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生活散记（重发）

龙行天下

                       (一)下乡

1968年5月15日，呼和浩特火车站人山人海，人群拥堵着一列即将起动的列车，无论如何也不肯放行。

车下，绝大多数人都是自发前来的人们，送别的是该市第二批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插队落户的150名青年学生。

自从1967年10月北京以曲折同志为首的10名知识青年自愿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富饶的泉)插队落户的消息在各大报刊媒体刊登后，呼和浩特各学校掀起了一派关注大草原、争先恐后报名上山下乡的热潮。当时的学生组织---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立即组织了学习访问团，前往北京知青的下乡地点进行实地考察和学习访问，回来后组织了第一批50人的下乡队伍。下乡地点系西乌旗东部的额仁高毕牧场。

当时的特点是下乡名额少，想去的人多。像我当时的身体自然没人批准。

当时的我是呼和浩特第一中学革命委员会里唯一的一个初中学生代表。正是踌躇满志，任什么都想做到人前的时候。上山下乡的消息一出来，我就认为可能是我们这辈人的必由之路了。因此，抱定了一定要下乡的念头。没人要我？咱自己想办法组队下去，看谁还能拦住我？

大概是春节过后不久，忽然听到自治区要召开安置工作会议的消息，特别是听说那两批知识青年都要派代表来参加会议，我赶紧以“想见见这些知青朋友”为名，向学校的军代表、也是校革委会副主任的教导员强行要求开了一张介绍信。到市里换介绍时，当时的呼三司中学部负责人----师院附中的呼尔查说：“干脆你就代表咱们呼三司去参加这个会吧。”于是我的身价倍增，高高兴兴地拿了介绍信去参加会了。

会上，接识了曲折一批的北京女知青王静植，还有68年11月份下乡的北京知青代表(名字忘了)，见到了呼市第一批下乡的知青代表托娅。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强行(因为安置办公室认为呼和浩特学生到锡盟下乡成本太高)要到了去锡盟下乡的100名指标!

会后的报名组织等一系列工作我就没再直接参与，而是由各级有关部门及一些高中生去做了。我只做过一件事：我们学校高中有一名叫王再平的同学，是我们这个初中班的辅导员，当时他报名后，在体检时(顺便说一句：我由于是下乡的组织者，自然连体检这一关也都免了)发现他心脏附近长了个大瘤子，于是准备不批准他下乡。我听到这消息生气了，居然提出“用脑袋保他”的意见，现在想想，要是老王真的在乡下犯了病，那我的罪过该多大啊。当时还有一个遗憾，是我们初一有一个女孩，父亲是自治区一级的首长，当时被打成什么“蒙修特务(?)”之类的， 女孩为争取下乡甚至写了血书，却最终没有获利批准。现在看可能反而是幸事，但当时对姑娘的思想冲击肯定很大，估计她一定伤心了很长时间。

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工作，呼和浩特市和自治区的领导又先后组织了接见和赠送礼品(好像主要是“红宝书”和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终于定下了5月15日乘火车出发的日程。

大概是这一批下乡的人数比较多，估计在宣传上也特别起劲，反正到了出发的这一天，火车站上挤满了欢送的人群，一些没有获得批准的学生下决心要随队出发，很多家长洒泪送别尚不知愁滋味的孩子们，更多的同学拥抱着自己的战友嚎淘大哭，火车被人群拥挤得一再延期，根本无法起动。

无奈，指挥者宣布：今天都不走了!上了车的我们又下车重新集合，并接到暗地通知：“明天某时到离呼和浩特向东12公里的另一小站白塔车站去上车。”要求大家绝对保密。

16日上午，大家终于成行了。

我一上火车，发现一名知青手上缠着纱布。询问下才知道是同一处下乡的师院附中学生刘文兵，马上和他热烈地侃起山来，以至于根本没注意到火车是什么时候开的，车下的送行人群又是怎样的一种状况。

火车当天到达集宁后，大队人马下车住宿，同时到集宁老虎山的革命烈士墓前宣誓。

次日开始换乘大卡车，记得中途曾经休息过一下，我们发现路边有蒙古包，于是纷纷跑进去看希罕。那位热情的牧民做了一大锅奶茶请我们喝。我从小不喝牛奶，端起碗立刻感到一阵恶心，差点儿就吐了出来。一想“还得在牧区呆一辈子呢，这点儿困难都克服不了吗？”一闭眼，咕咚一声硬灌了下去，居然没事!现在是时间一长喝不到奶茶还想得不行呢。

奔波数日，大卡车把我们送到了下乡的公社----西乌珠穆沁旗的吉林郭勒公社。在公社被集体安置住在了公社的招待所，又办了三天的学习班，好像是学什么“划阶级”的文件。

在公社，看到很多马匹，有的知青会骑马，就借了来骑。我看得眼馋，也借了一匹看起来挺老实的高头大马，刚骑上没几步，马儿就自顾自地溜达开了，我一慌，脚套进了马镫，脱不出来了。好容易碰到一个过路人，求他把我的脚从马镫里脱出来，赶紧骑回去把马还了。

第四天上午，各生产队派人来接我们下队。很快，牛车、马车什么的都来了，纷纷接了自己队的知青离开了。

我所到的生产队离公社最远。来接我们的居然是马队。牧民们一人骑了一匹牵了一匹赶到公社，十五匹配备好马鞍的马儿打着响鼻，等待着自己的新主人乘骑。

会骑马的知青兴奋地飞身上马，我们这些不会骑的也只能战战兢兢地在牧民的帮扶下爬上马背，小心地揪紧缰绳，在原地试着走了几步。

不知是谁先带的头，马队突然开始奔跑，所有的马自然而然地随着大队撒开了欢。我拼命地拽着马缰绳，也控制不住马儿的奔跑速度，幸亏马上想明白了马儿是不会自甘落后的，于是索性放开缰绳，抱住鞍桥，任马儿去追赶大队。昏头胀脑地跑了不知多长时间，马儿突然停了下来，才知道目的地已经到了。

江苏地子

佳作，欣赏、、、

龙行天下

我在草原上有过多次迷路的经历，不过今天记得最清楚的只有下面的三次：
第一次是在刚下到生产队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那天早上我到生产队队部找当时的领导班子主任满都拉谈一名知青插包的事，同时接到通知叫我到公社去参加一个会。我想：“刚从公社下来的，记得没什么叉路。”就一口答应下来。说完话，出门骑上我的那匹被队里人称为“铁马”的老马，向着认准的公社方向，信马由缰地出发了。不几步，突然一阵疯狂的狗吠惊到了我的马，那马立刻撒了欢在奔跑起来。我立时不辨方向地晕头转向起来，只能竭力控制着自己别从马背上掉下来。一会儿，大概是跑得远了，那条狗放弃了追赶回去了，我好容易勒住了马，开始辨别方向。奇怪的是，当时我们离开生产队队部、也是方圆几十里唯一的土房不过百十来米，房子应该就在我的视界之内，我却楞是什么也看不到。只能由着马儿缓步随意行走着，直到离房子不到十米的时候才突然看到了队部的所在。然后再从队部重新向公社出发。牧民们目睹了整个过程，背后一再悄悄地问其他知青们：“你们的‘答拉嗄(蒙语“领导”的意思)脑袋是不是有病啊？”
这次迷路还没有完。当我刚刚拍观上了一座山包，已经隐约能看到前面那座最高的坡，感觉再后面就是公社所在地的时候，我的老马突然无缘无故地发疯般拐向另一个方向飞跑起来。这匹老马是生产队唯一的“牧主”本人的坐骑，一直特别老实听话，所以生产队领导才专门连同牧主的一套银制鞍具一并配给了我这个知青的“头头”(因为这批知青是我亲自跑到的指标组织下来的)。老马一发威，自然是勒破了嘴唇都不停下来，我只好再次任它去跑了。一路横向(指与去公社的方向正好是90度的角，这当然是后来才知道的)奔跑，老马直跑到一口水井前才突然站下。我这才想起：自从那天这马分配给我，自己居然一直忘了给它饮水!可井边当时没有打水工具，老马站了一会儿，才极不情愿地移动身子，自动把我带到了公社。到了那儿给它饮水时，它居然一下子喝了三大水斗子(每个水斗子都和一般的洋铁桶差不多)!
第二次迷路是一帮知识青年一起迷的。
那是下乡第一年的夏天了，全队定于晚上集中到一户牧民家去开什么“划阶级”的会(当时批判乌兰夫没有对牧民发阶级成份)。散会时已经至少有十二点多了。七八名知青就商量着一起回生产队的土房子去凑合一宿，也好不耽误第二天的劳动---编柳笆(一种用来拦羊圈羊的用具。用柳条编成高一米二左右，长约一丈的样子)。
刚离开那个蒙古包不久，大家就集体迷路了。原因是通过一阵激烈的辨论，大家居然一致认同“月亮是从西边出来的”，佐证居然是“因为太阳才是从东方升起的”!这方向一反，根本就不对了。不一会儿连月亮都不见了，天地一片漆黑，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这下子大家可是越走越觉得不对劲。于是，我向大家讲了“老马识途”的事，大家就一起跟着我的“铁马”慢慢地走着。突然，我的马站住不动了，拼命看才发现已经到了队部土房子的后山墙。
第三次又是我一个人迷路。
那已经是初冬时分了。一场小雪把山川完全盖成了白色，地形地貌好像一下子全都变了样。
那天晚上，当马倌的知青老侯带着我去不远(也就二三里吧)的井边去饮马。我记得穿了一件羊羔皮的蒙古袍，脚下是镶牛皮的马靴。
当天的风很大。直从川里刮过来，送来了刚打下的青草的芳香。此时的山外，草已经全部枯黄，而山里的草却仍然有一丝绿意。但山里缺水，我们当时还驻扎在山外的漫坡处，只有等头场封山大雪下来后才能搬进山去。所以，当我们饮完马准备回自己的蒙古包时，老侯很不放心地问我回得去回不去(这时他早已翻身上马，我却还在哆哆索索地在勒马肚带)。我想这么几步路应该没有问题，就让他先走一步。也就过了五六分钟，我也上马了。刚跑几步就觉得不对劲。这时我骑的不是那匹识途的铁马，而是给我配的另一匹小花马。这匹马有腰身很软，骑上去非常舒服，就是不大听话。此时它喷着响鼻，冲着草山的大路狂奔起来。我明白它也是闻到青草的香味了，所以才那么不听话的。幸亏这马的嚼口软，不几下就被我拉得转了向，乖乖地听我摆布了。可这时我却找不到自己的蒙古包在哪了。月亮只有一牙，星星也非常稀少，天好像雾蒙蒙的，什么也看不清。那些平常已经相当熟悉的山坡好像都成了一个样子。徘徊许久，我终于放弃了努力，下马把缰绳和嚼子摘了下来，再解下自己长达三丈的腰带，连成长长的一条，一头仍然笼在马头上，一头拴在自己的手臂上，给马上好了脚绊子，让它在一旁啃草，我则卸下马鞍，挡在风头处，自己把皮袍脱下横铺地雪地上，再把自己裹了进去，就那么睡了小半宿。等到天开始亮了，我才发现，原来离自己的蒙古包只差了一道山梁。幸亏那天不算太冷，我睡的又是个背风的斜坡，不然估计今天就没法给大家讲这个故事了!

苦辣酸甜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4-18 08:04
我在草原上有过多次迷路的经历，不过今天记得最清楚的只有下面的三次：
第一次是在刚下到生产队的第二天或 ...

再次拜读佳作，依然感动。

雾梦

     随着文字去了解龙版的知青生涯， 悠悠往事细细品读，真情实感源于肺腑。

龙行天下

                   (二)插包

马队到了生产队的队部，这是生产队方圆几十里之内唯一的一处土坯房，一排七八间的样子，西侧是一间大库房，大约占了两间，接着是办公室两间，一间会计占用，一间队领导开会用，中间是一个过厅，也占了一间房的位置，过厅向东的两间屋，是计划让知青们住的。队领导还在院子里搭起了两顶崭新的蒙古包，包里专门为知青设置了三寸多高的木板地面，上面铺着雪白的新大毡，它把整个蒙古包的西、南两面都占上了，靠西南角还旋转了一个颜色鲜艳的小木柜，中间是新装的铁皮火炉，火炉旁是一只崭新的木桶，约有一米多高，上口较小，下面则较宽些，那是用来搅拌酸奶的器具。西南角则是同样崭新的木制碗橱，还有一只木制锅架，上面是一口乌黑锃亮的铁锅。这当然也是为知青们提前准备好的。
原来，这个公社去年听到有大城市的知识青年要来插队，赶紧提前做好了各种准备，一次又一次地到旗里去抢知青，却由于上几批知青都已经提前选择好了好插队的地点而没有成功。最有意思的是公社食堂当时为迎接知识青年的到来包了很多的纯肉馅饺子，结果知青们没来，放在大号水缸里冻了一个冬天，到我们来时才开始陆续地吃掉了。我们生产队的准备工作当然也做得非常充分。
谁想得到，这批知识青年对这些现成的安排并不满意。几乎所有知青都一致提出强烈要求：“我们是来和牧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怎么能脱离群众住队部呢？”那时候我还算是这个生产队插队知青的带队人，于是接我们的队领导、书记满都拉就问我的意见，我看看天色还早，就要求“今天就把我们分下去吧。”于是，生产队领导紧急磋商后，按照男生一人去一家、女生两人去一家的安排，把我们下队的七男八女十五名知青分别领到了“自己的”家中。同时，也为每名知青配备了自己的专用马匹，鞍具则仍然先借用当天使用的那一套，新的鞍具则是过了几天陆续采购回来给大家配置的。
分配给我的，是一匹老马，大家都叫它“铁马”，棕红色的毛，墩墩实实的样子，据说已经十岁出头了。这是从生产队唯一的牧主家没收回来的马，同时没收的还在一套银饰打造的鞍鞯，于是我有了知青中唯一一套银鞍具。
接我回家的是这个生产队的贫协主任，叫来宝。他是从军队复员后来这个生产队落户的外来牧民，汉语说得挺好，应该也是为了照顾我这个一句蒙古话也不懂的知青小头目吧。
再次骑上马，我随着这位四十出头的“阿爸”来到了自己在草原上的家。
一顶破旧乌黑的蒙古包，一位健壮欢乐的“阿妈”，几个欢蹦乱跳的弟弟妹妹。我一下子就被融入了一个热情洋溢的牧人家庭。
阿妈身体肥硕，脸上永远是那么欢乐。即使在她有事紧绉了眉头苦恼时，只要是对了我说话或做事，也一样是立刻展现出她特有的笑容。
大弟弟叫窝热金，从小就是一个放牧的好手，后来当了生产队的武装民兵，还获得了“神枪手”的美誉。
二弟白乙门德，一条胳膊得过骨结核，有明显的瘘管和伤疤，却从来没耽误过干活。
大妹是个受气包，一天到晚地挨着骂，干活一点不比别人少。我当时对她倒还是一视同仁，她也喜欢经常来找我撒娇。可现在我却居然想不起她的名字了。汗颜!
三弟吉日格勒，似乎是家中最受宠的孩子，我在的那几年似乎没看到他干过什么正经活。
小妹妹叫索乙拉，汉语是“文化、文艺”的意思，我们下乡时她还的襁褓中。
这就是我在草原的一家人。
98年下乡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带了儿子回第二故乡省亲。全家只见到了已经年迈的阿妈。她变得瘦瘦的，腰明显地佝偻着，看到我只是一个劲地流泪，抓住我的手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我请人为我们照了一张相，才知道她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专门看望我的，一会儿就要随同来的车回去了。那些妹妹先后出嫁，弟弟们则跑到外公社去打工，原来他们长大后太爱喝酒，把自己的畜群全喝光了，不得已才外出去给他人家里当牧工了。至于阿爸，早在我回来前的好几年前就已经去了天国报到，愿他在那里能够安息。

龙行天下

           第一次做饭的经历
我这个人自小就是个马大哈。对任何事情几乎都是浅尝辄止，从来不会主动地去认真观察或细心体会。由此造成的遗憾多得数也数不清了。
那是下乡后第一年的秋天吧。好像是因为统一进山打冬储草，我们这批知青由于生产劳动的需要从各自居住的牧民家搬出来，集中到大队为知青专门购买的蒙古包里居住。于是就有了知青们轮流做饭的需求。
有一天，知青们都有活要干，早上起来吃了早饭后，一位女知青大姐对我说：“今天你给大家做饭吧。”并指给我哪里是米，哪里是盐什么的。我觉得“这太容易了。”随口答应下来。
大家都走了。我开始琢磨弄饭，记得看别人做的捞小米干饭好像最容易做，正好包里有小米。“就是它了。”起身洗好了锅，把小米从口袋里挖进饭盆，用水洗了几遍，就直接倒进了开水锅里。不一会儿再用用笊篱捞出来放到铺好了笼屉布的笼屉上，再放到锅上去闷。很快就闻到了米饭特有的香味。“成功了!”我得意洋洋地把米饭放到一旁，又炒了个什么菜(好像是野葱炒野百合？似乎还放了几根肉干？)。
同学们回来了。大家坐下后，纷纷默不作声地吃开了。我也弄了一大碗，才一咬，感觉牙齿“嗄崩”一声，再嚼几口，仍然是这个感觉。
“今天的米里怎么这么多砂子啊？”我奇怪了。昨天吃怎么就没这感觉呢？想想那米口袋并不是到底了呀。奇怪!
“你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肯定是忘了淘米了吧？”一位女知青抬头看着我说。
“淘米？我淘了呀。我淘了好几遍呢!”我仍然理直气壮得很。
众知青都笑了。还是那位女知青开口了。她让我把自己的“淘米”动作给大家表演了一下。结果是差不多所有知青都笑得喷饭了。
“你那哪叫淘米啊？顶多就叫个洗米到头了!淘米是要把米顺水流一起放出去，才可能在勺子中剩下米里那些砂子啊。……”
我傻了：“敢情还有这么一说啊？”
从那以后，我才开始注意起做饭的一系列窍门来。直到后来去队办小学做了食堂管理员，才在专业炊事员的指导下真正开始学会了一些做饭的本事。

龙行天下

            头 一 天 放 羊

我们这批知识青年是1968年5月到达的插队地点。先是住到牧民家里，当年深秋则分到了自己的羊群，男女生各一个蒙古包开始了独立的放牧生涯。
除了部分知青被分派到其他活计而分散居住外，在蒙古包中居住并承担放牧任务的，女生是三名，分别是一名老高二的达斡尔族大姐托玛，一名老初一的蒙古族姑娘哈斯其木格和一名同样是老初一的汉族姑娘丁戈。男生稍微多一些：有特别被选中当了马倌的老初三知青侯军，有老初三的蒙古族小伙----女生哈斯其木格的亲兄长----哈斯巴特尔，有老初二的汉族知青宋志疆，老初一的汉族知青白元柱，这三位是真正放羊的，再就是我这个凑数的了。
说我凑数，一点也不假，自从下乡时顶了个“带队”的名号后，下乡后的第一年，我一共也没干过多少活，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到处开会。队里的知青们都特别踏实，因此也根本没人愿意去关心这种事，我倒成了队里知青们的“会议专业户”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直到大雪封山后很久，我都没有正而巴经地放过一天羊。其实我在蒙古包里也有闲暇的时候，但朋友们都说冬天的羊不好放，不让我去。
终于有那么一天，早上起来后，至少在山沟里是感觉“风和日丽”，天气很好。我就提出一定得去放上一天羊试试。那天恰好是哈斯巴特尔和宋志疆二人去公社采购生活用品，侯军则早早去了马群，白元柱又要扫羊粪(用以烧火取暖)，还正好给了我这个机会。白元柱就同意了。
临出发前，白元柱不厌其烦地反复告诉我：“一开始一定要让羊群顶风前进，不然到晚上你可就回不来了。”我不以为意地有一搭没一搭答应着，高高兴兴地牵上那峰高大的骆驼(冬天生产队给每户放牧的社员配备一头骆驼，因为马匹在雪地中很经不住折腾)，带着一种说不上是自豪还是玩耍的心情赶了羊群上坡去了。
一到了山坡上，感觉立刻变了。北风像刀子一样刮了过来，硬得几乎不敢面向它。羊群懒散地被强迫着顶风缓慢前行，一边啃食着雪中那点枯草裹腹。
我牵了那匹大骆驼，在羊群后面从一头走到另一头，目的只有一个：不让羊群停下来，更不能让它们改变行进方向，必须让它们顶风前进。
这天，我身上的配置应该可以说是全副武装了：头顶是包得严严实实的草原帽(用羊皮制成，状似一个四方形，对角折叠后成三角形裹到头部，从前面看只露出脸部，四围是一圈羊毛，后面的薰成黄色的羊皮)，上身是羊毛长达一尺有余的大“皮德勒(就是皮袍子。‘德勒’是蒙古语叫法)”，下身是同样厚毛的皮裤，脚下则是崭新的“毡疙瘩(用羊毛经锤打等特殊工艺后制成的毡靴)”。这身装备抗寒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拖着这一身沉重的装束走路，就显得有些滞重了。
我大概是上午不到九点的时候赶了羊群出发的。约摸着好容易熬到了十一点多点，眼看着羊群终于被我驱赶成了理想的扇形，散开在一片向北向西的坡地上开始静静地吃草时，我的疲劳感强烈地涌了上来，两条腿立时觉得好像再也走不动了。
“大概现在赶得差不多了吧？”我心里这么宽慰着自己，转身把牵着的骆驼拉得卧下来，让它的一侧顶着猛烈的北风，自己则躲到它的背风一侧，倚着它宽大的双峰，坐到它的肚子旁边。立刻，一种风轻云淡、艳阳高照的舒适感觉涌上心头。我好像很快就眯上眼，犯起迷糊来。
舒服了顶多有半个钟头(弄不好只有一刻钟？)，猛一睁眼，羊群已经全部回到了我的身边(刚才可是我在坡上，羊群在坡下，离着我最少也得有五十多米的距离，而且向下去的势头似乎非常稳定啊!)。
手忙脚乱地赶紧爬起身来，再度开始了赶羊群改为顶风的历程。这次可没那么轻松了!大概羊群是习惯了一旦回头就再不改方向？或者是羊群也感受到了顺风的舒适？反正这回是任凭我连踢带踹外加怪叫嘶吼，那些平素何等乖巧柔顺的羊儿们却是毫不理睬地顺风向回走着。
没辙了，我心里思谋了一下：“就这么走吧。反正走上一段总能再赶回来吧。”于是就骑上骆驼随羊群顺风走了一段。然后再赶到羊群前头堵住了它们前进的道路，开始又顶了风往回赶。
这次大概是它们走了不少顺风路，觉得该再吃点草了吧，羊群开始扭过头慢慢地啃起了草。虽然速度慢，好歹方向是转过来了，我也就不再着急了。慢慢跟在羊群后面监督着，驱赶着这群我从来没发现居然还有“脾气”的羊群，一步一挨地移动着。
不知不觉中，天开始黑下来了。我第一次发觉冬天的天怎么黑得那么快。这时候的我早已没有刚出发时的兴奋，感觉到的，只有“筋疲力尽”四个字。
就在我感觉似乎要连家在哪都找不着了的恐怖时刻，白元柱突然出现在我的身旁。看着他熟练无比地吆喝着把羊群快速赶往家中的情景，我只觉得浑身紧绷的情绪突然放松下来。这才有功夫问他怎么会来接我。他笑笑回答：“早上嘱咐你的时候就知道你得这样。第一次放羊掌握不好时间很正常嘛。你又是个迷路健将，不接能行？”说得我脸都发热了，幸好天黑。
吃了这次教训，后来的我自然好了许多。但这第一天放羊的经历却永远地驻留在了我的心中。

苦辣酸甜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4-22 10:33
头 一 天 放 羊

我们这批知识青年是1968年5月到达的插队地点。先是住到牧民家里，当年深秋则 ...

人生有许多的第一次，第一次的事会让人终身难忘。

寒秋

凡事都有第一次，往往第一次经历的事物都是刻骨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