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反动标语 作者/燕臣

一条反动标语

初到口口脑包之时，冬季打苇子的繁忙期已尽尾声，但拉苇子的工作耗时相当长，一般要拖到开化之时方能结束，所以绝大部分人依然在忙碌，此处只剩下一个男生班留守。由任副连长安排日常工作，任副连长是七连调来原老渔场的渔工，家住在坝头所以不常来，当时我来口口脑包是无人管理的放羊状态，后来真得放了几天羊。

羊倌王保衡探家去了，羊圈里的羊无人看管，我是初来乍到，每天放羊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可能是认为我个子小，长得太单薄就从五班又找来一个叫谢天奕的北京知青，同我一起放羊。

初当羊倌的感觉似乎有些不适应，一旦没有了卫生室的繁杂工作，反倒觉得轻闲。谢天奕带了一幅围棋，淡蓝色的塑料棋盘平铺在沙地上，我和他摆起了黑白子。他的棋很臭，满盘几乎没什么活棋，会下的早就该交枪了；可他却不然，还在寻找翻盘的机会。我有些不耐烦了便站起身来，抬眼一望不觉一惊，一只羊都看不见了，我便高喊了一声“羊都没了！”就向沙丘后面奔去。

最终把所有的羊圈回来后，还是少了一只羊。丢羊的事情不胫而走，在连里传开了，越传越邪乎，后来传出来的话就不是丢羊了，变成了烤全羊。放羊的烤羊和丢羊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谢天奕首先沉不住气了，他去了坝头找连里领导陈述经过洗清了过失，令人不解的是他像中彩似的兴高采烈地回来了，原来他被“选为”十连参加团里活学活用讲用会的代表，无疑他与丢羊之事肯定无关了，我却没在意，既然他都能没事人似的去讲用，自然此事就不予追究了。

我想得太简单了，当时还没意识到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谢天奕是没事了，可一切责任都落到了我的头上。没过两天李副指就通知我去连部，特地找我进行个别谈话，其主要目的是劝我能坦诚接受领导的意图。

李副指说：“让你来承担此事，也不是我个人的意思，主要是谢天奕要代表十连出席团里举办的‘活学活用”讲用会。”

“这是什么逻辑，他去讲用，我就应该承担丢羊的过失。本来就是因为俩人下棋才丢的羊，怎么可能记在我一个人的头上？ ”

“你听我一句劝吧，你若承担下此事也就免生是非了。”

“就是真有什么是非，我也不怕，脚正不怕鞋歪。”

李副指见我对他的劝阻如此不屑一顾，也就没再说什么。过了几天，李副指就被调走了。本来接替他来口口脑包的是王副指，这位调来不到一年的副指导员却迟迟没有到位。

李副指前脚刚走，“闫副指”后脚就到了，她是专程来进行宣传指导工作的。副指导员闫秀峰是分配到兵团的大学生，初到十连任五排排长，后升任副指导员主管宣传。她到口口脑包的当天下午就在连部召开会议，传达下个季度的宣传任务；她的到来似乎与我无关，但午饭后通知我去开会，当我跨进连部的大门时，发现屋里就坐的青一色都是女生，绝大部分是四排的，当时，我还叫不上每个人的名字来。

“闫副指”开门见山地谈了连里下季度宣传工作的相关安排，接着她又传达了兵团战友报关于以连为单位建立特别通讯员制度的通知。我觉得她说了半天，这些事好像与我无关。“闫副指”最后招呼所有女生，以热烈掌声欢迎来自二排的新同志加盟通讯员行列，这个简短的会议就在掌声中结束了。

回到宿舍后，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的被褥散落在炕沿边，炕席的一角翻卷着，炕席下面的三本画册和一本日记不见了。见此情景我刚要发作，却被身后的人一把拉了出去，到了屋后，我才发现拉我的人是班长胡文龙。他拉我到一座沙丘的后面，神情非常紧张地对我说：“你好好回忆一下，曾经写过美丽的帝国主义吗？”

我摇了摇头，极为肯定地说：“绝对没有写过这类的言词。”

“即便没有这事也不能晓示，刚才你出去没多久，连里来了三个人，说有人举报你写了反动标语，不仅翻了你的东西，还拿走了你的一本日记和你平时画的那几本小册子，是我签得字。”

“不行！我得找他们要回来。”

“回来!你找谁要去啊！他们是开车来的，八成已经到坝头了；你还是好好想一想下一步怎么办吧？”

“这是哪个王八蛋干的？我没得罪什么人啊？”

“现在没时间考虑这些，听说交上去的是你平时练小楷的信纸。”

听胡文龙一说，我沉默了，平时我确实用信纸练毛笔字，为了节省纸张，先用淡墨，后用浓墨一层一层盖上去，当正反面都用过后随手扔掉没有什么规律，了解这些情况的只有五班的人，会是谁呢？

时间长了怕引起旁人注意，胡文龙就先走了。我边走边想，一路走来始终没有琢磨出背后那个人到底是谁！当我跨进五班宿舍的门时，有意无意地向靠窗的地方看了看，那里已是空空如也，谢天奕前两天就去团部集训了。

此事像长了腿似的在连里传开了，在口口脑包，无论男女生都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我，就连打饭排队的那点时间里，人们也没有放松过议论。终于等来了戳破窗户纸的那一天，两天后，指导员严昌文来到口口脑包，召集男生二排和女生四排全体人员开会，在大会上他披露了连里出现了反动标语案件，连里的领导对此很重视，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先让他本人从思想上认识到事件的严重性。

严昌文像个行伍出身的军人，五短身材横宽，操着一口浓重的川腔，他讲话的语速相当快，如果加之鱼鼓、金钱板伴奏，那就是一曲四川轻音。他是十连的第二任指导员，第一任指导员张继科调走后，很长时间连里没有指导员。前些日子他从乌拉特风尘仆仆地赶到十连上任，为的是参加迎送兵团领导来十九团视察。

据说他在乌拉特分团部时主抓三个连的政治思想工作，外号“严大拿”。调到十连后不久，又得了一个“严大锤”的绰号，言外之意是一锤定音，无论大事小情都得他说了算。他将我找来没有任何铺垫，就是直截了当即通知我写检查。

“写什么检查？”我有些疑惑不解地反问道。

“你是不是写了“美丽的帝国主义”？还要问我写什么检查？”

“我从来没有写过你说的那句话。”

“那么我问你写过美丽吗？”

“写过。”

“写过帝国主义吗？”

“写过。”

“这不结了！”

“但我从来没有连到一块写过。”

“现在有证据记录在案，并且与你的日记进行了比对，就是你的笔记吗！”

“能不能让我看一看，如果真是我写的，我知道该怎么做。”

“那怎么可以呢？档案资料能让你本人看吗？认真写检查，听候处理！”

“我不看到原件，一个字也不能写！”我站起身来，当面回绝了严昌文，便转身离开了连部。

只听身后叫嚷了几句，但一个字都没听懂，大概说得都是四川方言。

严昌文当天就回了坝头，形势发展的很快，听去坝头回来的人讲，我写不写检查已经不重要了，材料已经报到团里去了。后来又听胡文龙说，连里的几个领导因为此事打起来了。众说纷纭，说什么的都有，我以不变应万变，还是一个字都没写。

星期天下午趁着大家忙于清洗之际，我也开始清理一下自身，首先把我平时用的墨汁倒掉，又将仅存的两支毛笔也撅了投入了灶膛，笔杆立刻被火舌吞噬掉，望着柴锅里沸水升腾的热气，我的眼睛也湿润了，多年来这两支笔陪伴我度过了多少寂寞，可如今压在我心头的重负却让它们来承担实为不公。无奈一种发自心底的无奈使我步出了灶间，远望沙坡上成群的沙鸡在觅食，不知不觉中封冻的土地已经开始融化，枯草的根部也滋生出新绿，春回大地的瑞气势不可挡。

望着挂在中天的一轮明月，我的心绪繁乱，虽说上边近来没有理会所谓标语之事，但那件事并没算完啊！连日来我头上就像悬着一把剑，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性。真想尽快摆脱这种难熬的日子，又谈何容易。

不知为什么，事情忽然有了转机。也就是一夜之间，连里又出了一桩拉黑灯事件，这件事一出来就像风卷残云一般把一切琐事都刮得干干净净，成为人们的中心议题。事情的原委大概是这样，星期六晚上，也就是昨天晚上，连里的王副指、约六排女生吴洁到连部谈话，当时连里的规矩是每晚连部要留一名现役军人值班应负突发事件，那天就是王副指值班，可巧的是傍晚王副指就被连里的老兵请去喝酒了，只要一喝上酒，时间就不在话下了。王副指那天喝多了，已经记不起他还约了人；可那个女生却是个死心眼一直在等，等王副指晃晃悠悠进了屋，见是个女的坐在床上，顺手就拉灭了灯，接着就扑了过去，好在是一醉一醒，吴洁顺势一推，王副指便一头倒在床上，鼾声大起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切把吴洁吓坏了，她哭着跑回了宿舍。这事出来后，首先是六排的女生不干了，联名上告到团部。本来就是一件素面朝天的醉酒事件，但报到团部的书面材料却成了浓妆艳抹的绯闻。王副指面对调查材料无言以对，他只能承认当时确实喝醉酒，什么都记不清了。

时隔不久，团里下发到各连的通报，公布了事件的处理意见，当事人王万启免职就地复员回家。王副指导员到十连后，任职约有一年了，但他从十连走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去送他，那就是我和田胜品。我在连里当卫生员时和他住一屋，算起来也有小半年的时间。小田当时是保管员，平时关系处的不错，他是听说此事后专程从十三团白彦花赶来相送的。事到如今王副指已经落难了，我和小田分别为他提着行李一直送到团部，好在团里派了车，是辆212吉普车。

在车上我不想提及那件有关标语的事，可王副指却先提起了此事，他向我和小田讲述了当时要上报此事的场景。

那天晚上由指导员严昌文组织的支委会就在连部外屋的乒乓球台子前召开了，到会的是连里的五位现役军人，连长李锡福、指导员严昌文、副连长吕聚才、副指导员王万启和医生翟惠民，大家落座后，严昌文的开场白是：“把大家找来主要是讨论一下如何上报有关反动标语事件！”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停电了。屋子里一片漆黑，副连长摸黑到宿舍取来一盏马灯，屋里总算有了亮。严昌文借着亮光从文件包中取出了那张写满字迹的信纸放在了台子上，刚要讲话就被连长拦下了，“大家先听我说两句！”连长站起身来燃着了一支纸烟，抽了一口说道：“面对这群孩子，我想说两句公道话，我们每一位都是为人父者，能不能替远在千里之外的那些父母想一想，他们把这些孩子交到我们手上，为什么？就应为我们身上佩戴着人民给的三点红。如果说这真是一条反动标语，另当别论；这就是一张练过字的废纸，别说那句话联都联不上，就是联上了又能怎么样？今天我就做一回恶人，一切后果由我本人负责。”他说罢掐灭了烟，接着用手抓起那张信纸，掏出打火机付之一炬。

屋里死一样的静，过了片刻之后，副连长说道：“我先不提标语的事，不管是谁派人去的，把人家的东西翻了个底掉，结果从三个画本里也没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反映平时劳动的画面，我认为画得不错应该还给人家，可现在无论是男生排还是女生排都传着看，传来传去都不知传到哪去了？就如同连长说得那样，我们作每件事前首先要对得起我们的领章帽徽。”

“我看过那张信纸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举报人是何居心，他怎么就能突发奇想地把只言片语联成一句话，最初我准备查一查这个人的历史，他父母到底是干什么的？现在已经没必要了，东西都没了，一切都结束了，我看倒也好一了百了。”王万启打了一个圆场算是给严昌文留了个面子。支委会最终以严昌文保留意见为前提宣告结束。

如果不是在这种情境之下，我绝不可能得知这一切，沉默了片刻之后，我又问了一句：“举报我的那个人到底是谁？”王副指望着我没有做声，只是笑着摇了摇头，我不想再难为他了，也就没有再问什么。

车停在了前旗火车站前的空地上，小田陪同王副指一起上了火车，应为他回白彦花也是这趟车，我还要跟车回连，在站前我们三人就此作别。当时王副指回的是河南老家，大概是在南阳附近，此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上他，时至今日，这一别就是四十多年，如果他能看到此文，会得知尚有人依然惦念着他。

红柳湖边、之十

作者、燕然搦管

2015年6月