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丢钱风波 李连长宣布了放假的日期后,就回家准备年货去了,什么出工点名啊,什么劳动学习呀,统统没人管了,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准备着,九号一到,立马走人。 七号中午,吃过饭后,哈尔滨的几位哥们围坐在南面的那铺炕上玩扑克,四打一带天三,赢烟卷的。要回家了,大家都挺兴奋,一个个吵吵把火,叽叽歪歪,如果有谁出错一张牌马上就会引起内战,同伙之间相互指责和相互埋怨,一会喊一会骂的。周围还围着一群看热闹的人。 胡明发好像想起来什么,抬头向对面他的上铺看了一眼,然后便放下手中的牌说;“等一会儿。” 他爬到对面的上铺把他的衣服拿了下来,站在地中间掏着上衣的口袋喊道;“我的五块钱不见了。” 丢钱是件很大的事,尤其是在集体宿舍,对此大家都很重视,王涛,杨文举,王爱民,胡凤志,高喜军等也扔掉手中的扑克牌忙围过来询问,他们都是哈尔滨的知青。 胡明发一手拎着上衣一手翻着兜盖说;“钱就放在这个兜里,我把衣服扔在我的行李上,咱们玩了这么一会扑克、、、”他看着大伙一脸无奈地说:“完啦,没啦。” 与此同时大家的目光一齐扫向了还在上铺躺着的杨勇。 杨勇是抚远县的知青,铺位与胡明发挨着,胡明发的衣服扔在行李上,而杨勇一直就在旁边躺着。 “我可没拿啊。”杨勇身上盖着那件破军大衣,声音虚弱无力,大家谁也没有吱声。 哈尔滨的那几个人聚在南面的炕上,觉得杨勇的可疑性比较大,因为那件衣服就放在他身边的行李卷上。 过了一会,王涛爬上梯子对杨勇说;“杨勇,咱们都是一个队的,你看,这马上就要快过年了,回家谁都需要钱,如果是你拿了现在就把钱拿出来,我敢保证谁也不会怪你,咱们还是好哥们,你看怎么样?” 杨勇还是矢口否认,无奈王涛只好下来了。人家不承认又没有什么证据,谁也没有办法。大家躺在炕上沉默不语,事情到此似乎也就终止了。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是令人始料不及。 下午三点多钟,杨勇从上铺悄悄地下来,开门出去了,这是他从午饭后到现在第一次下来。大家都在炕上闷闷地躺着,闭目养神。王建城却不声不响地起身,穿上棉大衣悄悄地跟了出去。 这小子脑袋大确实有心计,他算计好了时间,轻手轻脚,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厕所。此时,杨勇正在烧着一张纸。 王建成假装视而不见,漫不经心像没事一样的回来了,进屋后他也没有像发现新大陆那样的兴奋,而是非常沉稳平静地,不慌不忙地对还在炕上躺着的那帮哥们说,他看见杨勇在厕所里烧东西,可能是在烧钱。 这个消息犹如一根引芯点燃了大家心中的闷雷,顿时愤怒了,情绪都很激动,待杨勇进屋时全都围了过去,质问他;“干啥去了?” “上厕所了!”杨勇的神态有些慌张。 “上厕所烧啥东西啊?” “没有啊,什么也没烧啊。” 这时高喜军从外面跑了进来,连呼带喘的说;“烧了,在厕所里,我看了是钱。” 大家都很气愤,“你咋还不承认呢?走!咱们一起去看看。” 说着他们几个扭着杨勇的胳膊,像押犯人似的把他拽到了厕所,结果厕所里真有一小辍纸灰,仔细辨认,还能看到上面有影影绰绰的图案,在事实面前杨勇无话可说了。 回到屋里王涛指责杨勇;“一开始就跟你说了,把钱拿出来咱们还是好朋友,可是你却把钱烧了,你看怎么办吧。” 如果杨勇马上承认错误并赔偿,也许事态就不会再继续发展了,可是他什么也不说,也没有任何表态,木讷的站了片刻,然后就像没事似的漠然的转身爬上了梯子。 大家正在等待着他的表态,然而他却无视大家的存在,这种委琐的无礼态度,像是火材扔进了汽油桶里,“嘭”地一下子把大家心中的怒火燃烧了起来。 杨文举追过去,嘴里喊着;“你说怎么办呐?”一把将杨勇从梯子上拽了下来,杨勇跌倒在地上。 大家群情激奋,实在是忍不住了,一哄而上,连吼带骂,连拳带脚的一顿群殴。压抑的怒火终于爆发了,愤怒的打骂声惊天动地,传到了那边的女生宿舍,戴新迪和刘景芝等几个女生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奋力阻止了殴打。 傍晚,哈尔滨的乔德军,王爱民和张宝来大哥等几个人从公社回来了,买了一些罐头和酒,哥几个坐在南面的炕上,点燃蜡烛,端着茶缸子开喝了。 当时我正在食堂,乔德军喊我;“旭东,干啥呢,过来喝点。” 其余的几个人也跟着喊;“快点过来,喝点。” 我应允着放下手中的活,端了一碗咸菜也加入了酒席,明天就要回家了,大家都很兴奋,几杯酒下肚情绪更加亢奋,音调高,嗓门大。 乔德军小眼睛,头发从后脑勺转到头顶上,抹着头油又黑又亮,说话慢声拉语的一句是一句。此时已是醉意朦胧,举着茶缸子说;“旭东,你到哈尔滨干啥都行,我天天请你下馆子。” 王爱民端着缸子说;“行,旭东,你去哈尔滨,二哥也请你、、、来,咱们干一口。” 我不会喝酒,白酒可真辣,嗓子眼感到火燎似的,半缸酒下肚就迷糊了,眼皮沉重,一头倒在被卷上。感觉天旋地转,模模糊糊中好像他们几个爬到上铺向杨勇要钱,高涨的情绪在酒精的烘托下,激发了雄性好斗的本性,在上铺又把杨勇打了一顿,据说折腾了大半宿。 第二天早晨,我们看见杨勇的脸胖肿得变了型,眼睛像鱼泡似的高高鼓起。哈尔滨的那哥几个,早上起来时酒醒了也恢复了理智,谁也没有再提钱的事,看到杨勇的那个样子他们似乎也感到了有些过分和理亏。哈尔滨的这帮哥们谁也不吭声,迅速地洗脸刷牙,吃完早饭后,便匆匆忙忙地拾掇着包裹,悄声地走了。 下午,杨勇的二哥从县里赶来了,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的消息。他二哥什么话也没说,把杨勇的行李用麻绳捆好扛着就走,杨勇穿着那件露着棉絮的军大衣,低着脑袋,一副无精打采颓废的样子,跟在他二哥的后面,那形象就像是电影里的俘虏。 咳,可气又可怜,从此以后杨勇再也没有回到过创业队,我们也再没有见到过他,有关他的所有信息也随着销声匿迹。 任何事情的发生和发展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假如杨勇当初灵活一点,把钱拿出来放在胡明发的铺上,佯装找到了,即便是心照不宣也不至于发展到这个地步。再假如,事情确认后,杨勇应该承认错误,赔偿损失,这是最基本的道德标准,然而这些应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做,居然还把人家的钱给烧了,在情理上怎么也说不过去。引起公愤也是理所当然。 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质变。高涨的情绪必然要以某种方式发泄出去,此时最佳的传导方式或许只能是拳脚了。这里无需说谁对谁错,事态的发生和发展自有其内在的因素和规律,只有完成了它特定的程序,矛盾才能圆满化解。 青春躁动期所有的过错都含有天真烂漫的成分,即便是上帝知道了此事,也会哈哈一笑;“儿童游戏”。 原谅他们吧,因为他们都还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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