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创业队 十七 李凤兰晕倒了

陈维新

十七、李凤兰晕倒了

第二天也就是九月十八日，吃完早饭后我和史长明便去文化馆，路边的大喇叭播放着县革委的通知。

“通知，通知，县革委会重要通知，要求全县各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包括外来办事的所有人员，下午一点准时到县中学广场集合，召开毛主席逝世追悼大会。”

大喇叭一直反复播报着县革委会的通知。

来到文化馆，华老师对我们说；“下午早点去，谁也不许迟到，文化馆不做组织活动，你们自己去就行。”

下午我们四个早早就来到了县中学，在大门口的外面摆着几张学生桌，桌旁坐着几个工作人员。后面竖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外来工作人员登记处”，我们登完记后，工作人员发给我们每人一块黑纱和一朵小白花。

广场上已站满了人，排成长方形的方队，面向西方。我们进院后寻找位置，后面已经排满了人，这时过来两个工作人员指定我们站在前面。县中学的地势较高，站在广场上，可以瞭望宽阔的黑龙江及周围的房屋。

我站在第一排，透过一片低矮鳞次栉比的房盖，看见国营旅社就在前面。平时走路感觉很远，可是站在这里看的却是那么清清楚楚，仿佛就在眼前。旅社的房顶上趴着两个民兵，驾着一挺机关枪瞄向黑龙江的对岸。

广场的前方矗立着一根高高的旗杆，半降的国旗在微风中垂落悠荡，整个会场庄严肃穆，鸦雀无声。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不落的红太阳，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这颗巨星的陨落举国悲痛，我们的心情非常难过和沉重。我低着头恭恭敬敬地站着不敢随意张望，太阳高照，微风习习，衣角随着风向忽起忽落自由的摆动着。

黑龙江的对岸静悄悄的和往日一样的沉寂荒芜。我们依旧肃穆笔直地站着，不敢东张西望只能目视前方，望着国营旅社房顶上的那两个民兵和那挺机关枪，我心想如果老毛子的坦克真的开过来了，他俩能顶住吗？一炮不就把他俩干飞了吗？、、、

想到这里我心中泛起一阵焦虑，开始有些担忧。我们的边防部队驻扎在城外，六十八团还那么远，县城不就失守了吗？我的脑海中马上浮现出老毛子的士兵端着枪，躲在坦克的后面，嚎叫着向国营旅社奔跑的画面。“轰！”地一声，一颗炮弹飞向国营旅社，坦克的炮筒冒出白烟，国营旅社的房顶已被炸出一个大洞，黑乎乎地冒着黑烟，那两个机枪手已不知去向、、、

忽然，我的脑海里又闪出一个古怪的疑问，黑龙江那么宽，老毛子的坦克是怎么过来的呢？是军舰运过来还是临时搭桥？、、、那我们的大炮肯定会炸毁他们的军舰和浮桥啊。

忽地，我的脑海里又变换成另个一画面，六十八团的知青们，同仇敌忾，浴血奋战，他们在寒葱沟一带铸成一道铜墙铁壁痛击敌军。而我们创业队的这些人也会拿着枪在丛林里与敌人周旋。听老人说，老毛子笨，没有我们灵活，他们的眼窝深陷，看不见两侧，傻不愣登的往前跑。所以我们要不停的拐弯跑，绕到他们的后面，然后，一枪干掉他们、、、我的脑子里不断的幻想着勾画着，一个又一个不着边际的浪漫而又刺激的故事。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双腿不时地悄悄的变换着重心。我用眼睛的余光向两侧瞄了一下，其他的人也都是肃然地低着头默默地站着。时间仿佛静止了，空气好像也凝固了，万籁俱寂，整个世界都在沉默。我低着头静静地看着衣角在微风中忽上忽下地翻动着，等待，等待、、、

忽然，我感觉队伍的后面有些骚动，继而传来一阵悄悄地嘈杂声，我本能地转过头，不敢转动全身，因为离得远也没有看清楚。

我旁边的一个人悄声说；“晕倒了。”

这时场外的几个工作人员跑了过去，抬着那个晕倒的人踉踉跄跄地往外走。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看见是一个女的，辫子拖地，她身上的花衣服非常眼熟，再仔细一看，原来是我们队的指导员李凤兰。没想到她那么重，那四个人很吃力地扯着她的胳膊和腿。大门外停着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一阵急促的汽车发动声传来，随后便消失在远方，送往医院去了。

会场重又恢复了安静，我们依旧这样笔直地站着，一动也不敢动，也不知道还要站到何时，我觉得后背有些酸痛，两条腿都有些麻木了。李凤兰由于悲伤过度，再加上长时间的伫立，疲倦虚弱，以至于休克晕倒。忽然，我心里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她是不是装的？这也是一种解脱啊。”

三点整，操场上的高音喇叭响起了低沉的哀乐，我们立马振作精神，全神贯注地听着。国家副主席王洪文主持仪式，华国锋总理致悼词，大家悲痛不已，有人在悄声地抽泣，当念到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哭了。长空哀默，江河哭泣，他老人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当高音喇叭里宣布“追悼会”结束后，抚远县城的上空骤然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紧接着县城内所有的大小汽车以及江岸边的船只都跟着鸣起了喇叭。总之，所有能发出声响的此时都在鸣叫。沉痛的哀悼响彻宇宙，整个世界都在轰鸣，以极其庄严和隆重的方式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辞别。

追悼会结束后，我们四个人一起来到了医院，想看看李凤兰怎么样了，刚走进走廊就听见崔永杰在高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我们进屋后他也没有什么反应，还在继续地唱着，那条腿仍然高高吊着，王涛过去掀开被子看了一眼，马上又放下，捏着鼻子转过脸去，一副作呕的表情。

“又拉了？”戴士杰满脸地厌恶。

王涛眉头紧蹙默不作声。

也不知道崔永杰拉了多少，满屋的恶臭，熏得我都快要窒息了，忙和史长明跑了出来。

我们没有见到李凤兰，向护士打听，她们竟然瞪着迷蒙的眼睛说“不知道有这回事。”既然没在医院，想必也不会有什么大事，于是我们也就放弃了寻找。

这些日子我和史长明忙着在文化馆画画，医院那面也就很少去了，王涛和戴士杰他俩白天轮班在医院护理崔永杰，晚上都回招待所睡觉。

崔永杰躺在床上成天就是唱歌，除了‘东方红’就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对王涛和戴士杰的问话不理不睬，有时饭也不吃，就好像不认识他俩似的。

戴士杰说；“我怀疑他是不是得精神病了？”

王涛回应到；“嗯！我也怀疑他好像得精神病了。”

史长明惊讶道；“卧槽！他要得精神病可麻烦啦。”

戴士杰嘿嘿笑了两声说；“就好像不认识我似的，看他的那个样子，我都有点害怕。”

“是！嘿嘿嘿、、、那逼养的有点神叨滴，真他妈的挺吓人。”王涛讪笑着说。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还都是毫无血缘关系，性情飘忽不定的年轻人。时间长了，王涛和戴士杰渐渐地失去了耐心，没有了刚来时的那样细心和周到。护理崔永杰的任务也变成了应酬，一天喂三顿饭是不可推卸的工作，喂完饭就很难再见到人影。

由于他俩的疏忽和缺失，崔永杰的大小便时常拉在被窝里，浑身沾满了粪便，臭气熏天。开始他俩还能擦一擦，可是后来次数多了就烦厌了，每逢遇到这种事就假装不知道抬腿就走，留给第二天接班的那个人去擦。下一班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心生怒气，你不擦，我也不擦。如此这般的恶性循环，心照不宣的这班推下班，谁也不愿收拾。而且对崔永杰的态度也变得尖酸生硬，骂骂咧咧的。

崔永杰被他俩奚落得也毫无办法，只能无言以对，可是又不能反驳或顶撞。在强势面前只能是忍辱含垢，逆来顺受。

渐渐地崔永杰在心理和情绪上逐渐产生了对抗和排斥。有时饭也不吃，话也不说，对王涛和戴士杰的存在视而不见。精神上似乎真的有些问题了，躺在床上无所顾忌地大声唱歌。其实我知道，崔永杰是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愤懑和不满，他是在用歌声来提醒人们的关注，宣示自己的存在。

后来医院的大夫和护士也看不下去了，就向曙光公社的领导挂了电话，如实反映了崔永杰目前的护理情况并要求公社领导尽快处理。

龙行天下

追悼会上思绪多，
有个女生晕倒了，
病号护理成凑合，
医方要求换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