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21

路在脚下（九）

张重辉

参加打击经济领域犯罪
1982年我们毕业了。多年后证明，我们这些学员是合格的。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成为各车间的技术骨干，许多人在车间都是领导班子成员了。入学前我们这些人绝大多数是生产一线的工人，现在学习完成，都想找一个合适的岗位，于是都各找门路。我在厂里无一个门子，也就听任分配。我心中想，起码能回车间当个电工吧。但结果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校长周继远第一次找我谈话，问我毕业后有什么想法。我说服从组织分配，个人没有什么想法。他听了不置可否，没说什么。过了几天，他又找我去谈，问我去“经打办”可以不。经打办，就是打击经济领域犯罪办公室的简称。那时全国正在开展打击经济领域犯罪运动。按民间说法，这是个整人的单位。在十年动乱中，我这种出身的人一直是被整的对象，从来未曾想过这种地方会让我去。这回既然让我去，我就去吧。后来我想，这种地方，现在已经不吃香了，有门子的人都往技术岗位去，谁也不愿意去搞政治了，所以就让我去了。
在经打办，我办了一个案子。分配我与一位老同志老郭一起办案，当然是我跟他干，听他领导。但后来我想这个案子如果没有我，也就办不下去了。那时外单位经打办在查一个案子，那个案子涉及市燃料公司。在查燃料公司的案子时，办案人员发现在煤场的拉煤记录上，我们厂买煤的车中有外单位的车，于是就把相关材料转给了我厂。
我和老郭就负责调查这个情况。一开始，老郭对这个案子感到没有头绪，说这里搞不出什么名堂。我对他说，还是要到煤场去了解第一手材料。我们厂每年要从煤场拉几万吨煤，用于厂住宅区的几个锅炉房和厂内后勤用煤。这些煤是由厂总务科负责的，与生产用煤不是一个渠道。另外我厂的生产用煤主要是无烟煤，不用这种烟煤。每年进煤都是季节性的，即在秋天进煤，用于冬天锅炉。而进煤也都是在燃料公司的演武或二道等几个固定煤场，查起来应该不算困难。
我们先到煤场找到运煤的原始记录，抄录了新抚钢厂拉煤的登记。登记上有每个车的车号和拉煤的吨数。由于我厂有自己的车队，本厂车队的车号我们也了解，这些车号基本是相连的，因此其中夹杂的外单位的车也就很明显了。
一开始，老郭对这些车号没太注意。我建议先把这些拉煤的不是我厂的车的车号拉出单子，一共约五十多台。这些车拉的多为两吨煤。一台载重四吨的车为什么只拉两吨？应当查一查。我们就到交通管理部门去查这些车号的车主。车牌分黄牌和蓝牌，黄牌是货车，蓝牌是小车。所以有的车号反映出两台车，如果头一台车我们找到后一看是小车，还要接着找第二台。找到车后，还要找当班的司机，查清那天是给谁出车了，是否去拉煤，拉煤是给谁拉的。
经过几个月时间逐台车的落实，我们终于搞清楚了。原来住平房的居民每年在冬天快来临的时候，各家都要买煤，准备过冬用。而当时买煤对一个普通人家是件大事。好煤是不大好买的，于是我厂总务科负责买煤的老王就成了能人。认识他的人求他在煤场买点块煤，他满口答应，并收了人家的钱。在厂拉煤的时候，让人家找车去拉，从厂拉的煤车中夹带着就拉了。当然买煤的人不知道，以为是他老王从煤场开票拉的煤，而实质上是老王盗卖厂里的煤，总计一百多吨，每吨他收了人家二十元。事情搞清楚了，材料送交区检察院，后来他被判了刑。
老王是个工人，原籍山东，大概是1958年进厂的。第一个妻子离婚了，又在厂内找了一个女工，生活较困难。如果不是我认真，他的事是不会被发现的，也就是说是我把他送进了监狱。与这些年来那些腐败分子的大肆侵吞国家财产的现象比起来，他是有点倒霉。
这个案子办完后，我离开了经打办，去了厂计划科。在经打办，我还有了一个额外的收获，这是以后才体现出来的。当时厂里在干部岗位上的人，除了国家分配的大学生外，绝大多数是所谓的以工代干。我在经打办也是以工代干，可是后来要把在一个时间点以前的以工代干人员转变为正式干部。我在经打办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前，所以后来就转为了正式干部了，这为以后的工作调动打好了基础，当然这是后话了。

走上管理岗位
老王的案子基本清楚后，我就离开了经打办，到了计划科。那时计划科的科长是赵庆儒，副科长是田国贞。田国贞是我在高中时的同学，他把我要到计划科，让我负责经济责任制。
经济责任制是首都钢铁公司创造的，在改革初期是企业的一个很成功的经验，就是把企业内部的各部门的责任与经济利益挂钩。因此如何把企业内部的各部门的责任划清、量化，这对于长期大锅饭的中国企业来说是个新的工作。我到计划科不久，就让我到首钢去学习。
这是冶金部举办的一个学习经济责任制的学习班。在首钢举办，全国各钢铁企业都派人参加。那次我厂派了三个人参加——技术科的林仁灿、650车间的田工程师和我。技术科的林仁灿是“文革”前的研究生。那时我们厂有三个东北工学院的六五年研究生——赵玉森、崔福兴和林仁灿。赵和崔那时都是副厂长了，而林是技术科科长。
这次进京，是我自串联后的第一次进京，也就是十六年后的进京。那时北京已经与1967年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与以后的年月发生的变化比较，还是差得远了。1988年我到法制局后，经常进京，每一次进京都发现北京又变了。
学习班在首钢办了几天，日程安排得很紧，期间也组织了一次游玩，到香山。从北京回来后，我与田国贞就开始了全厂内部经济责任制的起草工作。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即在企业内部建立和健全生产、销售、技术、财务、劳动等各项专业责任制和领导干部、技职人员、工人的岗位责任制，确定各岗位的考核标准，并通过全面的经济核算来考核经济效果；实行经济效果同职工经济利益直接联系的劳动报酬等。我们厂采用的形式主要是指标分解，计分计奖。
我们把各车间、各科室的工作指标进行分解、量化，再逐个到各车间、各科室去谈，进行讨价还价式的谈判，最后把草案报厂部批准，批准后就下发实施。每个月我负责考核各单位的指标完成情况，按此来分配各单位的奖金。那时厂里的奖金是由上面，也就是由市体改委按我们厂的指标完成情况，核定我们厂一个月的奖金。我再按各单位的指标完成情况，核定各单位的奖金额度。后来人们告诉我，我手中的权力是很大的，关系到各车间的奖金，说我不会用自己手中的权力。
在计划科工作期间，除了负责经济责任制外，我还兼了全厂统计员学习的数学课辅导。那时的统计员中绝大多数是没有经过专业学习的，所以市统计局按照国家的要求，举办统计员学习班，要经过考试核定统计员的职称。其中有关数学课的辅导，就由我来承担。我经过三年的电专业的学习，数学底子是很好的，辅导这门课是有把握的。这个班办了几期，我也当了几期的辅导教师。由于这个原因，国家第一个教师节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张活动的门票，带女儿和外甥参加了在劳动公园的游园活动。
由于厂的奖金额度需要经市批准，因此我经常要到市体改委去。一次在体改委遇见了晓王，他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在体改委工作。我们闲聊天时他告诉我，我校同学任勉励在政府政研室第一产业处任处长。而勉励我是很熟悉的了，在农村时我在大队当报道员要经常去公社，他那时调到了公社工作，也就经常见面。我在体改委办完事后，就去政研室找勉励。那时他是第一产业处的处长，他坐着圈椅，面前大写字台。我说你这地方真不错。他听了后笑了，说不错你来不？我说来。就这样我们闲谈了一阵后我就回厂了。哪知第二天，他给计划科打电话找我，问我昨天你说的话算数不？我说什么话？他说你要到我这来啊，我说算数。就这样他开始到我们厂去调我了。那时从工厂到机关不困难，只要一边要人，一边肯放人，就可以办手续了。于是我先同科长谈了我要走的想法，说去的目的是为把我爱人的工作解决掉。那时她在矿建筑公司工作，劳动强度大不说，地点不固定，全市到处施工。我想把她调到我厂，可是那时我厂的效益好，想进来的人多，进不来。这样科长就同意放我了。还要经厂长批，因为计划科归厂长分管。厂长也是问我为什么走，我说了理由。他说给他一周的时间考虑。一周后，他说我真不想放你走，但是我厂的效益好，要进的人多，厂决定厂内职工家属一律不进，所以只好放你走了。就这样我离开了工厂，走进了机关。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22

路在脚下（十）

张重辉

杂忆篇
遥远的记忆——江苏同里
1946年，我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的同里镇。我的幼年和童年的一部分就生活在这里。我离开同里已经多半个世纪了，对于这个美丽的水乡，我还有一些遥远的记忆。
我是1950年跟随母亲离开同里来到东北抚顺的。在解放初期，东北建设需要人才，到上海等地招聘技术人员。我父亲就是那时随招聘团来到抚顺矿务局的。他来后不久母亲就带着我也离开同里到了抚顺。到抚顺半年多，抗美援朝开始了。抚顺要疏散人口，母亲就带着我又回到了同里。在同里住了半年多，经历了土改后，我们又回到了抚顺。此后再到同里，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大串联中。那时我自己又回去了一次，以后就再也没回去过。
同里，一个著名的古镇，如今的著名旅游地。但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个十分安静的地方。至今在我的脑海中还只有门前的小河、河中的小船、河上的小桥，以及雨水打在河面上的点点水花，还有打着彩色纸旗的游行队伍、“初七初八冬冬咣”的庙会等。彩旗的游行，今天想起来是庆祝解放吧，而“初七初八冬冬咣”是那时称当地庙会的通俗说法，或是孩子的说法。究竟是几月初七初八，我记不得了，而母亲尽管仍健在，可是已经患上了老年痴呆，我也就无法弄明白了。
那时家里有父亲、母亲还有一位太太，这是我对她的称谓。她是我父亲的婶奶，也就是我祖父的婶娘。父亲从小父母早亡，是由她寡居的婶奶带大的。我叫她太太，这大概是曾祖母的意思吧。太太膝下无儿女，是她把父亲和他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姑妈带大的。我出生时姑妈一家已经在上海了。父亲也在上海工作，平时不在家。因此在我的记忆中，同里的家中是很冷清的。除了我和母亲、太太外，还有一个女佣人，我叫她王家姆妈。
大概是在我三岁的时候，太太去世了。那天有许多和尚来念经。和尚们站成排，一块布放在肩上，不知怎么一来就披在身上了，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那是袈裟。那天晚上，我在楼上睡觉。睡醒后要下楼，找不到门了，急得大哭。但后来我对母亲讲这回事的时候，她说那不是太太去世，而是太太“起寿”。人死了以后，家里要摆寿台，上有牌位，牌位上书写先考（妣），牌位放在灵位中。三年后起灵台，把牌位烧了，叫起寿。太太起寿时是1950年，我们要到东北去，所以要“起寿”。
我的外祖父家也在同里，我记得我也曾去过。有一次好像外祖父的一个什么心爱之物被我放在什么地方了，大人们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后来在水壶中找到了。总之，那些还属幼年的事情，已经很少在脑海中留存了。
对同里记得较多的，还是土改时的印象。1950年11月，由于抗美援朝，我和母亲被疏散回到了同里。那时我四周岁，按中国老百姓的说法是五岁。我们先到上海，住在姑姑家，因为要过年了，姑父说在上海过年吧。而过年时，我又赶上出麻疹。正好姑父是儿科医生。过年以后就赶上了土改。家乡来人，让我母亲回去参加土改。我的家庭成分被划为地主，而且按当时的政策，我父亲叫“其他兼地主”，也就是说在土改时按地主，一段时间后（大约是半年吧）就按其他职业对待了。政策是这么说，实际上一直是按地主成分对待的。这影响了我们家，包括父亲、母亲、我和妹妹、弟弟，这种影响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结束。土改时对地主是要斗争的。同里是地主窝，大地主多的是，像我家这种小地主也就不显眼了。但母亲还是被叫去“交待”。交待时，地上画了两对脚印，一对脚印边写着“坦白从宽”，一对脚印边写着“抗拒从严”，叫你自己站进去。母亲识字，当然站到写坦白从宽的脚印里了。这些我是没看见，但当时听大人们说的，我就记在心里了。
在我的印象里有这样一个场景：在一间屋子里，有几个大人坐着，似乎很紧张，说是枪毙一批恶霸地主。这印象不知是真的还是听母亲说的，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但当时枪毙一批恶霸地主对地主们来说确实是个很叫人害怕的事。在我们家院里一起住的，还有一个叫二公公的，他是我外祖父的哥哥，也是个地主。有一次他说我摆弄了什么东西，我还说过他“你是秃头地主，我们家是其他兼地主”，似乎很懂事。这些都是后来母亲经常说起的。
土改时，要我们家交出什么东西，可能是钱。母亲说没有，于是允许我家变卖家什。我记得好像是卖了一些银器铜器之类的。卖的时候，我看见一双银筷子，很喜欢。这时有一个人说，就给戌官留下吧。戌官是我在家乡的小名，因为我属狗。后来听母亲说，这个人是组长。那个时候，母亲还被叫去倒马桶，但只有几次。后来不知怎么，还让母亲去参加会议了。参加会议是人民群众的事，地主是没有这个待遇的。因此母亲能去参加会议，我也很觉得自豪，见人就说我们也去开会了。过了半年多，我和母亲又回到了抚顺。
再到同里时已经是1966年了。那是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串联的时候，我到了一次同里。由于到东北耽误了上小学，我在文化大革命时刚好是高三毕业，串联时已经20岁了。那时我没有像年青的同学那样到韶山、延安等革命圣地去，而是回到了故乡看看。先是到了上海，看望了姑姑一家，又到了苏州看看大舅和二舅两家。在这两地分别住了一些时间。我又从苏州乘船到同里，回到我的出生地“寻找过去的影子。”
到同里后，一切幼年的景象又浮现出来了。毕竟我离开才十五年。只是觉得一切都变小了。到同里下船后，我打听到新驳岸怎么走，我知道我家的地址是新驳岸17号。有人告诉我到新驳岸要穿过同里镇。结果所谓的穿过同里镇，只用了十几分钟。我找到了自己的家。这里当时由王家姆妈住，他们夫妇接待了我。不管怎样，我也曾是这家的“少爷”。他们对我很好。我在这儿住了两天，王家老伯领我到茶馆喝茶，还领我参观了一个花园。当时我没记清叫什么。回到抚顺后，母亲对我说叫宁家花园，后来听说正式的名字是退思园。
从1966年我回到同里看看后，就再也没回去过。尽管我多次出差，但都没机会回去。现在退休了，有时间了，也有钱了。但开始是由于家有高堂，后来是小外甥缠身，我还是不能出远门。看来只好等将来有机会再到同里了。

好婆和孃孃
1950年我随母亲从苏州的同里镇来到抚顺。那时我只有四周岁，是个孩童。来了以后很生疏，不认识人。我在家乡时认识的小朋友没了，这里的小孩还欺负我，叫我是“小馒头”。以后我才知道，是小蛮子，他们叫南方人为南蛮子。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东北这个不怎么开化的地方的人把江南人叫蛮子，从文明的角度上讲，他们可野蛮多了。刚来时他们说话我也听不懂，只觉得他们说的话特别快。这句话还不明白，那句又出来了。以后在学习外语时，我想起了刚到东北时听东北话的感觉了。那是因为听了一句话后还要在脑子里翻译一下，这一来就觉得人家说得快了。当然东北话可比外语好学多了，不多久我就可以和院子里的小孩子交谈了，王宝丰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和他从那时起就在一起玩，一起上小学、中学，直到现在都是晚年了还有联系。
我们家来抚顺后，先是借住在父亲的一个同事家。不久后就搬到南台了。南北台是日本人留下的住宅区，大都是两层小楼。一个小楼分四个住宅单元。日本人住时是住四家的，我们则是一个单元分给了至少两家。还真是他乡遇故知，我们搬进了二楼，在一楼就传来了熟悉的同里话。一看原来是母亲本家的一个姑姑，也许是远了一点的本家。这样我就叫她好婆，也就是奶奶或姥姥的意思。好婆是和她的女儿、女婿住在一起的，这两个人都是知识分子，是解放时分配来的大学生。女儿在一个研究所工作，女婿在石油一厂工作。按照我们家乡的叫法，我叫好婆的女儿为孃孃，也就是姑姑；叫她的女婿为阿叔。阿叔也是我们同里人。同里是个小地方，人都认识，阿叔的父母和我父母也都熟悉，他们也来过抚顺探亲。我们来的时候好婆家只有三口人，后来生了三个孩子。大的是女儿，我只记得她的小名叫小辽辽，下面两个都是儿子，老大叫拓疆，老二叫卫疆。
开始的几年里，我们两家走动得很频繁，因为就住楼上楼下。几年后他们家搬走了，搬到了新屯，我们也就见得少了。不过每年也是要走动走动的。他们为什么搬到了新屯，我不知道，现在看起来是因为孩子多了，南台的一间屋子住不下了。而新屯分的住房大些，因为我随母亲去过他们新屯的家。
在我的印象中，孃孃年轻漂亮，而叔叔高大英俊，好婆则是个慈祥的老太太，总是穿着一件大襟衣服，冬天是黑色的，夏天是白色的，脑后挽个发髻，总是不停地做活。有一次我衣服上的一个扣子掉了，我要自己缝上，针从下面往上穿时，总是找不准扣眼，缝一针要试几次。好婆看见了就拿了过去给我缝了。她是一针就准，很快就给我缝好了。我对母亲说，好婆怎么用针这么准呢？母亲说好婆过去就是靠针线维持生活的，针线活能不好吗。与好婆交流是有点困难的，好婆的东北话学得是东北人听不懂，南方人也听不懂的。当然慢慢也就熟悉了，可是当熟悉了，我们也分开了。
到1957年，阿叔当上了右派，后来孃孃就到四川了。那时抚顺有不少人到四川，是去支援建设的。她是带着自己的母亲和两个儿子走的，阿叔带着女儿留在了抚顺。后来听我的父母说，孃孃是要求进步的人，为了入党，和阿叔划清了界限，离了婚，所以才离开抚顺到四川的。由于好婆走了，加上当时的政治气候，我们家与阿叔也就没什么来往了。
文化大革命过去了，阿叔的右派问题也解决了。他后来到了我市一个工业局工作，可能是搞技术工作。不过我只是听说，没见到过他。听母亲说，他这个人也比较死性，不怎么会来事。好婆和孃孃的情况，我们是一直没有消息。二三十年后，到了90年代，孃孃的大儿子叫拓疆的，从四川回到抚顺来看望他的父亲，也顺便来看望我父亲、母亲。拓疆讲了他们到四川后的一些情况，这时我们才知道，好婆已经死了，而且是上吊自杀的。因为她的女儿一直对她母亲不好，认为是她母亲的地主成分连累了她的进步，把自己的母亲逼死了，而孃孃到现在也没能入党。
我听母亲说，好婆是个可怜的人，虽然嫁给了地主，但是这个地主有了二房后，就把她们母女赶了出来。是好婆靠做手工维持生活，并供这个独生女儿上学的，不想落得这个下场。

知青淘吧

雾梦 发表于 2016-8-7 00:03
路真的是在脚下，知识就是储备——天道酬勤；有了储备，等在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
...

感谢雾梦版主的点评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8-7 09:26
工厂经历也难忘，
车间四年逍遥强，
五保房屋住几年，

多谢龙行超版的点评

张庆先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8-8 10:10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22

路在脚下（十）

所谓的“阶级斗争”不知伤害了多少好人。

张庆先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8-8 10:10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22

路在脚下（十）

我去过同里，那里比苏州还美。

张庆先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8-4 19:46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16

路在脚下（四）

那个年代，生活困难还算小事；怕的是说错话，上纲上线，一辈子可就完了。

张庆先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8-4 19:46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16

路在脚下（四）

那个年代，生活困难还算小事；怕的是说错话，上纲上线，一辈子可就完了。

龙行天下

毕业出来发展顺，
直到最后入府真，
当年老家有印象，
各种人物印象深。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8-9 08:10
毕业出来发展顺，
直到最后入府真，
当年老家有印象，

感谢龙行超版的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