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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一早一晚,在我们知青窑的硷畔边上,都会看到他的身影,硷畔成了他的舞台,村前的那片川地和天空成了背景。春天,川地上播撒下种子,眼见小苗一天天长大,他的琴声也慢慢变得柔和起来;夏天,地里的庄稼绿汪汪的一片,呈现出蓬勃兴旺的景象,他的琴声,也从枯燥单一的练习曲,变成了完整的曲子;秋天高粱红了谷子黄了,一派丰收景象,他的琴声日渐成熟悦耳……天空像个大幕布,天天变换着色彩,有时,湛蓝而平静,有时绚烂而多彩,有时阴云密布,不管天空如何变幻,唯有他的身影却不变,肩头一副担粪用的垫肩,头稍稍歪着,用下巴夹着琴箱,一手按琴弦,一手拉弓,身体微微晃动,一拉就是一两个小时。大伙也逐渐习惯了琴声陪伴,还说,到就是拉过二胡的,有基础,学起来就是快。也有人知道了他的家事,对他有了一份理解和同情,不再微词埋怨,还支持鼓励他,希望他有机会早日出去。
那天,我们正在后川地里刨红薯,忽然队长跑来找武建勇,说来了什么文工团的人。只见他扔下镢头就往村里跑,我预感他的机会来了。果然,是渭南地区文工团来招人。七十年代,中国文艺只有八个样板戏,武建勇分析了形势,觉得二胡派不上用场,改学小提琴,应了那句名言“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他真的成功了,迫不急待的办了手续,离开农村,到渭南地区文工团报到去了。后来大家都各忙各得,招到不同的单位,中断了联系。
七九年,我调到西安工作不久,收到一个同学李作元的来信,信中说,武建勇已于三年前过世。这个消息令我震惊。我算了一下,他去世时,只有二十四五岁。为什么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借回京探亲的机会,我约了一个程宏烈到他的家去拜望。他家就在西单附近的一条胡同里,狭窄的小院,简陋的平房。我们敲开门,他二姐和他母亲都在,她母亲的头发苍白,双目迷茫,腰背微驼,十分憔悴。屋子小,一眼就看见,迎面墙上,挂着武建勇面带笑容的遗像,桌子上,放着他曾经爱不释手,改变他命运的小提琴,黑盒子上面盖着紫红色的金丝绒,旁边摆放着几朵小白花,很是凄凉。落座,他姐姐告诉了我们这些年他的情况。
武建勇到文工团后,就是参加演出,配合乐队拉拉提琴,生活很平静,不久他看上一个吹黑管的女孩,想和她谈恋爱,遭到拒绝后,情绪一直低落,还是渴望回京和家人团聚。听说不少知青想方设法回北京了,那时,没有政策,想回北京比登天都难。于是,他给中国青年报、中央团委等部门写信、找关系,费了很大气力,还是没办成,心中始终承受着一种没有完结的,比山还重的思想压力。日积月累,无法排解,苦思冥想,他终于想了一个无比残忍的法子,就是自残,硬是把自己的一个手指弄断了,拉不成琴,逼着单位放人,辞了工作回到北京。
几年的折腾,和高度的思想紧张,已埋下了隐患,起初总是头疼昏厥,误以为是患了癫痫,殊不知,已是脑瘤晚期,无法医治,英年早逝,离开了最爱他的母亲和姐姐,酿成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
人生无常,命运多舛,生命脆弱,琴殇人殇,自文革开始,痛苦似乎是伴随他一生的影子,最后,变成恶魔,吞噬了他年轻的生命, 我有时常想,痛苦带给人的是什么?有的人把痛苦视为一种锤炼,经过凤凰涅槃,获得新生;有的人把痛苦视为成功的积淀,变不利为有利,成就一番事业;有的人把痛苦视为大负担,压得自己透不过气来;武建勇也曾在痛苦中沉沦过、沮丧过、挣扎过、努力过,奋斗过,但终究没有跨过那道我们知青一族大多都经历过的坎。痛苦可以造就人,也可以伤害人,武建勇没有走出苦难的折磨,人走灯灭。留给活着的人太多的思念、思索、痛苦、遗憾。我们同样走过风雨,走过曲折,走过苦难的沼泽,我们还活着,我们走出来了,比起来,我们是幸运的,是坚强的、是乐观的。想想许多逝去的知青朋友。我们更应该珍惜生命,珍惜生活,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
武建勇是我的同学,是我的同乡,一同上过课,一同唱过歌,一同喝过延河水,一同吃过小米饭,一同上山收过麦子,一同玉米地里锄过草,一同猪圈里垒过粪,一同进城卖过菜,一同担粪上过山……知青生活的岁月一生难忘,四十年,再祭斯人,琴声远去,余音袅袅,祝他黄泉路上,一路走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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