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要知道我在家里也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能吃上一回呀！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11


那一年冬天（二）

赵青

路遇
今天休息，决定去青堆子集上看一看。这是下乡后第一次出远门。阴天，刮着北风，夹杂着星星点点的雪花。凭借着来时的记忆，出村便顺着公路向南走。北风吹着我的后背，走起路来一颠一颠很是轻快，使我联想到了一种“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意境。二里路远的姚家大队很快到了。在丁字路口折向西行，成了侧逆风，路变得难行起来。看不到其他行人，这样的天气谁也不愿意出门。其实对我来说也不算是很艰难的事。在九中和一高中念书的六年期间，家住南大街的我，不管是刮风、下雨、飘雪、结冰，都没有因要步行七八里地而迟到过。记得唯一一次，途中突遇雨夹雪，我是踏着预备铃声冲进教室的。我头上淌着汗水，棉衣上融化的雪水滴湿了凳子下面的地板。为了保证我早上上学不迟到，我妈妈都是在我酣睡中提前半小时叫醒我。我很困倦，认为还没到七点，不愿起床。妈妈总是善意地告诉我七点了，快起来，好让我起来后有点时间把饭吃完。正在我因孤单寂寞而胡思乱想中，走过了一道堤坝。不知道为什么只看到一道堤坝，这已到青堆子地界了，前面就是王家大队。风越刮越大，雪花也多了许多。穿过村子时，意外地遇见一个与我同向走着的行人。哈，这不是老同学金锋吗？他一改不爱戴帽子的习惯，今天戴了一顶新的黑皮帽子，差一点认不出来。“往哪去？”我问。“下雪了，没活儿，去青堆子青年点走一走。”好哇，同路。老同学见面高兴，边走边聊了起来。金锋从当前生活一下子聊到了当前的时政，尖锐地指出现在穿单一颜色服装晃动小红书危及政权的问题，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和震惊。我暗自思量，我们已经是处在社会最基层的人了，他居然还能如此执着地关心国家的命运与前途，这是多么好的知识青年啊！我深深地佩服眼前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同学。这真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呀！联想自己就不如人家。下乡这几个月来，整天劳作，想的是学干活，学生活，一次也没有想到国家，甚至没有看报纸、听广播。可也是，我们队根本就没有报纸，没有广播，连电也是刚通不久。消息闭塞，人也变得麻木起来。前不久，来了两个人，自称是一高中工宣队的找到我，居然问我，你是否认识王维琛，你与他是什么关系，你们为什么给他平反。我真的不明白，他们到农村做什么来了。看到我的冷漠，他们一无所获地悻悻地离去了。
不知不觉走出了王家村，没有了建筑物的遮挡，风骤然大了许多。风把我们说的话吹得断断续续，我们只好侧着身体，一手捂着右侧的帽遮避开北风，边走边说。风刮过面颊，很是无奈地刮向地面，不停地把漂浮的雪花搅起，抖落在路上的车辙、路边的沟渠及地里的垄沟。雪花挂在我的眼镜片上遮挡了视线，我索性摘下眼镜，眼前一下子变得白茫茫，但我内心却更加明亮。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困苦磨练中的我们这一代知青没有忘记。
到了青堆子镇，我与金锋分手了。我忽然发现风渐渐地小了，雪花似乎也小了，天色明亮起来。我看见他高兴地把皮帽的遮掀起来，朝远处走去。

聚餐
比起一般的社员来，我们的伙食还算可以。国家配给每个下乡青年每年六百斤的粮食，是每个青年的定心丸。刚开始由队里派工给我们做饭，每顿还有个菜。后来由我们青年自己轮流做，菜就逐渐变成了咸菜。再后来只剩下一碗饭是经常事。
快到年底了。雪已经下了一天一夜，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生产队已经没有什么可给我们干的活了，我们只好在点里休息。平时少言少语的博文拿出本子又开始写起没完没了的日记；坐在炕头行李卷上的立国操起自带的六弦琴，弹起了总也没有结尾的“西边的太阳”；勤快的志国冒着雪不知道又到哪个老乡家串门子去了；只有老实巴交的吉春和我躺在炕上闭目养神。突然，住在火车道边一队的阿毛、老久与国平裹挟着雪花冲进屋来。国平喜形于色地喊道：“来呀，改善生活了，吃炖狗肉。”“哪来的狗？”“火车撞死的。”原来，这里不少社员家里由于并不富裕，只重视养猪、养鸡，不重视养狗。平日里并不精心喂狗，任凭狗去抢食喂猪剩下的泔水，有的干脆放任狗自找食吃。连续一天一夜的大雪，使得饥饿的狗夜里跑到铁道边去觅食。当火车驰来，大灯一照，四周昏天黑地，只有铁道前方一线光亮，狗顺着这道亮光拼命地奔跑，最终败下阵来。我们几个正在屋里聊的时候，外面国平已经自告奋勇地把狗挂在大门外剥起皮来。立国绑起白帆布裹腿去挑水了，赶回来的立国抱来茬子准备生火，大家忙三火四地好似过节一样。

到了上灯的时候，一盆热气腾腾的狗肉端上了饭桌。随着阿毛拿着筷子夹向盆里，说一声我来尝尝。我们八名同学便开始了名副其实的饕餮大餐了。这是我第一次吃狗肉，也是我们下乡以来第一次聚餐。说来却是今年的第二次聚餐了。年初我们几个住校的同学凑钱去新华冷饮买了几斤元宵回来，用饭盒放在电炉上煮着吃。虽然是半生不熟的，大家却也感到津津有味，开心至极。不同的地点，同样的欢乐；不同的环境，无奈的青春。有谁能说出我们下次将会在哪里再相聚？
窗外，不知什么时候雪已经停了。当我们送走一队的同学时，夜已经很深了。天也放晴了，外面一片洁白，房屋戴上了厚厚的雪帽子，园子旁的老榆树也躲在白雪里，只因背风处的枝干没有挂上雪花而暴露了身影。随着他们踏雪而行的噗嗤声渐行渐远，四周越发显得沉寂。我弯腰从地上捧了把雪，虚飘飘，软软的，握在手里捏成一个雪团。融化了的雪水从我温热的手指间流出，并不觉得很凉。抬头望见天上几颗星星从飘动的云朵间挤了出来，好像眨巴着眼睛，月亮毫不吝啬地把周围的云块镶上了银色的白边。这一切都那么令人难忘。
啊，这一年的冬天。

知青淘吧

由于本人一时疏忽，把张庆先同学所写的《那个年代那些事》的第三、四（连载号第207、208）部分漏发，现在补发，影响了大家的阅读，谨表歉意。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07

那个年代那些事儿（三）

张庆先

父亲母亲的遭遇
我家原籍在抚顺市顺城区会元乡乱泥村，祖上世代务农。到土改时，爷爷的阶级成分被定为中农。爷爷很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父亲1939年从沈阳第二工科高等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平地方税务局当职员。四平战役中，弃家逃回抚顺。1948年8月经人介绍，到抚顺矿务局矿警队当了两个月多矿警，并被提升为三等警长，到11月初抚顺就解放了。在“肃反”运动中，父亲被定为“内定历史反革命”。1978年，组织上通过甄别，确认解放前的半年中，矿警队是在地下党控制下，替共产党保卫矿山服务的。因此，决定对父亲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颁发了《起义有功人员荣誉证书》。但这时，父亲已经含冤地下整整十个年头了。

父亲的这个所谓“政治历史问题”，使父亲和我们全家遭受了数不尽的磨难。首先在政治上，历次运动中总是挨整，从来没有太平过。直到文化大革命，实行所谓“群众专政”，父亲被打成“牛鬼蛇神”关进“牛棚”。专政队员对父亲皮鞭蘸水，全身抽打，打得全身都是青紫色，鞭痕一道挨着一道。最后打到要害处，眼看不行了，才通知妈妈。妈妈和弟弟（当时我正在学校受批判）用手推车将父亲推到市立医院。当班大夫一看是“黑帮”，不给下药。妈妈苦苦哀求，大夫说：“你不知他是‘牛鬼蛇神’吗？共产党的药能给他用吗？”当天晚上父亲就惨死在医院里。后来我们学校去父亲单位外调，单位欲盖弥彰，竟然出证说是“畏罪自杀”。
父亲去世以后，事情并没有完，母亲继续受牵扯。母亲是父亲单位的家属工。有一天，集体跳“忠”字舞，唱样板戏。母亲是五十来岁的人了，又刚死了丈夫，怎么能跳得起来？更不用说唱了。他们的领导嫌她跳得不好，就让她单独跳，母亲委屈地呜呜哭了。那个领导还是恶狠狠地说：“你就是贼心不死！你就是耿耿于怀！”没过几天，母亲就被辞退了。回到家里生活无着，街道干部立即上门说：“像你们这样的不能在城里吃闲饭，必须赶快上山下乡。”这样，在第二年春天，母亲只好带着我的两个妹妹回到老家，我和弟弟也从北镇青年点转回原籍。
父亲的问题给我们全家带来的伤害，简直无法言说。我们在升学就业、入党入团、提职提薪和婚配择偶诸方面，都受到极大影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受到严重摧残。
父亲的政治问题压得我们全家喘不过气，经济生活更是几乎到了绝境。父亲从1956年到1968年去世，工资只有六十二元多一点，从未提过薪。母亲没有正式工作，有时在街道当清洁工，有时在父亲单位做临时工，能挣二十多块钱。父母就是靠这点微薄的工资，养活九口之家，生活的拮据程度可想而知。1960～1962 年的大灾荒，险些把我们饿死，但总算熬过来了。到“文革”时，父亲被打死了，母亲被解雇了，完全没有了生活来源，日子可怎么过呀！当时我和四弟要下乡，家里没有被褥，是妈妈买的冷布做的，算是勉强把我们送走了。那年秋天，妈妈和妹妹是用在市场上捡的白菜帮腌的咸菜和酸菜。还好，哥哥已经毕业了，工资四十六元，每月竟要寄回家二十多元。那个年代，不要说朋友，连亲属都怕受牵连，只好怜而远之。
妈妈回乡十年，真是受尽了劳苦。头上长满了白发，显得格外憔悴；常年的饥寒交迫，使她患上了严重的腰腿疼病；因天天蹲在灶坑边烟熏火燎，她患上了眼疾。想到父亲和全家的遭遇，越想越委屈，越想越气愤。她下定决心，就是下火海、上刀山，也要讨回公道。于是，开始走上了漫长的上访路。妈妈不时来到父亲单位，带着申诉书据理力争。单位领导不是支吾搪塞，就是借故躲闪。妈妈有时坐在公司门口，风餐露宿；有时躺在办公桌上，佝偻入睡。直到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单位的新领导才开始落实党的政策，为父亲平了反，把母亲接回城，分配了住房，妈妈算脱出了苦海。1984年，组织上开始清查“三种人”，凶手受到了一定处理，全家才出了一口气。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知道，在那个年代，像我父亲这样遭遇的人何止千千万万。在这里，我不仅是为父亲喊冤叫屈，更是向全社会呼吁，千万不能让那些“政治运动”在中国重演了。
情洒戈壁滩
1966年我读高三，正准备高考，“文革”爆发了。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炮轰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七八月份，开始“破四旧，立四新”，全国的名胜古迹，包括孔子的墓碑，就是那阵子被毁坏的。8月下旬，全国范围的“红卫兵”大串联开始。那时的“红卫兵”袖标可不是谁都能戴上的，必须“根红苗正”、家庭出身和历史没有问题的才有资格。我和一些同学不服气，同样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怎么就把学生分成“红五类”、“黑五类”了呢？为了证明自己思想是革命的，我们这些人办理了户粮迁移手续，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奔赴边疆的征程。
到乌鲁木齐下车后，我们就直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在那里登了记。第二天就用卡车把我们送到了目的地。
我被分到农六师马桥农场。地点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马桥镇。农场位于乌鲁木齐以北一百二十公里处，也就是准噶尔盆地的南缘。再往北就是辽阔的戈壁沙漠。戈壁滩上到处是红柳和枯树，偶尔能看到成群结队的黄羊在飞快奔跑，时不时地在脚下就能发现雪白的野兔。
农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场长介绍农场发展的光荣历史，放映了颂扬兵团艰苦创业精神的大型纪录片《军垦战歌》，给每个新战士发了一套不带领章帽徽的棉军装。当我们得知农六师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部队，它的前身就是王震的三五九旅时，我们都感到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军垦战士而无比自豪。我们的代表在会上表了决心。第二天，我们在宿舍门口贴出大幅对联：“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就这样，我们总算在兵团安了家。新战士均被定为“一级农工”，月薪35元。60年代的兵团生活，据说比50年代强多了，但还是很艰苦。我们的宿舍叫“地窝子”，类似北方的菜窖。棚顶开个天窗用来透光，室内砌火墙用来烧水取暖，住在里面倒是冬暖夏凉。新疆夏天是不下大雨的，所以不用担心雨水倒灌。新疆最大的问题是缺水，北疆基本上是靠天山融化的雪水，通过干渠、支渠、毛渠引到生产生活区。哪里有了水，哪里作物才能生长，人员才能生存。所以，在我们农场，夏天完全靠渠水灌溉、做饭和洗脸；冬天水渠结了冰，只能刨冰化水用来生活。怪不得食堂宿舍门口都堆着个冰垛。烧柴就到戈壁滩去取。我们跟着履带式拖拉机到戈壁滩上，撞倒一片枯树，运回来，截成段就可以了。所以，每个食堂宿舍门口又堆着柴火垛。新疆冬天是很冷的，记得那年最冷的一天是零下四十六摄氏度。那天，我亲眼看到两个北京来的女孩儿，早晨到场部去办事，来回不到一里路，脸蛋上就冻起了好几个大白泡。所有在室外作业的人都要穿“毡筒”，就是用羊毛擀成的靴子。当时，那里的伙食还是不错的，比抚顺强多了。每月四十五斤定量，粗细粮各一半，粗粮是高粱米，细粮是小麦粉，副食主要是羊肉。买羊肉两角钱一斤，买整只羊两块钱一只（皮毛还给牧民），狗一只五元，毛驴一只六元。可以说顿顿离不开羊肉，经常吃羊肉抓饭。当地人用手抓着吃，我们不习惯，还是用筷子。新疆人文艺生活丰富多彩，维吾尔人爱唱爱跳。在收工的路上，在宿舍里也唱也跳。我们常和他们一起学新疆歌，跳新疆舞。哈萨克人也很热情。我们送他一枚毛主席像章，就可以换乘一会儿骆驼，或骑马跑几圈。兵团另一个问题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一些上海来的知青都成家了。没有剩女，连寡妇都没有，在那里生活是注定要打一辈子光棍的。即使这样，我们也心满意足，不愿意离开，因为毕竟没有了政治上的压力。但是到1967年初，“文革”的风浪也波及兵团，听说石河子武斗死了人。党中央、中央军委立即下发12号通令，对兵团实行军管，要求在兵团逗留的“红卫兵”和青年学生，立即返回原单位“复课闹革命”。我们没有周功煌他们那么“幸运”，按“内部学生”留下来；我们算“外部人员”，必须离开。我们恳切地要求留下来，但没有成功。一直滞留到5月份，最后一批离开了兵团。
这就是我青年时代一段特殊的经历。在现在的人看来似乎有些荒唐。但你可曾知道，那时的人是有信仰的。为了实现信仰的愿景，宁可做出最大的牺牲也无怨无悔，反而感到由衷的幸福。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08

那个年代那些事儿（四）

张庆先

知青岁月
1968年9月26日，抚顺城火车站。清晨，我们踏上了停在那里的绿皮列车。站台上，三五成群的人，那是送别我们的亲友。开始，我们在车上还有说有笑，不觉得什么。感觉像是去度假？去游玩？去散心？随着列车徐徐启动，先是车外一片痛哭声；紧接着，车内的人一下子醒悟过来，频频挥手，同时也流下了惜别的泪。这是送我们下乡的专列，目的地是北镇县青堆子。我和弟弟一起分配到吴家公社盘蛇大队大龙湾十一生产队。在欢迎会上，送我们下乡的工宣队师傅说：“你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到这里来的，要安心在这里呆一辈子。如果有谁想回去，那就是盼刘少奇、邓小平上台。”
我们青年点设在老农家，由十个同学组成。村里准备得并不充分。第一天晚上就挨了一夜冻，因为土炕是凉冰冰的，纸糊的窗户还有几个大窟窿。这个村地处偏僻，比较贫穷，那时还没有通电，晚上还在点煤油灯。第二天我们就下地干活了。有的去放猪，有的摘棉花，有的留在家里做饭。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基本适应了那里的生活。最大的考验是在冬天时，两点多钟就要起床下地。北镇地处风口地带，春天的风特别大，将地里肥沃的土吹走了。所以，到了冬天就要准备足够的粪土留待种地时洒在地里。我们所做的，就是趁清晨冰冻的时候，到河床把冻土块刨下来，用人拉手推的两轮车把土运到地里。如果太阳出来了，特别是到了下午，土块稍一解冻就刨不下来了。刨土的“坎土曼”有十来磅重，举起来都相当吃力，更不要说连续地刨，真是够苦的。那里的烧柴特别紧张，每天勉强能够将饭做熟，把炕烧热是不太可能的。更可悲的是，学校军、工宣队把我们兄弟俩和孟祥众姐弟俩都当成“专政对象”，时时刻刻监督我们的一举一动。公社卫生院组织扎破伤风针，当然没有我们的份儿。如果得了破伤风，可能就死定了。我和弟弟感到太郁闷，正好妈妈被遣送回乡，我们就随妈妈一起转回原籍了。
刚回到老家那阵子，因为我们是有问题才回来的，一些老乡瞧不起我们，欺负我们。但我们通过善举和实干很快征服了他们，关系开始融洽了。特别是，我家和村里的知青相处得非常好，他们晚饭后就到我家抽烟，唠家常。我们家成了“第二青年点”。通过几年的知青生活，使我体会到，知识青年投身农村广阔天地，向广大农民学习，经受长期艰苦劳动锻炼和集体生活的熏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气质和人格。概括起来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①性情豪放，心胸开阔；②吃苦耐劳，百折不挠；③乐善好施，肯于助人；④爱岗敬业，奋发向上；⑤性格直率，见义勇为；⑥奉公守法，远离腐败；⑦为人处世，朴实无华；⑧交朋会友，重情重义；⑨生活简约，饱腹足矣；⑩参破红尘，与世无争。长期以来，知识青年作为“三个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作为社会发展稳定的重要支柱，功不可没。更可贵的是，知青出身的腐败分子相对较少。时隔四十多年，和朋友闲聊，我还经常说：“我的性格是‘知青性格’。”
择偶
俗话说：“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在下乡和刚回城那阵子，恰是二十岁出头的年龄。按理说，正应该是寻找配偶、谈情说爱的时候。在我的心目中，确有几个值得爱恋的女子。但是，那时的我正处于点儿背的时候，哪有资格和勇气向她们表白呀！我的不利条件有三：一是家庭政治历史有问题。那时特讲“有成分论”，被看作是择偶的第一标准。有哪个傻丫头会情愿嫁给你，跟着你去背一辈子黑锅呢？二是工种不好，“陶马葫芦的”，人家一听就恶心。记得刚进厂时，到农场参加秋收劳动。人事科的讲，“谁干得好，就可以分个好工种”。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练就一手好农活，下乡后还当过“打头的”。农场的稻田有一里多长。割稻子时我把第二名远远地甩在后面。带队师傅来检查，稻捆整整齐齐，稻茬紧贴地皮儿，没有一颗掉落的稻穗。又领着大家来参观，都竖起大拇指。可是在分配工作时，却把我分到了供排水车间水道班。我再仔细一看，分来的不是出身不好的，就是没有门子的。三是家中一无所有。学徒两年每月工资只有二十四元，转正后也只有三十三元，是纯粹的“无产阶级”。
因为我是高中生，在入厂的新工人中年龄是最大的。车间领导和工人师傅都很关心我的婚事，争相为我提亲。但他们说你自然条件不好，就降低点标准吧。所以，有给介绍二婚的，有给介绍残疾人的。我想，若是找这样的，肯定让人笑话，宁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能答应。后来，还是车间党支部书记给我介绍了一个，是他的邻居，就是我现在的爱人。书记对她说：“庆先这个人不错，将来有发展，我可以打保票。”她和我见面后，又经过组织上的内查外调，才同意处下去。
我们订婚的时候，照相馆因为缺乏胶卷，每天只营业一个多小时，要起早去排队。我和爱人工作忙，又不在同一天休息，所以，从来没有照过订婚照、结婚照。结婚时单位不给假，只是利用星期天到沈阳走了一趟，当时叫旅行结婚。那时没有平价糖果，只好在沈阳买了几斤高价糖，又买了一些苹果。傍晚把亲戚朋友请到家，我们俩面对面啃了苹果，就算作结婚仪式吧。
痛苦的煎熬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多数年份，对于辽宁人来说真是够苦的。市场上极度萧条，商店里空空如也。每月供应三两油、半斤肉。那肉还尽是冻肉、咸肉和皮包骨的肉。记得1972年5月10日，徐向前陪西哈努克亲王来抚顺参观访问。那时我在石油一厂。厂里按上级要求，买了瓜果鱼虾毛线什么的，组织几十名职工，穿上华丽的衣服，拎着网兜装的东西在街上来回走动，以彰显抚顺人民经济生活的“繁荣”景象。
1963年以后，从我们家来看，虽然不像灾荒年那样靠吃“代食品”充饥了，但生活水准一直处于贫困线以下。1963～1966年，我在高中读书，实行寄宿制。月伙食费九块钱，粮食定量三十一斤，以玉米面和全麦粉为主。一顿两个窝头或黑面馒头，一碗菜汤。那时我是班长，吃饭总是晚一些。待我到饭桌边，菜汤凉了，盆里只剩下两个最小的馒头。
1974年，我和另外两个同志一起出差山东淄博和安徽淮南。到了山东真是大开眼界，自由市场农副产品应有尽有，而且都是平价。经了解，那里每年完成征购粮任务后，市场就开放了。辽宁哪有这好事儿，连小姑娘卖山里红，秤杆子都被攫了。我一下子就买了五十斤挂面和五十斤小麦。当天晚上，带队的老崔领着我们到老工友家做客。原来这位工友叫贾兴仁，是1963年从抚顺石油一厂调到山东支援胜利炼油厂建设的。老崔说：“你真幸运。这些年辽宁人真的苦坏了，你这步走对了。”贾说：“当时不愿意来，是硬逼着来的。现在看起来是因祸得福，躲过了一劫。”我们又来到淮南，那里东西更便宜。我又买了三十斤大米，一斤才两角钱。我背着这些东西到了北京，又给人代买十多双“大边鞋”。四个旅行兜背俩拎俩，过检票口还不能显得太重，否则是要被罚的。
1975年，我们几个同学到田文昌家小聚。田文昌，就是现在那个全国闻名的大律师田文昌。当时他家住在东七路基督教堂下面。家中几乎一无所有，只有小半袋苞米。我们来到街上，饭店都歇业了，只有东三路冷饮店还开着。进去一看，只有一种菜：凉拌海带丝。我们买了几盘海带丝，打了一壶生啤酒，拎了回去。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寒酸也是最有意义的一次聚餐。
1978年初，我上了大学。我是住宿生，月伙食费十五元，仍然是三十一斤定量。主食85%都是粗粮，副食还是以白菜、茄子汤为主，仍然不时有饥饿感。直到1982年大学毕业以后，经济生活才逐步好了起来。

雾梦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8-1 16:27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10

      乡亲们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对知青却是付出了真情。雾梦也深有同感~ 充满深情的文字，虽普通，但感人~ 谢谢

龙行天下

关于“那一年冬天”：
下乡点滴记心间，
几件小事清晰现，
赶车赶场感温暖，
最美狗肉把肚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