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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此谊 我的手机响了，电话里传出女高声：“源儿，我是周玲”，“啊，是周大姐呀！…”周玲是我下乡时的知青战友，也是我的“保护神”。 我出生在50年代末，父亲是一所大学（XX学院）的党委书记，母亲在院里做行政工作。小时候，我家里姊妹都在大学的附属子弟学校上学。在我9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抹去了童年的美好记忆。父亲作为“顽固不化走资派”被抄家、批斗、游街、劳改…，受尽折磨。记得“文革”初期，大、中、小学全部停课了，我作为“黑七类”子女被送入“学习班”，昔日的小伙伴纷纷加入了“红小兵”，我被孤立的失去了童年的活泼与自由。印象中，家里的窗户被大字报覆盖着，偶尔顺着风吹动着纸的缝隙透进些光线，家里除了板床，已经没有像样的家具了。后来父母被强制去了偏远的农村“劳动改造”，家里只留下我和姐姐，亲戚们不敢资助我们。那时候，最害怕的事是去学校，躲在教室里听着同学们玩跳皮筋、打沙包…，稍不留神还会挨顿骂，时间一长慢慢地学会了“忍”。 1974年，我面临高中毕业，“唯一的选择”是上山下乡。就在毕业前一个月，母亲托人悄悄的把我转到一个厂矿企业的子弟中学，没过多久，下乡的名单就公布了，我被分配在一个28人组成的“新建队”，全年级7个毕业班，每个班4人分别2男2女，4X7=28就组成了28人的知青新建队，男、女生各14人。在这28人中，我们班的那个女生我连名字都没听说过，那俩男生就更不用说了，其他班的唉…，全队27个知青没一个认识的，恐惧占据了我的整个心理。母亲抽空回来帮我收拾行李，临走前一天，母亲叮嘱我：“源儿，到了那儿，记住：无论谁问你父母是谁都别告诉，无论谁欺负你都不要理他，照顾好自己。” 1974年4月20日，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天刚亮，我带着不多的行李随着学校组织的队伍出发了，先是乘大约6-7小时的火车，又换乘卡车颠簸了2个多小时，等到达目的地村庄时，天已经渐黑了。这时我才发现原本28人的新建队，带来了近2倍的“送亲团”，有父母来送的，还有兄弟姊妹助威的，好不热闹。带队干部简单的和当地村长以及驻队老农寒暄了一会儿，开始召集大家伙儿开会。首先介绍驻队队长、老农和做饭伙计。然后宣布一项临时安排：由于知青住房尚未完工，知青及家属暂时以家庭为单位，临时居住在村民家中。接着带队干部开始点名报家属人数，当点到最后才发现，全队只有我一人没有家人陪送，会场出现不小的议论：这家人，孩子下乡这么大的事，竟然没一人来送，奇了怪了……。相互打听，没有人认识我，甚至有人以为我是哪家知青家里的小妹。任凭他们猜测，我始终不吭声，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无助的低着头，还好，有一对姐妹（是姐姐送妹妹）主动约我和她们住，算是抗过了最初的日子。但从那以后，我，就成了大家猜的一个“谜”。队里的知青，除我以外都是来自于同一家大企业的工人子弟，他们大都相互认识也比较熟悉，不过17-18岁的年龄比较逆反，更有好奇心。其中有个男生叫张扬，他脾气火爆，经常动粗，在男生群里说一不二的，他最大的兴趣就是让别人都顺着他。自从陪送家属离开后，他就不止一次的追问我家是哪儿的，我都躲开来。有一次，我拎着桶去井台儿打水，井边有几个知青在洗衣服，碰上张扬也在，见着我他大声吆喝：“喂，丫头，你家是哪儿的？…问你呐！”我不敢吭声，拎满水桶赶紧走，也许是不给面子惹恼了他，他抓起地上的淤泥“啪”地一声甩到我的后背上，硬生生的震得骨头疼，我头也不抬的加快脚步往屋里小跑，刚进屋，就听见张扬站在我们屋外大声嚷嚷：“反了你?你给我出来！”周玲在屋里，看着我气喘吁吁的，问道：“咋回事？”我红着脸说：“他问我家，我没理他，…”周玲二话不说，拎起地上装满水的水桶，推开门，照着还站在门口的张扬就泼了过去，那还用说，“落汤鸡”狼狈地跑了。从那以后，我便成了张扬的“眼中钉”，有事没事的“找茬”欺负我。比如：往地里送肥，他故意把我的筐装满满还拍瓷实，当众起哄让我挑；每当翻地卸土，他故意站在上风向，把土扬到我头上，那年头洗都不好洗；甚至指使队长安排我打扫厕所；经常对我指桑骂槐；还给我起了很难听的外号等等。对于所有的一切，我除了“躲”和“忍”别无选择。好在只要周玲看到，都会制止他，其他女知青也劝我别理他，这样的日子大概熬了将近半年。转眼到了秋天，地里收割忙起来了。有一天，收工回来吃过晚饭，屋外下起了毛毛细雨，我拿起扫帚弯着腰扫屋里的地，忽然右腹部一阵剧痛，我扔下扫帚挪到床边，慢慢的躺下，接下来连续的剧痛，我开始呻吟起来，不停的在床上翻滚着。周玲慌了，先是叫来队里的“赤脚医生”，接着女知青都过来了，男知青也都站在了门口，大家七嘴八舌地不知所措，突然，张扬的声音：“别瞎扯了，赶紧送公社卫生院吧。”说着开始指挥大家，有人拆门板，有人拿行李绳，有人拿着扁担，做成了再简单不过的临时担架。说句实话，我们下乡那地方是偏远山区特别穷，别说自行车，连架子车都没有，从我们知青队到公社有13里路。后来我听说，那天晚上，全队的知青都参加了，男生分成4人一个组，轮换着挑担，周玲和其他女生拿着仅有的几支手电筒，借着微光壮着胆子引路。每经过一个村庄，远远的就听到村里狗的狂叫，有女生害怕，男生们就会说，“别怕，别怕，有我们呢！”他们从路边的树丛找几根树棍分给女生“壮胆”。队里只有几把破雨伞，女生们换着给抬担架的同学撑着，而大部分同学身上都是披着塑料布。没有月光，顶着细雨，踏着泥泞湿滑的乡间小路，深一脚浅一脚的担负着躺在“担架”上的我， 13里路啊…。后来我疼得什么都不知道了。据说，到公社卫生院，大夫一看是知识青年，不敢“轻举妄动”，打了一针止痛针。好在公社有电话，叫了县医院的救护车，连夜给送到县医院，抽血化验初步确诊为急性阑尾炎。此事惊动了企业驻当地的带队干部，第二天，企业职工医院派救护车把我接回城里，随车的有周玲还有部分队里的知青。 经过职工医院专科大夫的检查会诊，需要立刻手术。那天，我躺在病床上望着天花板，肚子已经不是那么剧痛了。听说知青生病，有些家长也随回来的知青来到医院，小小的病房挤满了人，主治大夫还在给我讲道理：手术有风险，要我告知家长还需要家长来签字。其他家长也在劝我把家长叫来。我默默地不作声。听到周玲在跟大家说我：“她从来不告诉她家是哪儿的，好像不是咱厂的子弟…”。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着，这时，有位知青的妈妈附在我耳边悄悄问：“孩子，告诉阿姨，你是不是孤儿啊？”一句话，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抽抽涕涕地说：“不是，我有父母，我家住在工学院XXX地方，我妈叫XXX，我爸叫XXX”。“啊?...”在场的人都全都惊呆了。我家住的城市不大，学院与那个大企业相距很近，他们猜测“文革”前期，有个经常被戴着高帽游街的人胸前挂着牌上写的名字XXX的就是我爸爸。不一会儿，有知青去把我妈妈找来了，这是我下乡后母女俩头一次见面，抱头痛哭。之后很快做完了手术，医生说肠粘连严重，手术还算及时。要说在那个年代，那么偏僻的农村又那么差的条件，假如不是我的知青队友，有可能我就不在了，是他们救了我一条命！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们，手术后我就想，以后无论谁再欺负我我都不去计较了。说起来这些工人家长和子弟们，自从知道我家里的情况以后，非但没有歧视我，相反给了最大的同情和温暖。在这之后的三年时间里，我和我的知青队友们相处的特别好，我们相互帮衬，从未发生过任何矛盾，从这些工人子弟那里，我学到了善良、纯朴、诚信、仗义、包容和正直，可以说下乡的知青生活改变了我的性格，甚至影响了我的一生。 1975年，我的父亲被平反恢复工作了。1977年6月新建队的知青们都被他们家长所在的企业招工回城了，那一年国家恢复了高等教育考试制度，我通过复习考试如愿考上了外地的一所大学。 1995年，我接到周玲的电话，告诉我他们在组织下乡21年新建队知青聚会，问我能参加吗？当我出现在聚会现场，见到多年未见的战友时，眼泪不自觉的流了下来，我们高兴得像孩子一样相拥，叽叽喳喳的倾诉，我们照集体相，快乐的跳着踩脚的舞…，那一天觉得过得特别快，就在聚会接近尾声时，张扬突然大声叫我：“苏源儿，苏源儿”，大家顿时安静了下来，“你还记得我们大家抬你去公社的事吗？”我立马回答“当然记得！”他接着说：“要说当初没有条件…，现在你是不是应该请我们大家一顿呀？”我笑着说：“没问题！我请大家，就在咱这儿最好的酒店，怎么样？”谁知他转过头，对着大家说：“那太便宜了大家说对不对?我们要让苏源儿欠着咱们，欠一辈子，让她记一辈子好不好？！”顿时鼓掌欢呼声盖住了一切。这就是我的知青战友—我的工人大哥大姐们。转眼20年又过去了，我时常想念他们，岁月如梭，但知青战友的情谊已经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里了，我会铭感一辈子！ 作者 苏源儿 2015.10.25 于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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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15 1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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