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光焰（作者：谢鲁渤）

大乌珠

（陈训慈 1901—1991，字叔谅，慈溪官桥村，今属余姚三七市镇人。陈布雷弟。1924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中央大学史学系讲师、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1932年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又先后创办《文澜学报》、《浙江图书馆馆刊》、《图书展望》、《读书周报》等。逝世于杭州，享年90岁。 编者）

 

芳 野 吟 （2）

郑晓沧是海宁人，用他家乡方言念出来的“坊下”，音同“芳野”。诗人的浪漫意气是很容易浮现的，念着“坊下”，听似“芳野”，郑晓沧灵机一动，认为不妨就以芳野取代坊下，倒与读书人的境界更接近，这提议广获师生们赞同，芳野之名很快被传开，不过这是1941年的后话了。 

从选址到招生，分校筹备的时间仅四个多月，这不能不感谢坊下乡绅曾水清的义举。村中那座雕梁画栋的建筑，人称“曾家大屋”，本是他家私宅，听说浙大想在龙泉办分校，打算借此用作校舍，曾某几乎一口答应，而且说“想借多久就借多久”，痛快得连前去商洽的李絜非、陆子桐都惊讶不已。关于曾先生为浙大腾屋办学之事，有多种传闻，一说这大屋乃其专为儿子娶亲所建，出借时小夫妻新婚未几，另一说谓之浙大借到此屋是如鱼得水，曾却以为家屋办学，形同自家书院，于己实属如水得鱼。但不管怎么说，有了坊下曾家这一大屋，设计中的浙大龙泉分校不愁教室、宿舍、实验室、饭堂和办公场地等用房，当年七月便开始了招生工作。二十七日，数百名学子会聚永康麻车头树范中学考场，像今天一样参加也是为期三天的“高考”。

据当年杭州《东南日报》后来公布的名单，浙大龙泉分校的首届新生共为一百五十名，其中正取生一百二十名，备取生三十名。十月八日开学，到校学生在竺可桢当天日记中注明是一百四十七人，时任分校主任陈训慈的《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学生名册》所载则为一百四十一人，报到自一日起，十一日上课。

在竺可桢心里，浙大龙泉分校主任的最佳人选，显然是郑晓沧，但这年夏天郑却因肺病咯血，医生嘱其须静养，无法就任，遂打算转而延请邵裴子。不过竺也知道，这位前任浙大校长多半会推辞，就又让陈训慈做了后备。陈早年在南京时就因了师生关系，与竺感情甚笃，竺长校浙大后，陈是以浙江图书馆馆长的身份兼任史地系教授的，事实上浙大龙泉分校首任主任的担子，到底也还是落在了陈先生肩上，历时近一年半。郑晓沧虽因病不能掌校，但仍作为“特约教授”留在了坊下，或许这个满野芳菲的地方更适合静养。后来陈训慈也因病辞职回了慈溪老家，郑晓沧遂继任主任，奉职四年。

陈训慈主持龙泉分校，功绩在于为学校后来的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他的因病请辞或许正是过度操劳所致。陈在抗战岁月中与浙大的休戚与共人所周知，但若论后世之留芳，却别有一番美谈，那就是不惜身家性命，保护和转运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壮举。杭州沦陷后不久，日本侵略军中有一个所谓“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的组织，于1938年二月二十二日派出九人，由上海抵达杭州，专门寻找文澜阁《四库全书》，这是日本学者松本刚在其著作《掠夺了的文化——战争与图书》中记述的。生性敏感的陈训慈，在得知沈阳文溯阁《四库全书》已被掠运东京后，深知浙图的这套库书亦危在旦夕，心急如焚，于是一边紧急组织馆员们赶制木箱，准备装载转移，一边为着筹措运费，四处奔波，无奈身为浙图直接管辖者的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不屑此举，只应付，不给钱，再三拖延。焦头烂额之际，陈找了竺可桢，求得支持，利用浙大西迁车辆，终于抢在了日本人之前，于1937年底将这批珍贵库书安全撤离出了杭州。

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辗转颠沛，经历了五个多月的磨难波折，期间始终与西迁之浙大唇齿相依，或者说是与陈训慈患难相守。陈在龙泉任浙大分校主任时，之前也曾于此藏匿过的库书，早已“自福建浦城而至江山峡口，再上浙赣铁路，过江西，到湖南长沙，从湘北到湘西，直奔贵州贵阳”了，先是存于贵阳城西的一座张家祠堂，后避日机轰炸，转移至城北山区之“地母洞”，那里人迹罕至，非常安全，但陈训慈仍是牵肠挂肚，放心不下，其辞职固然是因病，却恐怕也不乏惦念文澜阁《四库全书》安危的因素。

（2009年8月28日，为庆祝浙大龙泉分校70周年之日，竺可桢、郑晓沧、陈训慈、路季讷四尊65厘米半身铜像安放在浙大龙泉分校旧址——芳野曾家大屋内。图为陈训慈铜像，铜像由中国美院师生设计制作完成。 编者）

编者注：据悉，陈的墓也在杭州的南山公墓，可上回去没能找到。

 

（待续89）

大乌珠

（浙大龙泉分校旧址曾家大屋。 原书插图）

 

芳 野 吟 （3）

浙大龙泉分校开学时，本部尚在广西宜山，但不久即迁往贵州遵义，并在那里安顿下来，直至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五月复员杭州，前后在黔北近七年，这正好也是分校在龙泉办学的时光。学界认为，西迁遵义的七年，是浙江大学在国内外声誉鹊起的七年，但不容忽略的是，浙大分校在龙泉的七年，可谓完全与之相得益彰，也是不同凡响的七年。期间分校招收的学生达一千多名，其中有将近十分之一者，日后成了声名卓著的科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谷超豪，宁波大学校长朱兆祥，北京工业大学校长丁儆，南京航空学院院长余承业，台湾中国文学院院长宋晞等，都曾就读于浙大龙泉分校，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孟宪承，还担任过分校教务长，故蛰居乡野仅七年的浙大龙泉分校，竟获得过“中国大学校长摇篮”的别称。

由此看来，称浙大龙泉分校所在地“坊下”为“芳野”，不见得只是那里四季芳菲、花开遍野，郑晓沧方言中的两者之同音，也仅是个巧合，就抗战时期大学教育之精神这个角度而言，分校的确如同乱世中难得的一片芬芳沃野，体现着中国教育的野火春风。“芳野”当然不是世外桃源，1942年夏，金华、衢州在日寇窜扰下相继失陷，分校面临战局威胁，也曾不得已前往福建北部山区的松溪县郊之弥陀寺暂避，不过好在时间不长，秋天就返回了龙泉。

在浙大龙泉分校的几任主任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郑晓沧了。郑在龙泉主持浙大分校的四年中，一则以其在学界的号召力，吸引了一大批全国知名教授前来任教，二则提倡和营造宽松的教学氛围，师生间关系融洽，学风清朗，三是从分校办学实践来看，与本部极其相近，既是以求是校训为治学之本，甚至也一度为避战祸而移居异地。竺可桢率浙大自泰和迁至宜山时，曾遭遇疟疾之患，郑晓沧乃亲历者，想不到后来自己率分校师生在闽北松溪，竟也为鼠疫所困，而且所居的弥陀寺还成了重疫区，一名在寺中喷洒消毒药水的江姓校工和另一位分校会计姚寿臣不慎染疾身亡，幸亏郑晓沧见情况不妙，采取果断措施，及时撤离，没有发生更多师生染疾的后果。

浙大在广西宜山确立求是校训的校务会议，郑晓沧是参与者之一，回浙江创办龙泉分校后，也将之付诸于教学实践，师生关系令人刮目。分校林学系有一门课，谓之《林学概论》，先生在台上讲森林的作用，强调的只是其产品木材为国计民生之不可或缺，说人一生中的生老病死，都离不开木材，譬如呱呱坠地，需木盆洗澡，老来故去则要棺材埋葬，等等。学生们在台下听着，以为先生所言太过片面，在森林的功能中，为人类生活提供木材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方面还在于保土蓄水、防洪抗涝，两者价值，前实用，后根本，不可以偏概全。课后，有学生将意见写成了文字交与先生。到了下一课时，先生上了讲台，未开言，先就深深一鞠躬，既是向学生致了歉意，亦表达了感谢，“万分惊讶”之下，学生们报以热烈掌声。浙大龙泉分校当年之学风，由此可见一斑。

郑晓沧在龙泉办分校，尽管只招收一、二两个年级的学生，但却是完全按照整个大学流程来贯彻其教育理念的。在郭任远离职，竺可桢尚未到任前，郑代理过三个多月的浙大校长，主持龙泉分校的职务虽谓主任，实际也就是校长。本身就是教育学家的郑，或许比气象与地理学家竺可桢，更接近于教育，论及对浙江大学的贡献，郑晓沧之首屈一指，就在于创办了教育系。时任龙泉分校教务长的孟宪承，都是郑当年聘请的教育学专家，和俞子夷、庄泽宣、沈有乾、黄翼等学者的组合，堪称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等领域中最强的师资阵容。在江西泰和新任浙大师范学院院长那年初秋，郑去重庆参加全国高级师范教育会议，发言时说，当兹国难加深之际，凡事宜踏实去做；我们将充分利用浙大文理学院人才与课程的资源，增加浙大教育专业必需的实际设施。浙大师范学院的这个办院宗旨，为与会的全国各高校师范所瞩目。 

（老照片·浙大龙泉分校1941年新建的校舍。原书插图）

 

（待续90）

大乌珠

王季梁 1888－1966，本名王璡，字季梁。王季梁是1909年由清朝政府派出的第一批的庚款留美学生。与秉志，梅贻琦，金邦正，何杰，张子高，胡刚复等47人同为清华大学史前第一届。王季梁早年就读北京大学，1909年赴美，先后获美国里海大学化学学士，密尼苏达大学化学硕士。1915年回国后，曾任教湖南高师，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浙江高工，中央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先后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等多种职务。王季梁曾长期担任“中国科学社”的组织领导工作，历任理事，总干事，社长。曾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参与创建我国的第一个国家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并担任第一任化学所所长。三十年代曾参与建立“中国化学会”，并为成立大会主席。五十年代为杭州大学一级教授，是浙江省化学和化工学会的副理事长。六十年代王季梁曾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路季讷 1889－1984，江苏宜兴人。1910年公费赴美里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留学，并获化工博士学位。1916年回国后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院、东南大学等校任教，并任中国科学院社总干事、明复图书馆馆长、上海大新化学厂厂长等职。1939年－1946年，应竺可桢校长之邀，任浙江大学教授并先后出任龙泉分校主任和杭州校本部主任。以上图片为设立在浙大龙泉分校内的半身铜像。编者

 

芳 野 吟 （4）

孟宪承应聘龙泉分校之前，人在上海。原本已随浙大去了广西宜山，因放心不下滞留苏沪的家人，复返孤岛。郑晓沧主校后，有意请孟前来主持教务，说项的方法十分奇特，竟是写了一首诗给孟：

星移物换尚流离，奔进艰难又一时。

瘴雨龙江惜长别，庆云括岭喜昭垂。

多文夙仰人中杰，乐育咸尊海内师。

此去五湖归梦近，佛山深处好栖迟。

 

或许正是因为诗人生性，教育家郑晓沧的骨子里颇多浪漫、自由、旷达激情之成分，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和舟共济这样的一些品行，使得郑在浙大龙泉分校营造了一种令学者专家们欢喜的人事环境与学术氛围，“未来者向往，已至者驻足”，是为当年分校在教育界流传甚广的良好口碑。

郑晓沧延聘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群教授？

物理系郭贻诚，讲课注重基本概念，反复强调的一个命题是：“马拉车，车拉马，为什么它们还是前进了？”从最浅显处挖掘力学原理；数学系毛路真讲的是微积分、高等微积分和微分方程，上课从不带讲稿，只带两支粉笔，“一堂课下来，刚好把粉笔用完。”学生无不钦佩，称之谓“南派功夫”；英国文学教授林天兰出题考试，题目太难，林先生说，“先作两题，等空袭警报来的时候，你们就留下卷子，管自己跑出去。”警报真的响了，学生们跑出教室，庆幸自己作完两题可以过关了，林却又宣布：“以做完三题为标准！”测试学生答题速度和应变能力之方法，别具一格。此外还有文科的徐声越、胡伦清，理工科的朱叔麟、路季讷、董聿茂、朱重光、张树森等等。当年的土木工程系学生、后为我国著名力学家的朱兆祥先生，有过这样一段描述：“文理工农，各个主要学科都布满了棋子，使得小小芳野也做到了海纳江河，有了一个大学的雏形，而不仅是英士大学那样的专门学院。”

但是浙大龙泉分校作为国立大学的一部分，自然不可能摆脱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监管，在学校的各项课程中，就有一门所谓部定的“党务教育”。授课者姓方，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按说也该是个为人师表者，却自视甚高，捧着周佛海的一本《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做教材，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尤其是对学生频频考试，让人不胜其烦，终于就忍不下去了。有一回几个学生做了假卷子，试前先发给同学，考中偷梁换柱，铃响时一起交卷，给方某演了一出恶作剧。事后郑晓沧给学生们训话说，你们搞了一次集体大作弊，这件事要彻查。那位方先生更是力主要开除做假卷的学生，由于朱叔麟、郭贻诚几位教授在校务会上的竭力反对，更因郑的态度不明，开除之议未能获得通过。说郑晓沧态度不明，其实也不尽然，他是说了“这件事要彻查”的，且在事后不久，又把为首的一名学生请到自己家里，兼做家庭教师，为两个孩子补习数学。 

这就是郑晓沧的性格魅力，你不能说他没有原则，也无法令其违心从事，在教育界一代宗师的字典里，关键词只有一个：教育。有一次晚自习，教室里的汽油灯突然熄灭，十八、九岁的学生，遇事喜欢乱起哄，黑暗中就有人大呼“打到沈金相”之类的胡话，沈是分校主管训育的老师，也是郑晓沧的学生，郑把他从著名的绍兴中学校长任上请来，正是为了加强对学生的训导。灯光复明后，学生们发现讲台上已经站着一个怒气冲冲的郑晓沧了，郑这回是真的发怒，镜片后的一双眼睛瞪成了三角形，是大家从来没见过的样子。“刚才都发出了什么样的怪叫声？”郑说，“在大学的讲堂上怎么能允许这样野蛮呼喊，大学生应有的风度都到哪里去了？”说完就拂袖而去。可是还不到十分钟，没等在场的学生们回过神来，郑再次出现在了教室，竟然一改前态，变得极其和颜悦色，又以其一贯的循循善诱，给学生们讲起了道理。郑晓沧是一位恪守宽容信条的长者，发怒乃教育无能之所为，他不能允许自己为之，故特地跑了回来，予以纠正。

孟宪承 1899－1967，江苏省武进县人。著名中国现代教育家。早年毕业于上海的南洋公学中院和圣约翰大学。1918年留学美国，入华盛顿大学专攻教育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又赴英国，在伦敦大学研究生院深造。1921年回国后，受聘于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授。1923年，受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之邀，前往任教。之后的一个时期，先后在浙江大学等国内多所知名高校任教，后专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他连续当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第三、第四届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并曾担任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孟宪承病逝于上海，终年73岁。

 

董聿茂  1897—1990，字功甫，乳名庆土。奉化班溪乡班溪村人。1928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动物系，继入该校研究院，专事甲壳类动物研究，获博士学位。1930年回国，历任浙江博物馆馆长、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杭州大学生物系主任、浙江水产学院副院长、中国动物学会理事、中国水产学会理事等职。1952～1971年 任浙江省博物馆馆长，浙江省动物研究室主任，兼任浙江师范学院教授，舟山水产学院（今浙江水产学院）副院长。1971～1990年 任杭州大学教授、顾问。当选第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董聿茂逝世于浙江杭州，享年93岁。 编者

 

（待续91）

大乌珠

郭贻诚  1906－1994，字式糓、式古，曾用名伯遗。原籍河北武清，现属天津市，出生北京。物理学家、物理教育家。我国磁学和磁性材料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获学士学位。1936—1939年 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从事宇宙线研究，获博士学位。1939—1941年 任浙江大学龙泉分校物理学教授。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青岛市委常委，民盟山东省委副主委、主要、名誉主委，民盟中央委员。1966年4月当选为济南市第六届人民委员会副市长。还曾任政协山东省第三届委员会常委，第四、五届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等。199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郭贻诚在济南逝世。享年86岁。

 

石声汉1907－1971，湖南湘潭人，出生于云南昆明。农史学家、农业教育家和植物生理学专家。1931年8月—1932年7月赴杭州任浙江大学生物系助教。1933—1936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理工学院读研究生。1951—1971年任西北农学院农化系教授、植物生理生化教研室主任古农学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任兼职研究员。晚年致力于整理、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科学遗产工作，先后完成《齐民要术今释》、《农政全书校注》等14部巨著，是中国农史学科重要奠基人之一。石声汉因患胰腺癌医治无效，在天津韶山医院病逝，终年63岁。 编者

 

芳 野 吟 （5）

关于浙大龙泉分校的写照，有两句非常贴切的诗曰：“斯文风雨会，不绝听龙吟”，作者就是郑晓沧，写在“龙吟诗社”成立之际。这个诗社的成员都是分校各系的教授，郑亲自任社长。那个时候的大学教授都会写诗，已经迁往贵州遵义的浙大本部也有个“湄江吟社”，汇聚了苏步青、钱琢如、王季梁、江问渔等名师大家。教授们在战时大学授课之余的赋诗填词，不为吟风弄月，正如郑晓沧这首诗中的另两句，是为“伫目山河靖，长歌天地心”。郑的许多诗，甚至就是在敌机空袭警报声中写下的。

约摸是1940年的深秋吧，某日，在警报解除后的归途中，望着坊下四野田园明丽、乌桕红遍，郑晓沧又想到了两句诗：“野芳多映日，红树好题诗”。也许正是这偶尔蹦出来的诗意，使一个思谋已久的念头豁然洞开，郑反反复复念叨了几遍“野芳”、“芳野”，竟都与“坊下”之读音，重叠在了一处，于是在次年元旦的全校师生集会上，他提出了以谐音“芳野”替代“坊下”的动议。

这动议一提出，立即获得了在场师生们的赞同。郑晓沧还给芳野起了个英文译名：“The Fair Field”，郑解释说，“Fair”的意思不仅是美丽的、晴朗的，读音也与“芳”字相当，而“Field”这个词，除了牧场、旷野外，还具有“战场、运动场”的意思，浙大龙泉分校是一朵战地之花。

时值新年第一天，郑晓沧的兴致甚高，又在会上把两句英诗当场译成了一副春联：“抛却旧年无罣碍，往事等尘埃；笑指前程须努力，新境又重开”。受其感染，中文系教授胡伦清也口占一联，上联引朱熹白鹿书院之典，“以弦以歌，往哲遗规追鹿洞”，下联则为，“学书学剑，几生清福到龙泉”。据后人阐释，此联表达的是郑晓沧先生“师法我国古代书院传统，强调学生自学为主，师生关怀问辩，在学院环境中相互熏陶成长的教育思想”。当年集会后，就被贴在了曾家大屋的门柱上，一直到现在还遗存于浙大龙泉分校旧址；芳野这个地名，也因了这所时称世界最微型大学和最大书院的高等学府，始终沿用至今。

浙大龙泉分校校址定名芳野，是学校在1941年开年的第一桩大事，也是郑晓沧教育生涯中最富诗意的一段佳话，更是人们日后探寻浙大龙泉分校仅短短七年就赢得芳名永存的一个切入口。身为分校主任，郑的率先垂范当然不只是改改地名而已。1942年，为纪念科学家伽里略逝世和牛顿诞生三百周年，郑用英文撰写了《新时代的黎明》一书，并应英国剑桥大学校长鲍尔温之请，交与该校图书馆收藏；隔了一年，又以英文撰写了《英国文学史纲要》。在郑的带动下，校内学术气氛浓郁，青年教师尤其活跃。譬如吴浩青、陈叔陶等，都经常写了论文在国外的一些著名期刊上发表。吴后来被学界誉为“中国电化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陈1943年在英国《土木工程学报》连续发表的《用移动和转角方法进行桁架挠度的分析》等六篇论文，当时就获取了高度评价，郑也常常以他们的奋发有为来勉励和教育分校学生。

学生陈俊元、朱兆祥爱好天文，有一天夜里在操场上仰望星空，郑晓沧恰好路过，不仅停下步子，饶有兴致地和他们谈论起星象，还记在了心里。那年的九月二十一日，中国境内有一次日全食，但龙泉不在观察带内，临近的福建浦城则可看到，郑就找来这两位同学，希望他们组织一支小队伍，前去浦城观察，并带两人去了位于邻村的浙江图书馆战时藏书点查找资料。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临出发前，郑先生竟然也拄着手杖来了，说是要和学生们一同去浦城。时年郑已经四十九岁，在青年学子看来，年纪不小了，但头一天居然跟着小分队从龙泉步行到浙闽边界的八都镇，次日才搭了货车到达浦城。观察点设在梦笔山上的浦城师范学校内，郑晓沧也不辞辛苦地一路登高而上。 

陈叔陶1913—1968，浙江余姚人。193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系。曾任龙泉浙江大学分校讲师、中山大学副教授。1950年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支援大西北，历任西北工学院、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教授。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专于钢结构及弹性力学，在杆系及板、壳结构等方面较有研究。撰有论文《桁架变位之分析》、《桥梁之二次应用》等。曾多次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陕西省先进工作者，还被授予“陕西科技精英”称号。他是陕西省力学学会副会长，并担任中国《土木工程学报》编委，还是陕西省人大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陈叔陶病逝时年仅53岁。

 

吴浩青，1914年4月22日生，江苏宜兴人。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物理化学家、化学教育家。从事大学化学教学和电化学基础与应用研究已50余年。193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曾在浙江大学、湖南兰田师范学院、上海沪江大学等校任教，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来复旦大学化学系执教，历任化学系副主任、主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委员，是中国电化学的开拓者之一，曾对电池内阻测量方法做过重要改进，被誉为“锂电子电池之父”。2010年7月18日上午，吴老以97岁高龄离开人世。 编者

 

（待续92）

 

飞宇

浙江大学的精英们来陕西的不少啊！

大乌珠

谢谢飞宇版主阅读！

大乌珠

（陈其美，1878－1916，汉族，字英士，浙江湖州人。近代民主革命志士，青帮代表人物，于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弟陈其采，字蔼士。兄陈其业，字勤士（陈果夫、陈立夫的父亲）。陈其美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为蒋介石拜把之兄，将蒋介石引荐于孙中山。1916年5月18日，受袁世凯指使的张宗昌派出程国瑞，假借签约援助讨袁经费，于日本人上田纯三郞寓所中将陈其美当场枪杀，年仅38岁。陈其美早年在桐乡当学徒。1903年春，受留学日本的弟弟影响，放弃从商道路，来到上海求学。1906年夏，东渡日本，先入东京警监学校，学习警察法律，时常和革命党人交游。该年冬，陈其美宣誓加入同盟会，立志推翻满清政府。1908年春，陈其美从东京回到上海，投身于国内的反清斗争。1911年广州起义失败后，陈其美等人召开“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简称中部同盟会）成立会，总机关设于上海，陈其美负责实际工作，积极策划支援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武昌起义成功后，上海的革命党人加紧筹划起事响应。1911年11月3日起义军占领闸北巡警总局，陈其美等人发表演说，宣布上海反清独立，接着向上海县城猛攻。4日，攻破江南制造局，上海宣告光复，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

1929年民国政府在杭州三公园建立了陈英士铜像，上个世纪60年代因故被拆除。海内外的英士大学校友们为了纪念陈英士的革命精神，筹集资金重塑铜像，于2005年4月，再次屹立在杭州孤山西子湖畔。 编者拍摄）

 

芳 野 吟 （6）

可惜由于突然间的乌云蔽日，那天的日全食最终未能看成，不过此行却促成了学校“天文学习会”于是年底的成立。这是浙大龙泉分校最著名的一个学生社团，后随学生升级，从龙泉转至遵义湄潭，又随浙大东归到杭州，一直延续了五六年。郑晓沧在龙泉主校期间，特别注重教育环境，提倡的是新鲜活泼的学习方式，学生社团的蓬勃兴盛，是诸多形式之一。“文学研究社”的严则光拟过一副对子：文社常刊王子句，华楼遥接郑公风。说的正是郑晓沧和王季思两位指导先生，这个研究社的骨干中，除了胡裕树、宁树藩等一些日后执复旦中文系、新闻学院学位委员会牛耳的知名教授，还有像唐湜这样的现代主义诗人，这位外文系的才子1943年考入浙大龙泉分校，虽然入校前已经发表过作品，但其诗歌创作中最为重要的一段“幻美之旅”却无疑是在龙泉的芳野。

还有一个例子，似可看出浙大龙泉分校学生当年宽松自由的心境，因为学校没有三年级，学完两年的朱兆祥要去贵州遵义的总校续读，临行前国文专修科的同乡翁心惠没什么可送的，就写了一首诗给他：

朱老板出门到远方去了，

满心希望贩回满载的货色。

等我在这里学会了算盘，

一起打回闹热的东大街去。

 

据说翁心惠还是个共产党，在宁波工校时做过学生支部书记，宁波沦陷后逃了出来，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因此到了龙泉什么活动也干不成，芳野是个读书的地方，学习环境少一些闹腾是好事，翁同学学会了幽默。

郑晓沧是1943年夏天离开龙泉去贵州的，一说是因病请辞，另一说是教育部打算撤并浙大龙泉分校，故萌生去意。那年的七月九号，郑已经到遵义，在竺可桢家吃午饭时，竺“请其任湄潭分部主任或研究院院长兼教育学系主任”，郑没有马上答应，并未说身体不好，倒是“颇以湄潭情形复杂为虑”。郑晓沧应该是刚到遵义，因为第二天晚上，竺可桢又在柿花园一号专门请了他，像是接风的意思，在座的还有梅光迪、王国松、王琎、黄翼、陈卓如、郭斌和、李相瑁、王倘等人，除去几位院长和训导长，都是教育系的教授。

考虑到浙大成立研究院的决定，是在竺请郑出任院长的前两天才做出，那么很可能郑离开龙泉分校来遵义，完全是出于竺的用人安排。但是在一首“卅一年除夕感怀”的诗中，郑这样写道：“莫问廛寰事，璇玑自在行。刁鸣催发白，瓢空益心清。过隙光何迅，安樊气肯平？薪传期不尽，谁与共扶倾？”很明显流露了不愿再干的意思，也就是说在1942年底，他已经打算走人了。

龙泉分校的一位学生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曾猜测说，“可能芳野发生了一次风波，使晓沧先生萌发了离去的打算”，但究竟是个什么事，其时已不在学校的他并不知情。国民政府教育部作出撤销浙大龙泉分校，将其与英士大学合并的决定，在当时的芳野掀起过一场轩然大波，全校师生连续举行三次集会，表示强烈反对。英士大学是创办于1939年的省立战时大学，为纪念辛亥革命先驱陈英士烈士而定名，首任校长（校务委员会主任）为教育厅长许绍棣，1943年4月由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升格为国立英士大学，学校当时就设在丽水，与龙泉相隔不远，撤并浙大龙泉分校，显然是出于英士大学升格之需，但对浙大而言，无疑是一种割裂，尤其在师生情感上。

郑晓沧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件事而生气，而郁闷，而萌生去意？虽然撤校风波的发生时间是在郑的“除夕感怀”之后，却不排除他对此事早有风闻。所幸浙大龙泉分校自身口碑甚佳，校内外反撤并之声广泛，竺可桢校长也为此出面表示了态度，出自教育部某要人私心的这个仓促决定，最终未能付诸实施，分校得以继续在龙泉办学，直到1946年夏与遵义总部同期回迁，在杭州会合。已经到遵义的郑晓沧，则出任了浙大研究院院长。

 

不去又有去，匆匆尽室行。

五年长作客，一别若为情。

佛岭展眉翠，灵溪悬濑鸣。

他时重到此，川渎得毋惊。

 

郑晓沧在芳野留下了这首《别龙泉》后，在一个夏日的清晨，踏上了西去遵义之途，背后回响着送别学生的歌声：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抗战爆发后，为安置战地失学青年，浙江省政府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1月筹备成立省立战时大学。为纪念革命先烈陈英士，二十八年（1939年）5月正式定名为省立英士大学，在浙江松阳、丽水设工、农、医三院，下设农艺、农业经济、畜牧兽医、土木工程、机电工程、应用化学、医学、药学等8个学系和农学、合作两专修科。1942年校址迁往云和、泰顺。1943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英士大学升格为国立英士大学。1943年至1949年为国立大学时期，一度曾将工学院划出，增设法学院，后将医学院停办，工学院仍划归，又增设文理学院。这样至1948年共设法、农、工、文理等四学院，增设法律、政治、经济、中国文学、哲学、外国语文学、史学、数学、物理、化学、森林、机械工程和电机工程等学系。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奉令移址金华。至1948年共设法、农、工、文理等四学院，及行政、财政、会计三个专修科。新中国诞生前夕，已培养各科毕业生1000余人。1949年8月为金华市军管会接管，英士大学停办并入浙江大学。英士大学历任校长为：许绍棣、吴南轩、杜佐周、何炳松、周尚、杨公达、汤吉禾、邓传楷等。背景大图为老照片国立英士大学校门。

小图邮票为1940年中华民国邮政发行普21《烈士像》邮票中的陈英士1角3分邮票。 编者）

 

（待续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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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在这第十二章中，从书中让我们相识了——陆子桐、谷超豪、丁儆、余承业、宋晞、沈有乾、郭贻诚、徐声越、胡伦清、朱叔麟、路季讷、董聿茂、朱重光、张树森、钱琢如、王季梁、江问渔、胡伦清、吴浩青、陈叔陶、王子句、华楼遥、胡裕树、宁树藩、翁心惠、李相瑁、陈卓如、郭斌和、王倘、陈英士及伽里略。

在编辑这章节时，才知道陈训慈的墓也在杭州的南山公墓中，上次去时尚不知，故再次去到了南山公墓，一并寻找后来才知的陈建功、张宗祥三人的墓地。而最有意思的是，在书中阅读到陈其美时，本不知道他就是陈英士，在搜索资料时才晓得他就是建立在杭州西湖孤山后草坪的那座铜像，故找出曾经拍摄过他的铜像照片，配制了一张当年的照片。真想不到被孙中山誉为“民国长城”、“民国起义首功之人”的陈其美（英士），年纪轻轻的虽然早早地被人暗杀了，但名声可谓是远扬，那年全国各地的挽联多达1000余副。

附：49

唐 湜 1920－2005，原名唐扬和，生于温州杨府山途村的一个书香门第。1943年考取浙江大学外文系，开始真正的诗艺探索。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外文系，五十年代在北京的《戏剧报》工作，1958年被错划右派，1961年从北大荒回到温州，先在永嘉昆剧团作临时编剧，文革期间在温州房管局下属的一个修建队干体力活，期间笔耕不辍。后来供职于温州市文化局下属的艺术研究所。唐湜在温州逝世，享年85岁。

 

宋 晞 1920－2007，浙江丽水人，台湾史学家。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曾获浙大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韩国建国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49年8月，他应原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其昀先生之邀，赴宝岛台湾工作，至今已50余年。宋晞早年追随国民党党国大老，地理学者张其昀来台，任职于革命实践研究院、国防研究院，并曾赴美担任中华民国教育部文化参事。稍后则协助张其昀参与筹组中国文化学院一事，历任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主任、史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院院长、第四任校长，为知名的宋史学者。宋晞因车祸于台北松山国军总医院离世，终年87岁。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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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50

谷超豪 1926－2012，浙江温州人。数学家，复旦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1948年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1953年起在复旦大学任教，历任复旦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撰有《数学物理方程》等专著。研究成果“规范场数学结构”、“非线性双曲型方程组和混合型偏微分方程的研究”、“经典规范场”分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三等奖、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2010年1月11日获得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谷超豪在上海逝世，享年87岁。

 

丁 儆，江苏无锡人。194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1948年赴美国留学，攻读化学工程。1950年肄业于美国布路克会理工学院研究院。回国后历任华北大学工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副校长，博士生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国家科委理论与应用力学学科组副组长，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发表多篇论文。他的许多研究与试验都直接为中国的“两弹一星”平添了一羽腾飞的翅膀。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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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51

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1564年－1642年）世界知名科学家，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者。其成就包括改进望远镜和其所带来的天文观测，以及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当时，人们争相传颂：“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伽利略发现了新宇宙”。今天，史蒂芬·霍金说，“自然科学的诞生要归功于伽利略，他这方面的功劳大概无人能及。”

 

陈卓如（1903年－1932年），浙江瑞安人。1921年进温州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后，接触新文化，追求新思想。1925年春，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成员。1929年1月，当选为中共瑞安县委委员。1930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成立后，率队编入红一团，为该团负责人之一，参加了攻打平阳县城等战斗。1932年春节，在驮山被叛徒出卖，受伤被捕，在解往温州途中，因流血过多而献身。 编者

 

第十二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