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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考试 公社下来通知，要求报考教师的人员，明天到公社办公室李主任那里报到，下午在公社学校参加考试。 第二天我们报考的这些人员相继赶到了公社，我来的比较晚，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李主任坐在办公桌前说； “来了，参加考试的？” “是的。”我回答。 李主任我们认识，他是从公社学校调过来的，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还在叫他李老师。李老师很和善，脸上总是荡漾着慈祥的微笑。 他把一张白纸和笔在桌子上推到我面前说；“写一下你的姓名和年龄。” 在我的印象中凡是遇到填表的场合，都是工作人员边问边写，所以我推诿着说；“李老师你写吧，我的字不好看。” 李老师微笑着没有说话，眼睛望着白纸用下巴努了两下，示意我执行，那意志不置可否，我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了姓名和年龄，然后把纸推到他面前。 “接着写，‘民族’。”李老师看着我写的字说，继续传递着他那不可动摇的意志。 “汉族啊！”说着我就要写。 “不是让你写汉族，而是把‘民族’两个字写上。”他又接着说。 于是我又在下一行写下，‘民族；汉’。三个字。 李老师拿起纸看了一眼说；“这还行，刚才你前面来的那个人，也是你们创业队的，叫什么“钱久海”，我让他写民族两个字，他竟写成了“民主”，嗨！这样的水平还考什么呀。” 我一下子明白了李老师为什么非要我写上“民族”这两个字了。 时值中午，在公社食堂见到了我们队的那些人，吃完饭我们就来到了学校，还没到时间大门紧闭。门前有好几伙人在等候，东一堆西一伙地闲聊，我发现除了我们创业队的知青以外，还有很多农民。 在我们旁边有一伙人，其中有一个人嗓门特别高，我转头看了一眼，觉得有些面熟。 那个人说；“我和老闷子水平差不多，他呀也就比我高那么一点点。”他用食指和拇指比量着有半厘米的样子。“如果老闷子稍一迷糊那就是我的了！——”最后一句话的语调往上一挑来了个长音。 我们几个人听着不约而同地笑了。 “是二零一村的。”钱久海说。 这就是中国的农民啊，永远也摆脱不了自高自大，幸灾乐祸的劣根性，总是在幻想着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做梦娶媳妇的美事。 考试开始了，我们走进教室，按照考号找到了自己的座位。题目不算难，写一篇叙述文，填空及划分句子成分等。有几个农民在抽旱烟，室内弥漫着辛辣的旱烟味，有几个女生被呛得咳嗽，后来被监考老师制止了。 考完试我们到六十八团团部找了一辆顺路车，傍晚回到了创业队。 我去县里办事顺便到广播站去看望刘跃，县广播站在刚进入县城的西侧，建在南山的小半山腰上，进入大门有一段很高的石阶。刘跃见我来了很是热情，把我领到他的寝室，室内有两张床，红色的地板，门口有一个木制的刷着绿油漆的洗脸架，上面挂着毛巾和香皂盒。窗户前有一个大写字台，一个大哥哥坐在椅子上背朝着门伏在桌子上正在写东西，他转过身来很客气的向我微笑着点了一下头。他的头发很长，上身穿着蓝色的中山服，下身是一条黑色的廋腿裤子，一看就知道是个老浙。 我坐在刘跃的床上，眼睛却被那个老浙所吸引，他在写什么呢？我听说杭州知青中有几个能写书的，难道就是他吗？望着他的后背我心里不由得升起一股羡慕和敬佩之情。 他的写字台很大，上面堆码着像小山一样的书籍，令我大为惊奇。这么多的书啊！都是些什么书啊？我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那堆书，真想过去摸一摸，刘跃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用手碰着我的胳膊小声说 ；“别动，别动啊，人家不让。” 刘跃的宿舍与我们创业队相比，简直就是个皇宫，相比之下我们的宿舍其实就是个大车店。 中午，刘跃留我在他这里吃饭，我欣然同意，来到食堂，吃饭的人不算太多，加上我也就七八个人。主食是萝卜馅的大包子，蒸的大马哈鱼块，还有炒菜。这伙食对我一个乡下来的人，简直就是皇上吃的满汉全席。 我恭维地对刘跃说；“你们的伙食可真好哇。” “这是很平常的。”他轻描淡写回答。那神态似乎就是很随便的家常便饭。 这种标准的伙食，对创业队来讲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够吃到，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吃完饭又回到刘跃的寝室，他沏了一大缸子茶水，我俩聊了一些创业队的事情，下午一点多钟了，刘跃说有事我就走了。 广播站的地势较高，抬头就能看见那条宽阔的光亮亮的黑龙江。它始终是那么的耀眼，大气恢宏。每次见到它都会让我有一种豁然开朗，怦然心动的感觉。 我顺着坡路往下走，刚走到旅店门口，忽然听到高音喇叭传出来铿锵有力的口号声，我转过头循声望去，一列车队在招待所门前的那条路上，由东向西缓慢地开了过来，街道旁两边有很多人驻足观望。 哦！原来是游街的，我兴奋又好奇地站在旅店的台阶上看热闹。前面是一辆宣传车，车帮两侧贴着大幅标语，上面有三个民兵驾着一挺机关枪半伏在驾驶楼上。 车上的大喇叭反复播放着口号；“抓革命，促生产，誓将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到底！” 后面跟随着五六辆汽车，每辆车上都有一个罪犯。最让我震惊的是，第三辆车上的那个罪犯居然是“吴佳友”，我最要好的同学。他被五花大绑，胸前还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绺窃犯”，两边各站着一个挎着冲锋枪的民兵。 吴家友身上穿的还是上学时那件黑色的棉大衣，他站在车上仰着脸东张西望，好像是初来乍到的游客在观赏着市容市貌。 突然，我俩的目光碰到了一起，吴家友惊讶得目瞪口呆，张着嘴，眼珠子瞪得溜圆，直愣愣地注视着我。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如此偏僻而又人地生疏的小县城里居然能遇见到我，而且还是以这样的方式，这让他很没面子。当他确认出真的是我时便迅速的低下头去。 我也是惊愕得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甚至怀疑是不是虚幻的错觉。猛然间我打了一个饱嗝，喷出一股浓浓的大萝卜味，马上意识到这是真的，刚刚在刘跃那里吃的萝卜馅的包子啊，等我反应过来时，车队已经拐弯经过县革委顺着上坡开过去了。 我惊呆了，这是怎么回事呀，吴佳友怎么会在上面？自下乡以来只有在船上见过他，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他的音信。我听说他在海清公社亮子里大队，可这好好的他怎么就成了罪犯了呢？这太意外了，简直是不可思议，我躺在旅店的床上不停地抽烟，心烦意乱。 忽然，我想起来王桂琴的哥哥在县民兵指挥部工作，好像是个队长。我和戴士杰曾在她家吃过饭，认识她哥，她妈妈很热情拿我们当孩子看待。我想去找他了解一下情况。 晚上我去了王桂琴家，她哥哥知道我的来意后说；“没啥事，他们那几个人都没有事”。 接着他向我介绍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呀，在刚刚到海青亮子里的时候，吴佳友曾向人吹牛皮说；“我八岁走向社会，九岁开始掏兜。” 其实我了解他，那时我们天天在一起上学，走什么社会呀，更不会掏兜啊，之所以这么说，我想他是在向人炫耀他的厉害，免得别人欺负他。这本来就是一句吹牛皮的话，然而却传到了公社民兵那里，引起了公社领导的注意。 县民兵指挥部根据县革委的指示精神，为了配合春耕生产，搞好社会治安，威慑不稳定因素，同时也是为了迎合国内的大形势，组织了这次的严打活动。可是县里也没有什么罪犯啊，经过研究决定在海青公社和向阳公社，挑选了几个有点传闻或挑尖带刺的人物作为典型。 听到这里我不禁感到有些哭笑不得，吹牛皮也犯法啊，太不可思议了。 王桂琴的哥哥又说；“他们在看守所是好吃好喝的，明天就送他们回去了。” 吴佳友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上学时我们整天粘在一起，他们家哥五个，他排行老三，绰号“三榔头”，形容拳头硬。 他家有五个大小伙子，饭量大，供应的口粮不够吃，所以他家把细粮与人家兑换成了粗粮。天天吃玉米面大饼子，他妈贴的大饼子在左邻右舍那可是一绝呀，喧软香甜，褐红色的嘎巴，咬一口香酥脆响，上学的路上他一手拿着大饼子，一手拿着咸菜嘎达，吃得可香了。 我记忆最深的是他家养了一条大黑狗，拴在房头的菜园子里，过年时把它杀了，皮毛给老头做了褥子，剩下的那副骨架舍不得扔，头颅连着胸骨白花花的一副连挂，整个挂在房门旁的墙上，正对着院子的大门。那副丑陋的骷髅跟魔鬼一样的狰狞和恐怖，我每次去他家，看见那两个空洞的大眼窝和龇牙咧嘴的头颅，吓得我心惊肉跳的不敢进去，站在大门外使劲地喊着吴佳友的名字。 这副骨架反复炖了无数次，开春的时候骨头被熬得煞白煞白的都酥了，才依依不舍地扔掉了。 我俩在一起那是天不怕地不怕，有一次在平安电影院看电影，与另一伙人发生了冲突，吴佳友突然从黑色棉大衣的怀里，抽出一根有菱角的军刺，那伙人吓得四处逃散。还有一次，我俩在铁路商店门前闲逛，忽然我看见了“大宝子”——我的仇人。这小子是个独生子，欺软怕硬的家伙，在我家前面住，比我大一年级，他知道我只有一个姐姐，所以总是欺负我。 我拨了吴佳友的胳膊说；“这小子总欺负我。” “谁！在哪里？”他兴奋地问。 我用手一指。 “揍他！”吴佳友一个箭步冲上去，挥手就是一拳。 其实大宝子早就看见我俩了，他心里有些胆怯，但是在我面前还不想装熊，用眼睛还白了我两下。没想到我俩一前一后像饿狼似的扑了过去，大宝子撒腿就跑，不料一块石头把他绊倒了，兜子里的土豆和青椒撒了一地。吴佳友追了上去用皮鞋连续踢着他的脑袋，周围站满了看热闹的人群。这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很高大，像个英雄，在众人面前显露了一把威风，从此以后大宝子再也不敢欺负我了。 前段时间我给吴佳友写过信，至今也没有收到他的回信，下乡快一年了也没见过面，真的很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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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2-15 13: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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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2-16 08:1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