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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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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23 15:57: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雷午寨主 于 2021-12-23 16:10 编辑

逃离

回弄岛路上——贺赛与弄岛交界处1975年_副本.jpg 一队水塘边_副本.jpg

    下乡第三年起,在同学中议论的就不是如何干好工作了。大家心里最想的就是“怎么回家?”。
    确实,“九一三”之后,不少同学都离开了兵团,连户口都不要了,跑到部队去当了兵;一些同学的父母“解放”出来,也因各种理由回了城;上大学推荐也越来越难,知青不说,老职工的孩子也加入了竞争,一人一票的计票方式,使大的家族占了很大的便宜,知青被推荐的比例越来越小;“困退”办起来也不容易,谁家里是独子?没有几个。看来只有“病退”一条路可走。可是,谁愿意有病啊?这样五花八门的“制造”病情的方法就大量出现了。

    我是75年想到办理“病退”的,这时,成熟的办理方法,已经被更多的人用过,成功率将近一半。探亲在家,遇到哥哥学医的同学来玩儿,说起我还在云南兵团,很是诧异,于是就给我出主意,让我去试试办理“病退”。我半信半疑,就跟着他去了医院。听他说,北京批准病退有一个杠杠,分着几类病,一类病是只要确认有这几种病,随到随批。让我办的就是这一类“病”——糖尿病。
    那个年代,食物匮乏,有谁得这种“富贵病”啊,说了谁相信呢?就因为少,所以容易。此病诊断两个指标:尿糖、血糖。只要这两项高,医院马上就开病情证明,报到“知青办”一准批。去之前,他先对我讲了糖尿病的“症状”,让我熟记,就是“三多”——吃、喝、尿多。这好办,反正医生不会一天到晚跟着你,只要嘴说就行了。
    化验是个大问题,尿里含糖,正常人你吃的再多,到尿里也没有多少了,只能作假。在他的“指导”下,我准备了一个眼药瓶(那种塑料的软瓶)清空后,洗了几遍,他给我装了一瓶葡萄糖液(就是医院输液剩下的瓶底),开了化验单后,带着我去厕所,用量杯接了尿后,告诉我“你把葡萄糖滴进尿里,一滴就是一个加号,最多滴三滴。”而后我拿着作了手脚的尿液,战战兢兢送到了化验室。果真,化验结果是“三个加号”;化验血就麻烦多了,第二天早上,要空腹抽血,他让我准备一斤白糖,带到医院,在抽血前,用杯子盛好白糖,倒了一点儿水,让我一次吃掉,我本来就爱吃甜食,这个不难。完全吃掉后,他看着表,过了半个小时,就让我去抽血。这样检查结果,空腹血糖果然超出正常值好多。我拿着化验单找到了医生,医生也很诧异,我那么瘦,怎么会有这种病,可是化验结果又是明明摆在那里,而我口述的“症状”又都符合,就给我开了患有“糖尿病”的诊断书。第一关,就这么轻松地闯过去了。回到家,我和哥哥赶紧写了“病退申请书”连同医院诊断书一起,交到了街道“革委会”。街道那些人大概是第一次见到患“糖尿病”的申请,那时,一般人都不知道这种病,还问我什么症状,我只得又把自己学来的糖尿病知识给他们普及一遍。亏得有人看过病退的三类病明细,就说了一句“这是一类病退,赶紧报上去!”我听到后,心中暗喜,千恩万谢告别了他们。
    第一步,走完了。于是,赶紧准备东西回云南,经过十几天的长途奔波,我又回到了瑞丽。回去上班的第一天,我就向领导汇报说,自己得了“糖尿病”,要办理病退。由于我以前在营里相当活跃,打球、干活,活蹦乱跳的,乍一听,连我也要办理“病退”,大家将信将疑,多数都不相信我是真病。我只好装病,不上球场,不去下田、上山,做出一副病人的姿态。为了装得像,我每个月要跑一趟师部医院,去取治疗“糖尿病”的药品,第一次去师部医院,带着灌好葡萄糖的眼药瓶,顺路买了一斤白糖(好在这里生产白糖,不要本也不要票)。到了师部,住在招待所,第二天准备好眼药瓶,吃好一斤白糖,就去看病,医生正如我预料,问我吃没吃早点,我告诉她没吃,于是她给我开了化验单,让我去化验血和尿,我看时间已经到了半个小时,赶紧跑去验血,抽完血再去厕所,这下子可能多滴了一滴,尿糖查出四个加号,等血糖结果出来后,那个女医生定定的看着我,可能她也奇怪我的指标会那么高,接着又问了我的工作,听到我在机关后,就松了一口气,嘱咐我千万不要累着,一定要按时吃药。我心中充满了愧疚,脸都红了,医生又说,“你先别急着回去,多在这里休息几天!”我更是觉得无地自容,赶紧离开了医院。
    回到营里,我又写了一份“病退申请书”附着师部医院的诊断证明,交到了团里。这件事办完,就开始了我“休假”的幸福生活:今天想去上班,就去办公室,干点儿事儿,不想去,干脆在家里看书,这样图书室里的那些书,几乎被我翻完了。以前,天天上球场的人,这时连球场都不敢去了。特别是面对关心我的那些老同志,嘘寒问暖,自己更是觉得惭愧无比,真是度日如年。
    果然,不愧是“一类”病退,回到营里才两个月,北京的公函就到了团里,让对我进行“病情复查”。于是,我又动身去师部医院,把前次的事情,又重复一遍。只是这次“尿糖”是三个加号,那个女医生还告诉我“病情有好转!”我拿着诊断书及化验单,回到团里,交了以后,认识的几位参谋、干事,都安慰我“好好养病,争取痊愈”。就连场长都来看我,问我生活上又什么困难,需不需要增加营养。这些让我感动不已,又羞愧难当。
    转眼,过了春节,师部认识的同学打电话告诉我,我的“病退”,北京市已经批下来了,可以准备办理回家的手续了。我心中暗喜,这下子,就不用整天装病了,心想马上就可以回北京了。可是,等了一个月,其他病、困退调函批回来的同学陆陆续续都接到了通知,一个个都办好调动,走了。可我的通知一直没消息。于是,借着每个月一次去师部取药,我又到了师部,一打听,原来分局(师部)调来了一个副局长董玉华,是个成都知青,盈江(13团)调来的。在分局党委会上提出来“知青,只要提了干部,就不再享受知青待遇,‘困退’、‘病退’都不准回城!”那些刚刚“解放”出来的老干部,虽然知道她的意见不对,但对于这些位子还没坐稳的人来说,谁也不敢站出来反驳她的观点,就因为她的一句话,好多像我一样的知青干部,就都卡在了分局(师部)。我听到这个消息,就找到了原来我瑞丽总场(11团)的老场长陈秀贵,问他是否有这回事?老陈是分局局长,党委书记,一把手。他是师部改分局时的副政委,由于师部改为分局后,局长从昆明回来出了交通事故,去世了,他就接任了分局的局长。老陈告诉我,我的函早就来了,就是因为党委对放“知青干部”走不走,意见不同意。所以,迟迟没通知我办理手续。叫做“议而未决”,党委还在讨论之中。看来,我回家还是有希望的。我无奈只有乖乖的回去了。
    回到营里,才得知,跟我一起被“卡住”在分局(师部)的还有女三中的两个同学,一个是老师、一个是会计(文书),她俩都是在我的回函之后到达分局的。她们也通过同学了解到自己的函被“卡”,就找到了我,所以,我的任务就艰巨了,每次去分局,都是代表三个人去呼吁,去发声。但这个董玉华很强势,在分局历次党委会上,把这一问题上升为“是否坚持上山下乡路线”问题,使得别人无法为我们讲话。这样,问题就一直拖了下来。
    转眼间,到了四月份,北京传来“天安门事件”的消息,兵团已经彻底改为了农场,师部也正式以“农垦分局”面世。分局里又出现了“大字报”,几位老干部又被戴上了“复辟干将”的大帽子。也巧了,《参考消息》里登载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青年糖尿病的寿命 不超过五年”,我看到后,奉为至宝,将其剪下,贴在硬纸壳上,只要上级机关来人,就捧着给他们看,嘴里说着“我已经没有几年的活头儿了,不让我走,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这样,赢得了所有人的同情。去分局医院取药时,我又找了陈局长,跟他讲,“你留我在这里,也是有私心的,因为这里北方人少。老劝我留下,调到分局来。可是,你看分局到处都是你的大字报,你的命运还不知道是什么,把我留下还不是让我陪着你挨斗。还不如让我回去,与家人再活几年。”一个是那篇文章触动了他,再有社会形势也让他提心吊胆。老陈对我表示,下次开党委会,我提出“知青的病退、困退回城是国家的政策”谁也不能更改。让大家表态放你们走。我听了这话,心里觉得老陈还真的硬起来了,还是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啊。
    五月、六月、七月、八月,四次去分局,都没得到结果,我的心也一次比一次凉了。每次看着老陈渐渐衰老的面容,我实在不忍心再用我的事去麻烦他,给他添烦恼,每次去分局有意躲着他,生怕他为了我们再惹麻烦。
    就在我几乎失望的时候,谁知道,柳暗花明,九月三日,突然总场同学打来电话,告诉我,我的“病退”函,分局批了,已经到了总场;四日又打来电话,说总场已经托人将函带回营里,晚上就会到营里了。听到后,我高兴的差点儿蹦起来,终于要回家了!
    9月5日,一大早,我就敲开了分场主管军务、干部的祁文根副场长家的门,告诉他:我的“病退”批下来了,赶紧给我办手续。他揉着还没睡醒的眼睛,问我:“真的吗?我怎么没听说。”我告诉他是谁带回来的,昨晚就交到了军务参谋小方的手里,今天正好有拖拉机进城,我要去办理户口、粮食关系。一听这话,他急忙穿好衣服,跟着我去敲小方家的门,小方与北京女六中的一个知青结了婚,很熟的,一敲门他就打开了门,看见我们,就问有什么事儿?老祁就说,你赶紧给春生办手续,他赶拖拉机进城。小方莫名其妙说,办什么手续啊?我就问他昨晚总场有一个公文袋,你接到没有?他连忙从桌子上拿出来说“是啊!就是这个。”我拉着他,往办公室走去,边走边说:“就是这个,你到办公室打开,给我办转户口和粮食关系的证明。”到了办公室,打开一看,就是我们三个人的调动手续。看到这个,老祁就说,赶紧开,春生要赶拖拉机。说罢,他就回去了。不一会儿,我就拿着证明到机务队,坐上了去往县城的拖拉机。
    大约十点半,我已经到了瑞丽县公安局,将户口迁到了北京,又跑到粮食局把粮食关系转到了北京。拿着两个介绍信,跑到县邮局,用双挂号把它们寄了出去。心中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心里想:我又是北京人了。……
    时光荏苒,当我再一次踏上瑞丽的土地,已经是1991年了。见到那些当年关心过我的老干部、老工人惊诧的目光,我坦然地告诉他们,我当年是“假病”。他们也都谅解我的“造假”,只是说“我们都因为你不在人世了!”可见当时我手中的“参考消息”骗了多少人。
    多么好的人啊!我想到那时大家对我的关心、照顾,心里感慨万分,在那个时代,为了回家,自己违背良心,弄虚作假,欺骗了大家,赢得了大家的同情、关心、呵护。等到知道当年受骗之后,又大度的给予原谅。这就是我们的老师——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老师。
    我这个城市的孩子,来到边疆、来到农场,经历七年半的磨炼,最后——逃离了那里。有历史的原因、有社会的原因,总之这就是五十年知青史里的一个片段。……

                      写于2018年8月17日星期五

欢迎来到《彩云之南》——我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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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2-23 16:14:0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张照片,是在等待“病退”结果时照的;
第二张照片,是转完户口后,回一队在鱼塘边照的,
都是在1975年。
欢迎来到《彩云之南》——我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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